穷作家 作家是穷还是富

　　前苏联、东欧国家都设有作家协会，一个人一旦成为作协会员，就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保加利亚流亡作家乔治·马尔科夫在回忆录中写到，他曾与一位诗人坐在记者俱乐部，紧张地等待入会申请被批准。他们渴望得到认可，这不是来自读者的欣赏，而是来自作协所发的红色会员证，这是成为作家的唯一标准。
　　由于肩负意识形态责任，作协要比其他艺术家协会更重要，也更难获准加入。许多人年年申请，年年失败。马尔科夫心里清楚，从荷马以来的世界文学史看，这是很荒谬的。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保加利亚的前辈作家赫里斯托·波特夫都不是什么作协会员，更不用说官方作协了。最终，马尔科夫成为正式会员，诗人成为非正式会员。他们整夜在索菲亚街头游荡，接受人们的祝贺。马尔科夫不久就为当时的激动感到羞愧，明白这与文学毫无关系。
　　保加利亚作协成立于1944年，完全模仿苏联体制，是给作家提供出版机会的唯一组织，目的就是为了使作家创作党所需要的文学作品。事实上，许多“人民作家”缺乏常人的幽默感，那些只能写打油诗的诗人常常自诩为普希金，官方也封他们是天才。这成为那个时代悲剧性的耻辱。
　　使马尔科夫成为作协会员的是他的第一部小说《男人们》。小说描写了贫困的现实，却将其归因于普通人的落后，这正符合当局要改造人们思想的宣传意图。这部小说被改编成戏剧和电影，并译成东欧各国文字。马尔科夫本人也由此进入特权阶层，从工厂调到编辑部，分配了新的公寓，有了私人小汽车，可以在特供商店购物，还可以经常出国旅游，到作协的别墅度假。只要递交一份写作提纲，就可以获得特别资金与补贴。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保加利亚作协最慷慨，作家与当局的关系也最和谐。
　　保加利亚几个世纪的精神发展在倒退。制度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羞辱人的尊严，以便使他们成为麻木的羊群，向自封为神的平庸统治者致敬。上世纪60年代，有人曾讨论过知识分子为何会放弃良知，效忠政权。许多人的辩护理由是：进入体制才可以影响政策，推动体制改变。但事实上这只是自欺欺人，一旦他们进入权力阶层，就会为了利益而丧失正义感，最终被改变的不是体制，而是自己。
　　马尔科夫认识到，建立作协体制是为了让作家们停止思考。作家们不断被告知，是“我们使你成为作家的”。如果一个作家违背当局的意愿，不愿写歌颂的题材，他将失去一切。这种体制下，自然不会产生真正优秀的作品。倒是那些民间创作常反映出时代的本质。马尔科夫在回忆录中引述了这样一个政治笑话：在一次时事报告会上，主持人让听众自由提问，一个叫乌特的农民站起来问：“我们的粮食到哪儿去了？”下次时事报告会上，主持人又让听众自由提问，一个农民举手问：“乌特到哪儿去了？”
　　有一次，马尔科夫受邀去外地，与参加暑假劳动的大学生见面，这些学生正在山区修筑公路。这类见面会一般都是组织好的政治任务，事先会安排几个读者阅读作家的作品，准备几句赞扬话。但这一次却不同，当马尔科夫谈到每个人都应当对社会负有责任时，一个学生立刻问：“那么你如何使你的信念和你的特权相协调呢？”作家不知该如何回答。他知道学生的质疑是对的，他每月的收入相当于他们父母一年半的工资。
　　学生们纷纷发言，说当代作品与任何人都没关系，他们不明白作家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如果说这是在反映生活，那么作家或者不懂生活，或者在撒谎。如果说作家在提出问题，那么这些问题都是毫无价值的。他们对当代作家和批评家们都表示了极度不屑，这使马尔科夫想起了那些掌握理论的批评家，他们是些作协官员，既缺乏智力，更没有心灵。最后，他问学生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作家，他们异口同声提到从前那些著名作家的名字。老一代保加利亚作家大都穷困潦倒，但从不出卖自己的才能，时代的黑暗却被他们的高尚照亮。
　　这次会面给马尔科夫留下深刻印象，他永远忘不了一位学生的反问：“那么你是什么样的作家？马尔科夫同志。”马尔科夫最终与当局决裂，并在流亡国外后写出了生活的真相。他也因此于1978年在英国遭到暗杀。马尔科夫终于捍卫了一个作家的名誉。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