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记忆与革命情怀]乡土情怀

　　革命文艺，向来不避讳其实用性的审美教化功能。然而，文学作品毕竟不同于政治文本与历史文本，它不能将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倾向性以口号或者史料取舍的方式加以展示，而必须通过“合理”的叙事技巧，让读者“自发地”、“自觉地”从中寻觅和领悟作品所承载的情感与意境，方能在无损其艺术价值的前提下完成审美感知的传达，达到社会导向与动员的目标。正如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所言：“从道德到文化的转变也就是从头脑的统治到心灵的统治的转变，从抽象的决定到肉体的倾向的转变。诚如我们所知，‘完整的’人类主题必须把必然性转化为自由，把道德责任转化成本能的习惯，这样主体就会如审美艺术品一样起作用。”①真正的文化，应植根于人的肉体以及承载肉体的环境，而不是赤裸裸的道德宣讲，其审美价值才能得到充分的显现。充满诗意的乡村图景、原汁原味的乡风民俗以及散发着泥土气息的乡间语言……对乡土的记忆与摹写，使何存中的战争小说《太阳最红》有了走向心灵最为直接的通道，将人性的质朴与战争的残酷同时展现在读者面前。
　　一、寄寓革命情感的乡村图景
　　“献给曾经活在与继续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在小说的扉页，作者以这样一句富有深意的话表明了自己创作情感的出发点，也昭示了“乡土记忆”在文本中的地位与作用。相对于浩浩荡荡、腥风血雨的革命潮流而言，乡村显得静谧而又和谐，仿佛独立于现实时间与空间之外的另一个所在。对于像作品主人公王幼勇这样长期游历于异乡的人而言，故乡的记忆更是画面式的，静止于自己的内心深处；这一方水土永远是他心灵的归宿，也是一切理想与情感的源头。而对于试图在这部小说中寻找“革命快感”的读者而言，作品之中的乡土叙述成了解读主人公性格与命运的一扇门。田园牧歌般乡村景象的大量呈现，使得这部战争小说有了别具一格的审美韵味。
　　作品名为《太阳最红》，“太阳”也就成了文本之中不可或缺的形象，它随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革命大潮即将袭来时，太阳“从东边群山上升了起来，朝霞染红了半边天……初升的太阳不是太阳，是老天在排卵。”在初升的太阳里，藏着“孕育新生”的痛苦与喜悦，预示着一场震动山乡的革命即将到来。在“黄麻起义”前夕，“天上的太阳露了出来，满眼一片炫目的赤光。山高日近，秋旱如火，那时候他感觉太阳就在他的背上。”此时的太阳成为革命理想的象征，主人公感受到了“背太阳”的艰辛与责任。在“黄麻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叙中，天空中的太阳成了一个关键“角色”：起义开始时，“烈日在天，喷射着夺目的光芒”；胜利时，“烈日当空，山风浩荡”；失败时，“硝烟弥漫，残阳如血”。当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之时，“秋天的太阳很好，挂在天上照，照着古色古香的长胜街。”当主人公王幼勇即将被敌人活埋之时，“旱冬的太阳照着干河，河滩上的霜晒化了，气温升了起来。河滩上蒸起茫茫的雾。那雾被太阳化了，化作无垠的蓝，浮得极高极远。干冬无云。太阳裸了，浩淼无底，竞赤裸裸的，竟像伏天一样炫人。”在革命形势发生转折的时刻，“太阳”总是不失时机地“出场”；这个太阳，专属于这片神奇的土地，专属于生存于这片土地之上的人们，与革命者的情感命运相照应。
　　在乡村的图景中，人总是最为鲜活的因素，尤其是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山民。“夹在群山里的石槽冲，就像一口死塘陡然冲进了活水，打破了素日的平静。水满了，塘阔了，山民们像鱼儿一样，有的按捺不住，跳出水面，看新鲜；有的深潜水底，茫茫然不知所措。”当革命已然近在眼前的时候，山民们或兴奋或观望；他们期待改变，又缺乏改变的动力与勇气。在他们质朴的内心世界中，即便是道人修仙的处所，也设有盐洞、油洞、米洞，“寄托着山里穷苦人们精神和肉体的理想”。只有这样的山水，才能养育这样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有舍生忘死干革命的勇气和智慧。
　　以情观物，物美自现。大别山里的一花一草、一树一木，都有自己的灵性。傅氏祖坟上的松柏和王氏祖坟上的桂树，表征着两个家族，尤其是革命者代表王幼勇与反动势力代表傅立松之间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使得政治气氛陡然变得紧张，而山里的花，“一点不因政治气候影响它们的开。岭上的杜鹃花开过了，谷底的兰草花接着开。谷底的兰草花开过了，漫山遍野的油菜花接着开。太阳照耀，金光闪耀的世界里，土狗们发起了花疯，一只只不吃不喝，眼睛烧着红火儿，狂吠着追着咬着，漫无目的地瞎跑。南风起了，一阵阵燥热的风，使人无法安宁。”如今，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成了麻城一地的旅游品牌，引得八方游客前来瞻仰这红色圣地中的无边花海。
　　二、融入革命理想的乡风民俗
　　许多作者写战争小说，更愿意着眼于宏大历史场景的再现，以满足读者在其中寻找英雄、战胜敌人的“革命快感”。对此，澳洲著名华人作家黄惟群曾经表达过自己的观点：“中国文学久来热衷于向历史邀宠，寄希望于历史的参与而使作品伟岸光亮流芳百世，特别是大历史，越大越好。这几乎已成一种病，一种追求向往的不病之病；也可说，这是一种自宫，是中国文学把‘历史’当切刀对自己的文学细胞、文学生长力进行的‘阉割’。”正是这一趋向，导致现在许多革命文学作品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磨灭了一部作品应有的“人性”光芒。像《太阳最红》这样将世俗生活与革命理想并排而列的作品，也就成了一个难得的“特例”。
　　在怎样的“鸿沟”?何存中的《太阳最红》为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答案。作者在小说中加入了大量描写乡风民俗的内容，由此营造了一个高度“真实”的叙事环境。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别山人”，何存中对于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一切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也激发了自己以文学的方式“记录”下来的渴望。在他的多部小说之中，鄂东山区的乡风民俗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符号”。这部作品中傅大脚结婚的故事，活脱脱一幅鄂东乡村民俗画：两只活雁和三张鹿皮的聘礼，取自周礼；开脸、送嫁乃至于嫁妆的准备，都极其有讲究。这些，在21世纪的大别山依然可以看到。
　　每一块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气息，藉此彰显自己的地域特色与人文韵味；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哪怕是战争都摆脱不了这种独特的气息。原本说来，将大量的民俗内容纳入革命叙事，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因为它有可能冲淡作品树立与传达革命理想的效果。然而，看似长篇累赘的民俗描写，在《太阳最红》中不仅不显得多余臃肿，反而使得整个作品多了许多意趣和滋味，让人读过之后回味良久。对于读者来说，唯有通过这样的文字才能真正走进那段离我们并不十分久远的历史，也才有可能深切体会作者内心的情感，“正是在日常生活中，读者建立起自己的期待视域；任何由作品带来的改变也必定发生在同样的日常生活中。”革命理想，其根源依然在世俗的生活之中，二者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