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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合璧与三位一体的完美翻译 中西合璧设计图片

发布时间:2019-06-30 04:01:26 影响了:

  摘 要:本文通过对徐光启、傅兰雅和萨瓦里的科技翻译观的历时性对比,从翻译动机、翻译方式和翻译思想等方面探讨了三为译者翻译观的异同之处,旨在寻求中西合璧与三位一体的现代科技英语翻译观,以期对该领域的翻译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徐光启;傅兰雅;萨瓦里;科技翻译观;对比分析
  作者简介:滑胜亮(1982-),男,河北邯郸人,兰州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6-0-01
  引言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翻译史上掀起了三次翻译高潮[8]。在第二次高潮即明末清初的科技译事中,译家辈出,而士大夫徐光启名列其中。晚清鸦片战争后,科技翻译再掀辉浪,其中英人傅兰雅付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约百年后,英国翻译理论家萨瓦里提出了近乎完美的科技译论。那么三个译者的翻译动机为何,出于何缘由,翻译方式有何不同,受哪些因素的制约,以及翻译思想之间又有何联系?据此,本文探讨了中西合璧与三位一体的现代科技英语翻译观,以期为未来的科技翻译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指导。
  1. 翻译动机
  三个译者身处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徐氏生在晚明,时人备受“封建社会空疏的唯心理学和无用的八股文的禁锢”[7],自然科学远不及西方的发展,晚明又遭倭寇和满族的威胁。内忧外患之际,徐氏心系国运,“相共传译……裨益民用”[2],他从事翻译旨在发展科技、强国富民。而傅氏任职于晚清,洋务运动的兴起和中国资本主义的诞生引起世风与价值观逐渐改变,西学东渐思潮盛行。傅氏希望通过译书改变华人轻科技的落后观念以利国利民,“译书启发中国民智”、“译书外另有大益于国”[2]。二战后,先进的科技水平在国家综合国力中日趋被奉为圭臬。英国饱受二战洗礼,当时的经济地位大跌,保守党和工党的社改措施成少败多,社会整体发展缓慢,此时萨瓦里在其译论中指出:在一个科技昌兴的时代,传播与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任重而道远[1],其旨亦在增强国家实力。可见三者的翻译动机大同小异,源于目的语社会内部对新事物产生渴求。
  2. 翻译方式
  特定的目的语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个人经验阅历形成了译者不同的翻译方式。在晚明统治者闭关锁国的政策下,徐氏不懂外文,其科技译著是和西士合译而成[5],方式较简单,即“由传教士口译,国人笔述,乃至另一部分传教士与国人反复校对……最后完稿”[5]。晚晴科技翻译活动之初,仍采用“译述”[5]的方式,但受西学的影响“已有懂得外文的国人参加翻译了”[5],傅氏乃主要的口译者,曾与华士合译,但多数科技书籍都由他独自译著。而萨氏则无前两者之例。
  3. 翻译思想
  三个译者在科技翻译观上有诸多的共性。在翻译选材上,徐氏和傅氏均强调要抓“急需”,前者强调“此书为用至广,在此时尤所急需。”[2]后者则认为“平常选书法,为西人与华人择其合己所紧用者”[2];在翻译方法上,傅氏总结经验:“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2],同样,萨氏指出科技翻译着重强调译者必须悉通所译内容[1];另外,在科技词汇创新上,傅氏指出“近来中西交涉事年多一年,则新名目亦必每年增广”[2],而萨氏更详尽地指出科技词汇具有构造新词汇的特征,这些词的词义通常固定,一旦投入使用,便不再变更[1]。
  然而他们的翻译思想又独具特色之处。徐氏认为翻译西历必须“分别轻重缓急,循序渐进” [2],“述叙既多,宜循节次”[2],他对翻译并不囫囵吞枣,很注重实践测验,“昼测日,夜测星”[7],对译作精益求精,鞠躬尽瘁。傅氏是首位倡导统一科技译命的译家,并制订了相应的规则,强调优先翻译“新理新法”[6],还指出了科技翻译的标准:“不失原书要旨”即(信),并要“易于领会”即(达) [6];此外,他是唯一跨国界赴华的西士,他“坚决反对益智书会编译出版宣传宗教书籍”[5]、“智识既无国界,教育更不应有种族观念”[2],这种翻译的全球化意识是他人无法比拟的,在中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远影响。萨氏提出科技翻译是一种典型的内容重于风格的翻译,精准地传递原作的信息是译者的任务[9],此观点涉及科技翻译与文学翻译的本质区别,开辟了当代非文学翻译理论的先河。
  4. 结语
  综上所述,科技译者的翻译动机源于目的语社会内部对新事物的渴求[3];目的语社会某一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是研究这一时期科技翻译中的一项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3];科技翻译要重视共性和差异性的把握及其精微表现,不同的理论思想之间才能相济相融,互补共生,理论创新方有无限前景;科技译者既要掌握萨瓦里的翻译观,又要兼备徐光启的实践献身精神和傅兰雅的全球化意识,以构建中西合璧与三位一体的现代科技英语翻译观,借以指导翻译实践。由于篇幅和时间限制,本文仅从个别层面对三个译者做了粗略分析,尚待更全面、深入、系统的发掘与探究。
  参考文献:
  [1]、Savory T. The Art of Translation [M]. London: Cape, 1957.
  [2]、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3]、李建中,雷冠群. 明末清初科技翻译与清末民初西学翻译的对比研究[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高教版). 2011, 6 (7): 84-86.
  [4]、李侃等. 中国近代史(第四版)[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5]、黎难秋. 中国科学文献翻译史稿[M].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3.
  [6]、林辉等. 中国翻译家词典[Z].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
  [7]、罗新璋. 翻译论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8]、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9]、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0]、徐天新,梁志明.世界通史(当代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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