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忠善译【试论马建忠的“善译”论】

　　摘要：马建忠在19世纪末基于比较语言学提出了有别于中国传统译论的“善译”翻译理论。笔者将从简要介绍了马建忠的“善译“论，试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马建忠“善译”理论的局限性：它并没有摆脱传统的“忠实、对等”，也没有走出中国传统译论随想的樊篱；译者的主体性并未得到彰显，在翻译过程中受到原文的约束。
　　关键字：马建忠；“善译”；女性主义；译者主体性
　　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于1898年出版中国第一部用西方语法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古代汉语的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对中国语言学史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成为积极借助西方语言学来阐释汉语语法的中国首批语言学家中的第一人。马建忠的翻译观主要体现在他于1894年写成《拟建翻译书院议》一文，该文明确指出了翻译对中国反抗外国欺侮, 并最后战胜外敌的重大意义和创设翻译书院、展开翻译活动、培养译才的紧迫性。在这个2500字左右的中国近代翻译史名篇中, 马建忠提出了他的“善译”的理论，但他的这一独创性理论并未引起当局的重视。本文试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马氏的善译理论，并寻求对中国当代译论发展的启示。
　　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概述
　　将女性主义纳入翻译研究中去始于20世纪80年代，时至今日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加拿大的弗洛图和西蒙，戈达尔得和斯皮瓦克等。他们的主要理论大致可以归类为三个方面：消除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重新界定译作与原作的关系，译文应于原文具有相同的地位，而不是译文从属于原文，并且主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发挥主体性；翻译不仅仅是完全关注“文本”，还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翻译隐士在一个宏观的大环境中进行的，不应只是拘泥于“文本”。
　　目前中国关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研究来源于西方，目前这一理论在国内仍处于“介绍、梳理阶段”，并未形成完备的的研究体系，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
　　二、马建忠“善译”翻译观的主要内容
　　马建忠的“善译”翻译观主要体现在其于1894年成文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中。马建忠在这一文章中从西方比较语言学的角度阐释了其“善译”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如下：
　　“夫译之为事难矣! 译之将奈何? 其平日冥心钩考, 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 字栉句比, 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 委曲推究, 务审其音声之高下, 析其字句之繁简, 尽其文体之变态, 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 则一书到手, 经营反复, 确知其意旨之所在, 而又摹写其神情, 仿佛其语气, 然后心悟神解, 振笔而书, 译成之文, 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 是则为善译也已。”
　　这段文字篇幅不长，意蕴却是相当丰富话。马建忠认为，要做到“善译”，译者必须平常对原语和目的语都有深入的研究和娴熟的双语驾驭能力，而且对双语的字源及其异同都有深入的研究。在翻译过程中，要注意到原文的音调、句法结构、文体风格及文章的主旨精华之所在。在反复阅读理解、吃透原文的情形下再摹仿原文的“神情”风骨和语气。再有了这一系列的前期译前准备工作后再动笔翻译，则可“心悟神解, 振笔而书, 译成之文, 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正如陈福康在《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一书中所言，“这就已经涉及到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致进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领域了”，译文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这“已与现代等值翻译理论非常接近” (陈福康：2000,90)。
　　三、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善译”论
　　首先，马建忠的“善译”理论是基于比较语言学，分别从字、句、文体及音调方面对译者提出了要求，并且要求译者“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通观其文，不难发现马氏“善译”论中的“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并不能够“尽兴而为”,在字、句、文体及音调等方面受到原文的束缚，译者的主体性受到束缚，原文是“主”而译文是“仆”，译文从属于原文。这正是女性主义译者长期以来力图打破、颠覆的对象。马建忠的“善译”论在其提出之日自有其先进性和科学性，但是随着该学科的继续发展，它的不足之处也是日益显现出来。
　　其次，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在对译者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之后译者将会“心悟神解，振笔疾书”。何谓“心悟神解”？很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在这一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对此笔者亦是不得而知。通过在中国知网上输入“翻译”“马建忠”检索出相关文章共35篇，由此可见关于马建忠“善译”理论的研究并不多。即使在翻译研究大行其道的今天，马氏的翻译理论同样未受到相关学者的重视。马氏的“善译”论虽是基于西方比较语言学，可以说是从当时的西方“引进”了一股新鲜的空气，给中国译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但是“善译”论并未跳出中国传统译论随想式、点评式的牢笼。
　　最后，细读马建忠的“善译”论，明显可以看到他对译者的要求：“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而曾无毫发出入于期间”。这是何等的理想化，几乎就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境界，早期中国译界人士的一个梦，译者的“桃花源”，可望而不可及。
　　马氏的“善译”论基于语言学理论，强调原文的至高无上地位，要求译文“无毫发出入于期间”，忠实原文。从女性主义翻译观看，这十分不利于译者发挥其主体性，对原文进行解读，再创作。其次，“善译”论并没有对两种语言转换中涉及到的文化因素进行分析，将语言置于一个近乎“真空”的环境中，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会限制到译文预期取得的效果，使得本着“善译”观翻译的译文与“善译”几乎背道而驰，南辕北辙，因而“善译不善”。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即使借助西方语言学基础，马建忠的“善译”论也未能跳出中国传统译论点评、随想式的牢笼，“善译不善”。中国译论将何去何从，如何向前发展？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87-91.
　　[2] 顾卫星. 试论马建忠的“善译”理论 [J]. 江苏大学学报 9.6(2006): 81-83.
　　作者简介：唐明丽 (1987—)，女 ，学校：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文学院，专业：英语语言文学，学位：硕士研究生
　　逯慧敏(1987—)，女，学校：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一年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