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词如果某天一无所有 杨照：所有一切都跟着读书而来

　　盛夏，37度，南海路星巴克忽然成了闹哄哄的避暑之地，填满了人，连走路都要侧过身子，桌子挨着桌子表示隐私无可遁形，而卡其裤白衬衫的杨照坐在其中一张小圆桌边，打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开始书写，仿佛包围他的是巨大的宁静。
　　每一天他要上课，要主持广播，要撰写专栏，要写社论，要出版新书，要陪女儿练琴，还有许多因朋友拜托而无法推脱的采访、顾问工作，能够留给小说的时间其实很少很少。
　　写小说就像拉小提琴，停下来就不会了
　　先抄一段陈芳明在《台湾新文学史》中对于杨照的描述—
　　“杨照，本名李明骏，可能是五年级世代生产力最旺盛的一位作家。他写小说、散文与文化评论。作为知识分子，他延伸出去的知识触须，可以说横跨文学、历史、政治、经济、音乐、艺术，已经接近百科全书的领域。他的专业是历史，写作重心则放在社会现实。很少有一位作家像他那样，对于新闻事件可以观察得那么透彻，却又能够把时事与历史想象衔接起来。在小说创作上，他擅长后设历史记忆，建构自传体与家族史。
　　“杨照的文学魅力，主要还是在散文方面，由于理性与感性兼具，对读者产生的冲击远远大过他的小说。”
　　也就是说，杨照的社会影响力主要来自他的文化、时事评论以及不在《台湾新文学史》论述范围内的讲学，而非已出版的小说如《莲花落》《大爱》《红颜》《暗夜迷巷》《背过身的瞬间》，这一点杨照本人比谁都清楚，但他却始终认定自己是个小说家，一个把写小说视为生命核心却同时“做很多杂事”的写小说的人，以及，一个读书的人。上个月他飞抵重庆宣传《对照记1963》，从成都到重庆的旅途上，手提箱被主办单位搞丢了，“里面有什么重要东西？有小说稿吗？”同行的马家辉紧张地问。杨照想了想，皮箱里当真有一万多字的小说稿。
　　只有亲近的朋友知道十年来杨照每天“练习”写小说，就像钢琴家为了上台演奏必须日复一日的弹练习曲，弹哈农。
　　他是早慧的人，十二岁开始有意识地读书、写作，十三岁到十八岁是一段疯狂写诗以表征叛逆的骚动青春岁月，一直到发狠检视少作且自评“不成熟”，到承认“写诗靠天分”，才放弃了做一名诗人，与诗决裂。
　　写诗靠天分，但小说不然，“写小说不同于游泳、骑脚踏车，学会了就会了，终其一生不会忘记”，杨照如是解释他的小说写作论，“写小说比较像拉小提琴和弹钢琴，它们都不是自然的事，当你停下来，五年十年不拉不弹不写，不会就是不会了，没有就没有了，小说家和演奏家必须每一天不断地练习，就算再有天分也一样。”
　　会如此比拟，缘自杨照一段为其往后人生投下阴影的小提琴学习历程。他练过六年小提琴，但这并非出于书香世家的音乐教养课程，而是学校老师的任性指派。为了撑起班级乐队，老师认为李明骏家在晴光市场卖高级服饰，连大明星崔苔菁都光顾过，理当担负得起让孩子学琴之务，便把学提琴的差事丢给他。结果他遇到了从维也纳回来的雷老师，雷老师鄙弃台湾老师的教学内容，却使用了高压颤栗式的东方教学方法指导杨照，所以每一次他总是像走向地狱般地走向老师家，总是在神经绷紧的恐惧中拉琴，不知老师的弓何时落到身上。他害怕到不敢对老师、对父母说自己不想学琴不要练琴。
　　杨照的父亲原来是做会计的，由于家里的服饰生意做得有声有色，便成为妻子的帮手，他教育子女只凭一句话：“这款代志（闽南语，这种事情的意思）若不会自己想，一世人捡角。”凡事都要子女“自己想”，就算收到学校寄来的杨照旷课单、小过单也一样。台湾人说“捡角”，就是没出息、没有用、不成材。
　　后来雷老师离开台湾，“凡事自己想”的杨照从此不拉琴，甚至不听小提琴曲。为什么不听？其实他根本拒绝去想这件事。
　　于是读建中时全班已没人知道杨照拉过小提琴，台大历史系时期他是学问驳杂、笔墨酣畅的才子，后来到美国留学，专研思想史。“从台湾到美国，我不断地买小提琴CD，却从来不拆。”第一个发现杨照这种“接近于精神疾病的异常行为”的是他的妻子彭秀贞。
　　后来他们有了女儿其叡，其叡四岁便开始学钢琴，杨照解释其中的矛盾：“因为我上过台。”因为上过台，杨照知道能够上台演奏是多么了不起的事，他知道人和音乐之间有一种关系，一种境界，只有演奏的人能够达到，能够进入，“就算音乐鉴赏力已经达到大师等级，那都和自己演奏不一样。”
　　不可能上台演奏了！他不希望女儿在十五岁时发出这样的遗憾，却没有想到走上音乐之路的女儿会回头来敲碎他内心的硬块。
　　反正很奇怪，女儿上小一后开始要求拉小提琴，杨照当然不准，“为什么不行？”女儿一直吵，妻子也几乎要和他翻脸，“我学过小提琴，知道学小提琴有多难。”最后他被逼到不得不说出真正的理由，关于一个孩子与小提琴的搏斗和伤痕，那个被层层隐埋起来的故事一旦说出口，就像一道光束射进长久以来阴暗的洞穴，杨照终于打开封印，能够去检视雷老师如何把音乐放进了他的生命里，“他是一辈子对我最好的老师”，当然还伴随创伤。没有雷老师的音乐课，恐怕就不会有今天开古典音乐基础讲座的杨照，也不会有写音乐散文《想乐》的杨照。这也是杨照写在《寻路青春》里很重要的一段少年回忆。
　　但是想回头再拉琴，杨照的手已经全然不听使唤了，那不是曾经练没练成的事，他说，比较像东西被丢掉了再也找不回来。九岁能弹莫扎特协奏曲的神童，如果一年不弹两年不弹，当神童长成为大人，他就和所有从来不曾弹过琴的大人一样。船过水无痕。
　　就像写小说。大部分人以为写小说和写散文一样，但对杨照来说，那是不一样的事，散文跟着个人，只要知道“我”怎么想就能写出来；而小说，必须知道每一个角色是怎么想的，若没有这种想象力、感受力和表现力，就会让每一个人物说话都像是“我”在说话。
　　千眼千手，这正是杨照日复一日练习的所在，“如果我不能用不同的方式描述一个同样的场景，譬如我现在所在的星巴克，我就没有把握在小说中书写这个场景，因为我不知道要用谁的眼睛去看它，如果我不知道要用谁的眼睛去看，小说写出来一定很难看。”
　　有一天他在厨房做菜，听女儿反复练习一个小节，他默默地数，一共练了一百多遍。是啊，曲子或文章，只有自己确实、长久地练过、写过，方知其难，也方才懂得敬重与欣赏惊天之作。后来他与女儿在车上听柴可夫斯基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爸比，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女儿问他。“有一天能上台弹柴可夫斯基第一号钢琴协奏曲？”他说。“不是，”女儿摇头，“是不用练习就可以弹柴可夫斯基第一号钢琴协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