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放手发展专业服务 政府发展名词解释

　　2011年12月11日，乌坎村村民薛锦波在看守所羁押期间突发心源性疾病猝死，这本是一起意外事件，却被境外媒体以刑讯逼供为由掀起新一轮炒作。部分村民受到蛊惑，情绪激化，采取了强烈的对抗措施，处置工作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和艰巨。其实，关于薛锦波的死因，最有发言权的是法医。作为专业人员，法医凭着自己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操守，足以向公众答疑解惑，澄清事实，平息不满情绪。但因平常我们就没有重视培养和尊重专业人士的独立性和公信力，法医没有直接面对公众的经验，公众也没有形成倾听专业人士权威意见的习惯，所以在关键时刻难以发挥法医应有的作用。
　　同样地，在此次事件中，村民们向政府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其中，大多数诉求合情合理，但也有些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比如收回已经转让的土地等，不仅涉及合同的履行与诚信，还涉及土地受让人合法利益的保护，更超越了政府的权限，除非土地的转让存在恶意串通。对这些诉求，工作组有土地问题专家进行审查，还有律师提出专业意见。工作组配备律师是一大进步，如果村民也聘请律师，所提利益诉求先请己方律师把关，是否会在法律上更靠得住一些？进一步设想，如果政府抽调资深的、与事件无利害关系的律师组成法律委员会，受政府委托对村民利益诉求进行相对独立的法律审查，是否既能避免村民与政府的直接冲突，又能使村民的利益诉求得到更令公众信服的法律判断？
　　还有，在财务问题上，工作组从各级财政、审计部门抽调多名专业人员，在追收账本、确保财务资料完整的基础上全面进行财务审计，发现原乌坎村委和乌坎港实业开发公司这两个核算单位存在大量损害村民利益的财务问题。我们也可以设想，在某些境外媒体蓄意煽动把矛头对准政府的情况下，如果委托由资深注册会计师组成的独立的审计委员会，或委托有名望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村财务进行独立审计，相比政府工作人员组成的财务审计小组，不管专业水平是否有差异，所得出的审计结论是否会更有公信力一些？是否更能让村民、公众和国际舆论信服？
　　运用专业服务处置重大事件，或者说运用专业服务创新社会管理，是政府面临的新课题。过去政府习惯于大包大揽，公权似乎无所不能，没有请专业服务帮忙的需要。还有一些官员出于傲慢的心理，没怎么把其他社会力量包括专业服务力量放在眼里。这在利益主体单一、利益关系单纯的社会条件下尚能勉强应付，但随着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化，大包大揽的做法越来越捉襟见肘。一来法律对政府的授权是有限度的，政府并没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管理资源，只能学会老老实实地做有限政府；二来无限的权力必然伴随无限的责任。大包大揽看似威风凛凛，实则要对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的利益诉求承担无限责任。让有限政府承担无限责任，就算有心，也实在无力，所以，虽有官员们整天疲于奔命，可老百姓既不感恩，也不买账。为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政府作为单一的管理主体已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必须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尤其是鼓励专业服务机构以专业服务和专业管理的方式参与社会管理。
　　可是，专业服务并不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长期以来，专业服务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除了医师多在体制内生存，起点略高一些外，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专利代理人等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经常只在收税时才被人惦记。可以说，整个社会亟待形成对专业服务的正确认识。以行业定位为例，这群人虽然被归为“新的社会阶层”，但行业、机构和人员并没有使用“专业服务业”、“专业服务机构”和“专业人士”这些与国际接轨的叫法。行业被称为“中介服务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评估师事务所等却被定性为“中介组织”，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专利代理人等也被说成是“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仔细推敲，光是“中介”二字就让人疑惑难解。中介者，居于二者之间也。可在同一交易中，专业服务只能提供给一方当事人，如果同时为双方当事人提供专业服务就会构成利益冲突，可见，专业服务并不能居于双方当事人之间，那么 “中介”之意从何而来？再者，“中介”二字既未反映专业服务业知识密集、人才密集的行业特征，也未表达专业服务业自身的发展规律，因为与房地产中介、劳务中介等不同，它不是为了撮合交易，也不是为了单纯的赢利目的。法律服务帮助定纷止争，化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规范、不和谐因素；注册会计师服务以经济鉴证为主要职能，服务于市场建设和企业管理，引导和优化资源配置；评估行业则提供定价服务，防范交易风险，维护交易安全，等等。毫无疑问，没有专业服务业，很难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和法律秩序，专业服务业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和“社会公平的助推器”。既然如此，怎能用“中介”二字了之？
　　反观那些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专业服务业都被定位为现代服务业的高端产业，专业服务水平也被用来衡量市场经济的发达水平和社会的文明水平。香港有句家喻户晓的说法叫“发于三师”，指的是香港资源有限，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靠服务业，其中，又主要靠以“律师、会计师、医师”为代表的专业服务业。看看香港专业服务业的发展史，除了良好的法治环境，也没见香港政府有什么大的作为，不过“放手”而已。比如在管理方面，香港的行业协会没有政府主管部门，执业许可也不由政府核发，而由行业协会核发。对不当执业，政府也不施加行政处罚，而由行业协会进行行业处罚。这些做法不一定符合内地的现实，但值得关注。它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专业服务对公权的依附性，使行业专注于提高专业水平、专业技能和专业操守，在强化行业自律的基础上增强行业的社会公信力。再比如在税收方面，香港对专业服务业通常只以利润为基数收15％的利得税，平均下来大约相当于收入的5％。而内地的专业服务业仅营业税就占了收入的5％，还不算所得税和其他税费。这一差别意义重大，因为在CEPA协议和《粤港合作框架协议》之下，内地专业服务市场正逐步向香港同行开放，两地的同行将有更多合作，当然也有了更多竞争，只是竞争形势对内地同行很不乐观，因为税收政策的差异已基本决定了胜负。
　　一句话，新的社会形势需要专业服务参与社会管理，但要以专业服务做强做优为前提，因此，政府应当重视并放手发展专业服务。
　　（作者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常委、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