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东西之际,通天下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地之变成一家之言

作者：陈刚

学海 1996年10期

　　校完阿奇·巴姆的《比较哲学》一书译稿，掩卷沉思，觉得应当为这位智者写些什么。阿奇·巴姆是早已成名的美国著名哲学家，曾与我国老一代学者方东美先生有过交往。巴姆先生知识广博，成果众多，是著作等身的人物，在很多领域都有建树，早在50年代就曾先后出任国际比较哲学学会和国际系统哲学学会主席，足见其在国际学术界之地位。近年来巴姆先生年事已高，但仍笔耕不辍，常有引人注目的新作发表。1994年他以87岁高龄来华访问，与我院哲学所作多次交流，并商议建立巴姆比较哲学研究室，推动我所的比较哲学研究，我译的《比较哲学》，就是我们合作计划的一部分。

　　《比较哲学》一书篇幅不过百页，翻译成汉语只有数万字，但却浓缩了非常多的内容，比较哲学的性质、地位、功能和标准，东西方哲学（以中、印、西为代表）的特点与差异，乃至建立世界哲学的构想，统统在这位哲人考虑之列。该书语言凝练，分析深刻，意见独到，非常有参考价值。时下国人时兴研究比较文化、比较哲学，但西方的比较哲学著作介绍起来还不多，有也枝枝节节，缺少总体的了解，巴姆这本书的翻译出版应当说填补了空白，或至少对我们从新的视角把握东西文化大有帮助。当年太史公写《史记》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巴姆的比较哲学理论似可以说是“究东西之际，通天下之变”，而他的世界哲学构想可以说“成一家之言”。

　　究东西之际——巴姆的中、印、欧哲学比较

　　究东西之际，即考虑东西方文化特别是东西方哲学之差异是巴姆比较哲学研究之重点，也是他的论著中新论迭出、颇有启发意义的一部分。

　　然而，东方与西方，在巴姆眼里始终由三大主要文明所构成；印度、中国和西方，其中亚洲有两个。因此巴姆不同意把中国和印度简单归于东方文明，与西方比较。相反，他认为中国和印度迥然不同，本身就有独立自在的价值，与西方文明遥遥相对，分别代表了不同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因此比较哲学最基本的内容应是中、印、西文明比较。其中西方文明以古希腊和古希伯来文明为源头，中国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印度则以佛教、婆罗门教为主干。

　　上面的简单叙述包含了巴姆比较哲学研究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东西方文明有三个主要的文明而不是两个；二是比较主要比较文化差异而不是相同，虽然他认为人类的同远大于异，但既然进行比较所重视的还是异而不是同，否则各文明没有独立自在的价值了。

　　巴姆东西哲学比较还有两个基本的原则或理论前题。一是任何概括都有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不可能在历史上始终如一。二是比较应尽可能平等和公正。不要拿自己的东西来套别人，评头论足。如西人用自己的理论比较东方人的实践，易觉得他们的实践显得欠缺；而东方人用自己的理论来衡量西方，就会觉得是堕落，因此应尽可能平等比较。

　　但巴姆深知这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在书中就谈到这样一件事，一次在印度的山特涅肯作讲演，当时他力图表现得客观、公正、全面，尽可能详细列举各种观点，而不轻易贬褒。但一位印度人提醒他又长又细的条目表正显示出西方的多元理想特征，而一位视万有为一视自我为婆罗门的印度人不需要这样一个表格。巴姆发现自己“无意中表现出一种典型的西方偏见”，“至少我试图超越我的文化的理想是失败了。”〔1〕

　　是的，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他必然属于一定的民族和文化。即使力图客观公正的比较哲学家也如此。巴姆的东西方哲学比较正反映这一特点，他的比较围绕两个基本的部分展开：意志和理性。

　　意志和理性是西方文明的基本范畴，甚至可以说是两条主线。古希腊哲学家探讨理念、形式、万物之原型和逻各斯，科学家创立欧几里德几何学，盖仑的血液循环学说，还有构建民主制度，航海经商殖民，无不表现出强烈的理性主义精神。另一方面早期古希腊丰收后狂欢纵欲的酒神精神又表现出重视意志与欲望的另外一种倾向。基督教君临西方精神界天下以后意志主义占了上风，但不是人的意志，而是神的意志，保罗、奥古斯丁都宣扬上帝的意志高于一切，普通人只有诚恐惶恐、虔信上帝，理性与欲望都受到抑制。启蒙运动使理性主义抬了头，科学革命使普遍主义、决定论盛行，也促进了理性主义的发展。但19世纪浪漫主义的发展又使意志占了上风。至本世纪初，尼采价值重估，叔本华把世界作为意志和表象的思想重新受到重视，弗洛伊德的思想更风行一时，重视意志和欲望的非理性主义大有压仰理性主义之势，但理性主义也不示弱，科学、民主、自然法等仍构成社会结构深处的精神支撑。这就是几千年来西方历史的大体情况。巴姆先生围绕“意志”与“理性”比较东西方哲学可以说是抓住了要害，但同时也表现出典型的西方立场，因为无论印度还是中国都没有西方式的“意志”与“理性”概念，当然思想还是有的，惟其如此，其比较的角度与结论常有我们意想不到之处，颇堪借鉴。

　　关于意志，巴姆先生的概括是：（1）欧洲人鼓励欲望， 印度人抑制欲望，中国人接受欲望。（2）欧洲人鼓励能动，印度人鼓励被动， 中国对两者都需要并依次接受。（3）欧洲人把进步理想化， 印度人把永恒理想化，中国人把现在指向理想化。（4）欧洲人倾向于改变事物 ，印度人倾向于将变化视为幻觉，中国人视变化为自然。（5）欧洲人把商品生产理想化，印度人把无所眷恋理想化，中国人把享受人生理想化。（6）欧洲人把他们任性的理想设想为上帝的特点， 印度人把他们无意志的理想想象为无相梵，即无差别的存在，中国人把他们自愿的理想描绘为道。

　　如巴姆所言，这些概括过于简洁，但还是抓住了持久性要旨的某些根本东西，许多世纪以来它们参与范畴人的精神。总的说来，西方人外向、能动，重视欲望和欲望的满足，为此倾向于改变事物，追求进步，并发展生产，以把生活搞得更好。而印度人则抑制欲望，因为欲望在他们看来就是恶，摆脱一切欲念，心如止水，一片沉寂，才能进入理想的无差别境界，是为涅槃或无相梵。中国人则是自然主义，接受自然所发生的一切，不反对也不去改变，而注重享受现在的时光，注重与自然，与周遭的一切和谐相处。

　　因此欧洲的理想人物是个生产者。他可是一位农夫、一位木工、一位工具制造者、一位科学家或士兵，他并非全知全能，但在他的领域他是行家里手。技术、知识和效率是他的最高德行。而印度的理想人物是一位行瑜珈者，他沉思冥想，解脱一切欲念，达到身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境界。中国的理想人物则是一位自然主义者，他顺应自然的本性，同时又遵循自己的本性，重视享受现在。

　　关于理性，巴姆先生认为：（1）欧洲人把理性理想化， 印度人把直觉理想化，中国人则接受领悟；（2）欧洲人把实在主义理想化， 印度人把主观主义理想化，中国人则接受分享。

　　为何把理性理想化呢？因为在西方人看来，理性是理解能力，也是方法。如果我们了解某物的性质，那么就能预见它怎样运作并避免可能产生的灾难，并尽可能用之造福。相信我们预测事物性质的理解能力是可以理解的，而理解的也就是合理的、理性的。巴姆指出，为寻求理解，常运用分析的方法，对事物各组成部分作分门别类的研究，这样的研究诚然细致，但生命消失了，生命不可能由已分割的部分重新聚集而成。

　　印度人把直觉理想化则抓住了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且既快又好，没有中介步骤的干扰，至少在印度人看来如此。

　　接受领悟则把事物既当整体，又当作部分，既确定又不确定，既变化又长久。每件事物都有自己的小道，同时又体现大道，因此应接受和领悟而不是干预它。

　　巴姆进而从形上学和方法论的角度对这些特征进行探讨。把理性理性化就是认为有限与确定比无限和无差别的东西更真实，一物的部分比整体更真实，当然柏拉图的理念论是个例外。印度的无相梵学说则相反，无差别的存在被当作唯一真实的东西，其它都是幻象。中国思想则既接受部分又接受全体，既确定又不确定。每个事物的本性不仅有其全体（道），而且每个道都包括其对立的部分阴与阳，它们相互区别，但又不可分离。巴姆指出：“中国人倾向于把不太清楚的区分理想化，既没有把对立面（阳与阴）理想化为无共同之处，因为它们共同分有道，相互间又部分的不确定，又没有把共有的（道）对立面本身的区别加以净化这样的观点理想化，他们发现自己接受了一种‘既——又’逻辑：每一事物不仅仅存在，既有阳又有阴（a与非a），其本身可区别于它们，但又没有完全区别于它们，而且每个对立的部分（不论阳还是阴）都有自己的对立部分，如八卦图……再次应用了‘既——又’逻辑。”〔2〕

　　巴姆对中国思维方式特别是“既——又”逻辑的方法论研究颇值我们重视。在巴姆看来，西方思维方式的特点是：或者a或者非a，但不能两者都是，排中律界限分明。印度的思维方式是：既不是a不是非a，又不是既a又非a，也不是既不是a，又不是非a，四角否定净化一切界限。中国思维方式特点是：“既——又”逻辑，事物之间有区别，但不是很清楚。应当承认，巴姆的分析还是很有道理的，我们老祖宗的思维方式的确是左右兼顾，面面俱到，无一遗漏，但就是有些含含糊糊，模棱两可，不置可否。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用于行为处世难免圆滑世故、锋芒不露，但对认识事物说来却无确定性和针对性，让人无所适从。直到建国后我们还常在某些领导人的讲话看到“既——又”逻辑在流行，既要这样，又要那样，看似全面周到，其实意义不大，至少从西人眼光看，没有什么信息量，等于没说。如何做到“既与又”，语焉不详，无确定界限，全凭个人把握，对指导实际工作意义不大，领导却很容易推卸责任，因为说“既与又”总是很容易的。

　　而西方追求确定性，追求差异、追求把握现象之后的实在与规律，促进了科学的兴盛和理性主义的发展，在这方面我们要补的课还很多。

　　必须指出，巴姆的分析实际上是以西方的理性主义为参照系的，他用西方的“理性”概念对应印度的“直觉”和中国的“领悟”，即表现出这一特点，因此巴姆的分析如他自己所言，难免表现出他的西方偏见，尽管他力图少些。他的理性参照系主要是近代西方理性，因为理性主义兴盛在西方主要是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以后的事。而他用以比较的东方则停留在古代，如印度古代佛教、中国道家和儒家学说，这也同他对东方了解不多有关，特别是对中国了解其实很有限，主要是老子的《道德经》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还有《易经》与八卦，而《道德经》以后2000多年中国历史他不甚了了，所以看他谈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常有雾中观花之感。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一直停留在内部，反而对许多东西熟视无睹，而一个站在外部立场，特别是站在西方理性主义立场的哲人用比较哲学的眼光对我们的东西重新打量，反而可能得出一些新颖和意想不到的结论，对中国思维方式“既——又”逻辑的分析既是一例。作为中国人我们也许以后仍很难避免使用这一方式，但无疑应该慎之又慎，否则帮不了什么大忙，反让西人嘲笑矣。

　　通天下之变——巴姆的比较哲学理论

　　刚才主要介绍巴姆的东西方哲学比较，并作简单评述，下面从理论层面即一般意义上谈一谈他的比较哲学理论。

　　在巴姆看来，比较哲学是什么首先涉及对哲学是什么的看法。他认为哲学至少包括6个基本的组成部分：问题、看法、方法、活动、 结论与影响。问题主要是关于自我、社会与宇宙及其相互关系的性质、起源、发展与未来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产生各哲学学科。而哲学作为对智慧的热爱产生于人的信念受怀疑之时，“思考何种观点为真，愿意虚心接受任何正确的观点，愿意接受经验和理性的指导，以及既考虑选择的可能性又在缺少足够的证据之时搁置判断，都是哲学态度的组成部分”。用哲学的态度与方法解答哲学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就是哲学的。这样的有关人生、社会和文明结论、活动、方法、态度和问题的影响也许是哲学之为哲学的最有意义的部分。

　　比较哲学是此意义上的哲学。一方面，它的问题如哲学其他部分一样，探讨自我、社会与宇宙的性质，探讨认识、存在和价值的性质；另一方面它对比较的特殊关系产生一些特殊问题。巴姆认为，比较哲学在最低意义上包括对世界主要文明观点的比较，在最高意义上包括对所有文明所有观点的比较。巴姆自己是在前一种意义上即比较印度、中国、欧洲三个主要文明意义上进行自己的比较的。

　　巴姆认为，比较哲学有自己的主题，自己的价值，自己的历史和标准。例如，它能够为概括各主要文明流行趋势提供证据支持。一位比较哲学家可通过对其他文明哲学的比较达到对自己文明哲学的新理解，而各文明的哲学也可以说具有一种互补的性质。因为比较促使各文明哲学相互激化，能够对许多问题获得新的洞见。如巴姆所言：“当我们在得出结论时能够把越来越多的因素考虑进去，我们观点的正确性就会增加。当我们从更多文明更多哲学家的著作中获益时，我们为什么不能实现对事物本质的更充分理解呢？”〔3〕

　　巴姆在考察比较哲学的历史和标准时尽可能列举各种观点，广引博证、材料丰富，当然仅限于英语出版物，但所列“标准”却来源广泛，几乎包括了所有可能被当作标准的标准，并设身处地阐述其成立理由，从此角度看似可说是“通天下之变”。

　　关于比较哲学的标准巴姆列举了9个，并都作了具体阐释。（1）以自己的哲学为标准；（2）无标准；（3）以普遍特征为标准；（4）以独特性特征为标准；（5）以经过选择的特征为标准；（6）理想的标准；（7）以所有特征为标准；（8）以发达的世界哲学为标准；（9）以以前比较过的特征为标准。

　　以自己的哲学为标准从大众角度看是个常见的方法，既使是熟悉很多哲学的比较哲学家其固有的习惯与信念也难以改变。“因为他的哲学信息与习惯是一个更大存在与习惯复合体的组成部分，已经与他的语言结构与内容、他们社团中的大多数、受文化制约的社会交往类型融合到一起，他根据它与他人发生联系，还融合到他的自我概念，他关于安全、尊重、友谊与成功的希望与恐惧之中。他们兴趣在于以所接受的信息为真理”。〔4〕但一个人不能过于武断和自信， 否则不可能从比较哲学中得到任何东西。当然，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好奇心并愿虚心考察其他哲学主张，直到得到更充分理解的洞见，那么他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虽然他可能会根据自己的观点作出判断。

　　无标准是相对主义观点，包括文化相对主义、个人相对主义和时间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每个文化都是自己判断的基础和标准，没有所有文化的共同标准。个人相对主义认为个人独一无二，因人而异，因此没有共同的标准。巴姆列举了洛克经验主义和宗教改革的例子，认为这种观点对比较哲学家而言提供的希望比文化相对主义要少。时间相对主义认为每个人的经验都是当下的，过去的已不存在，未来还没出现，关键是把握现在，如禅宗瞬时学说和存在主义。从此角度看不存在什么标准。

　　以普遍性为标准与以独特性为标准则分属两端，一抓住同，一抓住异，殊途而同归，不过哪些特征具有普遍性，哪些具有独特性的问题却悬而未决。以经过选择的特征为标准重视历史情境的选择，但历史情境乃至文化是个复杂的格式塔系统，在此情况下比较哲学家所面临的任务是对系统加以比较而不仅仅比较孤立的特征。那么一位比较哲学家就会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同与异交织的复杂迷宫，它使实现一种清楚而系统比较的理想显得渺无希望。

　　理想的标准是超越自己的文化，以公正的立场考察世界所有哲学。但如前所言，巴姆先生在印度作一次讲演时发现这样的想法近于空想，至少他自己的努力是失败了，尽管他力图做到这样。他不得不提出一个更大胆的设想，把那些有可能成为比较哲学家的儿童送到各主要文化的本土培养，这样他们就能超越一种文化的局限和偏见，在长大之时作出自己的新的融和。可是没有一位哲学家是在儿童时期就预定身份而有意培养出来的，特别在当今分工复杂、职业丰富多彩而哲学日益清淡的时代，这个想法更近于奢想。

　　巴姆又提出以所有特性为标准，以以前比较过的特征为标准和以发达的世界哲学为标准三种可能的设想，可是如果以所有特征为标准实际上等于无标准，没有意义。何况把握所有特征在技术上也不大可能，以以前比较过的特征为标准相对说来更确定一些，但所有比较过的特征不加选择统统接受，跟上一种情况也差不多，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以发达的世界哲学为标准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看法，以未来希望出现的一种理想为标准，至少是一种美好的向往，对此下面还讨论。

　　总之，所有可能列举的标准巴姆都列举了一遍，并力图加以理解，他这样做并不是赞同这些，而只是想穷尽各种可能性，这又表现出他的西方特点。那么，他自己有没有倾向性意见呢？可惜语焉不详。他似乎赞同理想的标准，即超越自己文化的偏见公正地考察所有哲学，但他同时又承认难以做到。在谈到第9 个标准时他说已提及每种设想都值得一提，都对整个景况作出了某些贡献，除了无标准的设想。但这样说等于没有自己的标准，这是我们多少有些遗憾的。

　　成一家之言——巴姆的世界哲学研究

　　现在我们简单讨论一下巴姆先生的世界哲学构想。这个构想是巴姆比较哲学思想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是巴姆先生自己最珍视和最富有创造性的一部分。

　　巴姆先生晚年用很大精力通过他的世界哲学学说，表现出一个学者的人文关怀、超越意识和世界主义精神，这是很令人敬佩的，不过关于世界哲学，他另有专著，我们这里所涉及的只是他在比较哲学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部分，仅此也是需要加以介绍的。

　　所谓世界哲学，在巴姆看来，“是那些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思想，因为它以内在地一致于人类本性和人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为基础，它将包括一些体现于各文明的文化之中的理念，但只是一些。”〔5〕那些错误的理念当然不在其中。

　　巴姆设想，在此基础上实现一个大综合，建立世界文化，世界哲学。从此热忱的理想出发，巴姆先生对西方文明长期以来灵肉二分、二元对立的状况以及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深为不满，对中国文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却十分欣赏。1994年他在与我所的学术交流中明确表现出这种态度，曾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在1995年出的《比较哲学》修订版中他增加了附录“比较哲学与世界哲学”，不仅表述了他的世界哲学理想，而且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法与步骤。他提议美国国家大学建立一个专门的世界哲学研究所，“来寻求发现所有人都赞同的那些思想”。

　　他的4点设想是：（1）寻求发现普遍同意， 确认为理解人性所需 要的所有思想，包括完善人类幸福的方式。（2）对那些认为自己具备世界哲学资格的哲学进行测试。（3）设立展示人类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展览馆，以防止文化上的种族灭绝。（4）尊重文化差异， 除非证明它们有害于人类福利。

　　也许有人对普遍同意是否可能提出疑问，巴姆认为人类本性是相同的，所有人关于这些普遍人性肯定有某些信念是相同的。如每个人都吃喝穿住等。这些方面的一致容易确认，不容易的是文化上争端难决。但也不是没有一点共同的东西，巴姆尝试概括了三个普遍同意：（1）用爱心化解仇恨；（2）待人如己；（3）勿有非份之想。不难看出，巴姆所列举的三个普遍同意分别是西方基督教、中国儒家、印度婆罗门教的基本原则，巴姆的比较世界哲学构想显然想综合三大文明的成果。

　　但是，这样的概括未免过于抽象，姑且不论它们是否能代表三大文明的基本精神，即使能够成立也由于过于抽象而很难产生多少实际的用处，至少，意图综合各主要文明的世界哲学宏伟大厦很难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

　　巴姆设想在普遍同意的基础上构建世界哲学，胸怀和眼光都非常阔大，令人尊敬，但似乎带有相当的空想色彩，甚至也可以说是笔者所见的当代最具乌托邦色彩的学说。世界大同，可以说一直是人类的美好理想，但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一直是充满着矛盾和差异的，理想的冲突与不一致似乎比一致更是历史的主线。这也不全是坏事，个性、差异与多元一直是历史发展的不竭动力，相反，整齐划一、天下一统反易造成僵化与停滞。当然对差异也不能强调过甚。因为不一致所带来的流血杀戳给人类造成的损失也最大。无论如何，天下定于一多少是空想。如果有英雄人物出来靠强力强行推行一统的理想，反易造成暴政和恐怖。这是为多少历史证明了的。

　　从西方历史的角度看，巴姆的设想并不是主流，占主流地位的是个人主义，多元化的思想，巴姆在谈到西方哲学特点时所说的差异与确定特征也说的是这个情况，特别自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来个人主义、自我主义发展过甚，造成很多混乱与冲突。在此意义上巴姆的世界哲学构想可以说是一副解毒剂。而他关于综合东西文化所长的主张也可激励我们在未来的世纪去完成更有超越意义的融合和创造。从此角度看巴姆先生的研究永远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祝巴姆先生健康长寿！

　　注释：

　　〔1〕巴姆《比较哲学》1995年修订版，世界文库出版，第37页。

　　〔2〕同上第68、69页。

　　〔3〕同上第12页。

　　〔4〕同上第26页。

　　〔5〕同上第101页。

作者介绍：陈刚 江苏省社科院哲学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