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寻根与价值关怀] 关怀生命价值包含哪些方面

　　一、“文化书法”提出的时代语境 　　 　　仰望中国文化艺术的星空,可谓群星璀璨。其中,最富有民族文化特色并占据核心位置的一个星座便是书法艺术。中国书法凝聚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智慧和文化基因,“是一种体验生命本体的审美符号。它浸淫于中国古老的哲学美学之中,在笔飞墨舞的音乐律动中,完成一种时空的审美形式”,[1]它的点线变化、结体取势、章法布局以及笔墨情趣等,蕴含着传统文化思想的精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商周以降,书法艺术的风格因时代而嬗变:商周的朴拙,秦汉的气势,魏晋的风骨,盛唐的法度,以及宋元的“尚意”和明清的“尚趣”,书法艺术承载着中华文明发展的足迹,历经数千年沧桑总以不同的风貌反映出时代精神,传递出历史文化的审美魅力。
　　时至今日,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西方现代文明和后现代文明的强势入侵,中国的文化主流经历了大众化转型,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新的特征:“在功能上,它成为了一种游戏性的娱乐文化;在生产方式上,它成为了一种由文化工业生产的商品;在文本上,它成为了一种无深度的平面文化;在传播方式上,它成为了一种全民性的泛大众文化。”[2]在文化的大众化转型的语境下,中国的影视、文学,包括艺术品都成为了供大众消遣的手段,渗透着商业策划的痕迹。大众文化所具备的商品性、时尚性和媚俗性在当下消费型社会里得以充分展现,而作为中国国粹的书法艺术则日渐式微,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从事书法创作的人以功利的目的和游戏的心态对待书法艺术,一味将书法艺术大众化、世俗化,甚至按照西方的理念趣味消解中国书法传统,营造出所谓的“西化书法”和后现代的书法行为艺术。
　　几乎与此同时,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与文化主流的大众化转型形成参照,那就是“国学热”的出现。从20世纪90年代起,国学的行情一路飙升:国学班开办、国学大师开坛、国学博客圈开放、孔子学院、孟母堂等纷纷成立……真可谓“千年礼乐归华夏”。追溯起来,悄然兴起的“国学热”其实是社会转型时期民族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的一种折射。xx十年浩劫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中国加入WTO后,受西方文化的侵袭和干扰更为明显。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以及商品经济对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冲击,许多人充满迷茫、困惑和焦虑,感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3],精神层面的危机促使人们到传统文化里去寻找心灵的慰藉和归属,转而呼唤一种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关怀的文艺作品的出现,从而导致“国学热”的兴起。
　　据此,可以看到在今天的文化艺术市场上,一方面,是作为卖方市场的主流文化大众化转型;另一方面,是作为买方市场的文化消费者对具有精神力度和文化底蕴的文艺作品的强烈需求。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所长王岳川教授提出了“文化书法”的核心理念。所谓“文化书法”,意在“突显中国书法的文化根基和内涵,强调文化是书法的本体依据,使书法成为文化的审美呈现,文化与书法具有非此不可的关系。书法是‘无法至法’的艺术形式,是超越技法之上直指心性的文化审美形式。”[4]即强调文化与书法的内在联系,“走近经典”、“走进魏晋”,体悟书法的文化高度和精神厚度,提升书法的文化品位,张扬书法的文化意识,发掘中国文化精神的本源。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标志和灵魂,是民族的凝聚力之所在,是民族之根。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科技,会走向衰败;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则会导致亡种。王岳川教授心怀引导整个文艺界的审美价值观的魄力和胆识,树立起“文化书法”的旗帜,在全球化语境下表现出深厚的文化寻根意识。所谓文化寻根,即在历史的参照下理解现实和未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积极向上的内核,寻找民族精神的立足点。王岳川教授强调通过书法艺术来寻绎和表现传统文化的“精、气、神”,一方面传承了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另一方面,也为社会转型期的人们传达了一种审美情操和价值关怀。
　　
　　二、“文化书法”的“中国性”风格
　　
　　作为学者书法家,王岳川不仅学贯中西,出入儒道,濡染佛禅,具备广博深厚的文化根基和学识涵养,而且精通琴棋书画,具备敏锐的审美感觉和艺术悟性。学术与艺术彼此启示、文化与书法相互渗透,学者的文化底蕴和艺术家的才情交融在一起,使王岳川把握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精髓,终于博采众长,“万法归一”,创造出众体兼备而又自成一体的“文化书法”。
　　王岳川教授的“文化书法”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为依托,提倡真正的“中国性”风格,“即具有鲜明的中国风范、中国血脉、中国身份、中国指纹式的书法风格”[5]。一方面,他注重从民间书法和经典书法中汲取营养,保留书法的自然精神和文化底蕴;另一方面,他强调通过书法抒情达意,将心性、情感、文化、经典融为一体,在感悟的瞬间达到神与物游,在心手合一的过程中提升自我精神,创造出主客体融为一体的书法意境。在书写过程中,王岳川往往将自我的人格精神和情思意趣倾注其中,表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领悟。如他狂草《礼记・中庸》中的名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就形体结构而言,字形大小错落,气脉贯通,上下有牝牡相得之致;笔断意连处,静中生动,呈现出飞扬的态势;全篇有5个“道”字,每个“道”字形体有别,神态殊异,成为贯穿全篇的“书”眼,深刻地暗示了道无常存,变幻莫测,同时又“万变不离其宗”的真谛。就书写风格而言,八面出锋,苍健峻峭,但又不失敦厚质朴,于遒劲中透露出秀丽,在粗放中包含着雅致。刚与柔,和与峻,雄与秀就这样此中有彼,彼中有此地交融在狂草“中庸句”中,两相矛盾却又和谐统一,含蓄蕴籍地表现了儒家文化所推崇的“中和”之美,同时又透露出书写者人格心灵的率真、洒脱与从容。
　　由于王岳川深谙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在创作中能博观而约取,将儒、道、释的文化精髓像盐溶于水一样融入他的书法作品中。他书写“依仁游艺”,选自《论语・述而》中的名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笔法清新俊逸,遒劲灵秀,淋漓的墨气变化将崇尚审美情操,雍容达观的儒教精神表达得游刃有余,在温润含蓄中呈现出学者的文化积淀。
　　“天地五行”是王岳川书法中的相当精彩的作品。《庄子・知北游》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表明宇宙万物的构成与自然界的奥秘都存在各自的和谐规则和秩序;《五帝》篇中记载:“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五行”是万物之宗,且相生相克,生化不息,维持着事物之间的动态平衡。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称人为“五行之秀”、“天地之心”,可见“天地五行”渗透着深厚的人文意识和哲理意味。王岳川将“天地五行”书写得恣肆开张,奇峭的风骨之中包含着雅逸之气,浓情淡意,枯姿湿态,表现出复杂的质感,在黑白相生的召唤结构中传达出多重哲思意义,直观地指示并启发观赏者的智性和联想。
　　“大势至”,则语出佛教。根据《观无量寿经》记载:“以智慧力,拔三涂苦,得无上乐,故名大势至。”大势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右胁侍,简称大势至,与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的左胁侍)合称为“西方三圣”。大势至菩萨以独特的智慧之光遍照世间众生,所到之处天地震动,令众生得无上之力而大精进,所以称大势至或大精进。王岳川书写“大势至”,融入了于右任的笔法,古拙雄强,浓重的笔触中凝聚着巨大的力量,暗喻中国文化世界化的“大势”正在到来。书写者的气魄和胸襟使作品产生了一种崇高的美感,让人感到书写者对中华文化的远景满怀憧憬和欣慰,洋溢着乐观向上的生命情怀。
　　“淡然无极”出自《庄子・刻意》篇:“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庄子所推崇的“淡然无极”是一种有无相生,虚实相济,无所为而无所不为的自由境界。在王岳川挥毫下,“淡然无极”的结体自然萧散,笔势内敛,寓骨力于飘逸之中,笔酣墨饱处又以飞白来点染,内有虚实、动静、开合、屈伸等诸多矛盾,并在对立统一的矛盾中显示出清新出尘,质朴而烂漫的情趣,籍此启发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求得精神的超脱和心灵的愉悦。
　　王岳川的这些书法作品让人流连忘返,不仅在于流动的线条呈现出形式的美感,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更重要的是在笔墨意趣之中传导了一种心性之美和哲思之美,蕴涵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可以看到,王岳川以儒、道、释的思想精髓入“书”,既有积极入世,在现实中为社会尽责,实现人生价值的儒家思想;又有淡薄名利,保持超然的旷达态度,追求生命自由舒展的释道思想。王岳川看到了儒、道、释三家思想的相通,又将其融合互补,通过书法艺术表达圆融自足的“中国性”风格,意婉而旨远,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寻根意识,而且寄寓了他本人的审美理想和价值关怀。
　　
　　三、“文化书法”的价值担当
　　
　　王岳川不仅是一个书法家,更是一个有价值担当的学者。面对当代艺术精神之光的消散和价值的颓败,面对先锋书法的唯技术主义、唯美术主义、唯视觉主义及拜金主义,王岳川推崇书法的正大气象,强调书法家的价值操守,认为书法直指书写者的心灵境界,使书写者的心性人格,知识才情记录在案,是书写者人格胸襟、文化积淀的投射。因此,书法创作和个体的心性修为,内心的中正之气、浩然之气密切相关,“书法要达到炉火纯青绝不能满足于技法,真正的书法家都是在‘技进乎道’的历练修为中去追求宇宙大化的心性价值,那些止于技滞于巧的书法是不足观的。”[6]书法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生命行为,融入了书写者的德、才、胆、识,反映了书写者的意态风神和心性价值,一个伟大的书法家,必须以人格修养、文化底蕴作为技巧的根本,有无这种根本,是书法家与书法匠的分水岭之所在。书法家只有通过长期的养气积学,才能使笔下的创作达到内充实而外光辉的境界。
　　在谈到书法的社会功能时,王岳川指出:“就价值层面而言,书法艺术是人的不断延伸的精神表达形式,具有独特的文化生态平衡和审美教养的功能。可以说,书法艺术同样有一个基本的道德底线――调动人性和人类性共同的心性价值,创造既合道德又超越道德的更美好的东西,和人的生活的温馨、内在的感动和不断的精神拓展紧密相关。”[7]王岳川强调在书法创作中融入孔孟老庄、经史子集的内容,籍此传播中国文化的审美编码。“文化书法”除了艺术表现功能外,还具有精神性传达功能,寓教于乐的陶冶功能。“文化书法”传达的是中国式的儒、道、释精神,已超越了艺术性而作用于人的意志和精神,能给浮躁、彷徨、失落的中国人以“根”的感觉和一种精神信仰的指引,从而实现书法对人的心灵和人格的塑造。
　　2008年5月底,为深切悼念汶川大地震中遇难的同胞,王岳川和许多书画界的同仁积极投入到抗震救灾的主题创作中。王岳川在海外大学创作的“艰难兴邦”,将忧国忧民的豪情转化为黑白二色的精简抒写。“艰难兴邦”的风格磅礴大气,布局独具匠心,寓奇险于和谐之中;果断的方笔与婉转的圆笔组合在一起,行凝重与超迈之内;笔势浩气喷薄,奇情四溢,有切金断玉之力;特别是“邦”字的最后一笔,让竖画自然垂长,将兴邦道路的漫长隐喻其中,奇伟纵逸,遒峻奔放,给人以痛快淋漓,正义凛然的审美感动。
　　王岳川笔下的“艰难兴邦”一方面熔铸了经世治邦的儒家文化精神,以及中华儿女开阔豪迈、雄强自信、坚忍不拔的气概;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创作者“放心”、大胆的精神气象,能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思想震撼性。这幅作品有风骨,有力量,也有情怀,表明只有具备深厚广博的文化根基,才能担当文化的道义;只有仁义道德修养达到很高的水平,才能使笔触承载全民族的理想;也只有德(道)与艺相互统一,才能达到书法艺术的至善至美境界。
　　在今天,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伦理范式、心理结构、审美取向等体现出失落、失范或虚无状况,庸俗的文艺作品的泛滥更使人的无所适从感、碎片感和无意义感日益增生。当章子怡与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而相提并论,逊色的是孔子而不是章子怡的时候;当戏说经典、颠覆名著蔚然成风,充满灵韵的唐诗宋词被改编成色情诗词的时候;当一代年轻人都在津津乐道《大话西游》中孙悟空的罗曼史,迷失在《戏说乾隆》中皇帝的风流史的时候,我们的媒体和文艺工作者是否应当考虑,受众在需要娱乐快感的同时也在期待着审美理想和价值关怀?我们的媒体和文艺工作者是否应当躬身自省――我们有没有通过文艺作品来树立民族的自信心和崇高感?当物欲主义和消费文化演变为一种意识形态,进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时候,谁来拯救我们的灵魂?谁来塑造我们的精神?谁来重构我们的价值体系?
　　王岳川教授的“文化书法”一扫当前矫情作态,外强而中空,媚俗哗众的时尚,具有至大至刚,渊博而恢宏的气象,并从个体修养、人生励志和生命修为等精神层面上给人以价值关怀,无形中把握了社会文化结构的需求趋势,让人耳目一新,成为文化大众化时代的精神盛宴。正如王岳川教授所言,文化书法的使命在于使传统和现代能在年轻一代的心性价值上统一起来。虽然任重而道远,但只要每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文艺工作者都能摒弃浮躁,以不媚俗、不讨巧、不拜金的心态投入到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的事业上来,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如生生不息的种子孕育在炎黄子孙的血脉之中,并代代相传。
　　
　　注释:
　　[1]王岳川:《书法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2]尹鸿:《世纪转型: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时代》,《电影艺术》1997年第1期。
　　[3][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3页。
　　[4]王岳川:《书法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5页。
　　[5]王岳川:《书法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
　　[6]王岳川:《书法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7]王岳川:《书法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6页。
　　
　　魏颖:中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慧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