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血性”的湖湘文化】崇尚性自由的国家

　　新时期的历史小说为我们展布了历史文化的全息图景。其中，唐浩明的作品“注重历史氛围和文化气息的营造”，以“浓浓的书卷气”和“很强的理性穿透力”形成他个人信笔写实、文化气息浓郁的突出风格。
　　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唐浩明对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诠释和反思，是从湖湘文化开始的。湖湘士子，是唐浩明历史小说中的第一大人物系列，包括同治年间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罗泽南、江忠源，戊戌前后的杨度、黄兴、蔡锷、谭嗣同、王�运、唐才常、陈天华、宋教仁、熊希龄，等等。他们远承屈贾遗风，忧国忧民，近受湖湘之学的熏染，不甘于皓首穷经，在近代中国屈辱柔弱的历史背景下，表现出积极的“入世”情怀和雄强的湖湘特质。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原初儒家文化本来雄强刚毅，在宇宙、人生面前显得桀骜不驯，敢于与天相齐，有一股内敛的强劲动力和原初的文化血性，其隐含的悲剧精神，也体现出“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崇高气节。但千年教化后的儒士，却多温柔敦厚、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逐渐失去了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最不该泯灭的血性与强力，最不应消磨的尚武精神。晚清时代，西方的坚船利炮，使封闭自足的礼仪帝国，不但暴露出物质文化的落后，而且暴露出精神文化的暮气和低迷。唐浩明的历史小说在注重塑造娴雅气度和文人风范的同时，高扬湖湘文化的“霸蛮”（死硬作风）和“崇尚血性”，更多地是凸现原初儒家文化的精神气脉――知其不可而为之，从而营造出阳刚的气魄，复活出强健的民族精神。与当时疲软腐朽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其中尤以《曾国藩》为代表。
　　曾国藩作为一个农家子弟，没有过硬靠山，没有特殊禀赋，更没有特别机缘，加上身处乱世，体弱多病，胆气薄弱，他的一切功名和军功，都是力排万难、徒任艰巨得来。他以湖南人“打脱牙和血吞”作为座右铭，并引祖父“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作为祖训，谱写了一部刚毅顽强的奋斗史。作者有意凸现曾国藩周际的种种矛盾冲突，使其面临千难万难，突出其强毅的文化人格。
　　如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创建湘军，“事权不属，文恬武嬉”，使曾国藩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难和矛盾当中。意欲有为、客悬虚寄的曾国藩与腐败、趋利的地方官场、绿营之间的矛盾，使他不能容于长沙，“逼走衡洲城”；辛辛苦苦练成一万水陆“雄师”，本“期望建不世功业”，却不料在靖港初遇敌手，就惨败而归；自己兵败受辱，通城不容，庸官、政敌陶恩培却蒙恩荣升。打下武汉，一洗耻辱；可进军江西，三次兵败于石达开。因战事不顺，徒靡钱粮，受到湘军后方湖南官场的指责；因讨要军饷，弹劾陈启迈，遭到战区前线江西官场的排斥；因建有功勋，使“胜则相忌，败不相救”的友军不配合；因拥有重兵、身为汉臣，使防范之心日重的满清朝廷不信任。曾国藩最后走投无路，感慨自己五年的“艰难辛苦、屈辱创伤之多，正如眼前的锦江水一样，倾不完，吐不尽。”眼前天昏地暗，心情万般苍凉，数次试图自杀。“入世”士子这种“经世”之途的艰难和欲“经世”而不得的绝望，读者可感同身受：真正是生不如死，能吏不如庸官！
　　但最终，曾国藩却以近世湖湘人的雄强、血性，驱散掉心中的阴霾，认识到“圣贤之所以为圣，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相信“事情有所激有所逼，乃成”，遂“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咬牙立志，忍辱负重，再度出山。并参透儒道，接受陈敷“明用程朱之名分，暗效申韩之法势，杂用黄老之柔弱”的劝告，与官场庸吏虚与周旋，“知其雄，守其雌”，以“宁静谦退的心灵”，“做出壮丽奋进的事业”，终于围破安庆，攻进天京，以农家子弟、一介书生、编外练勇做成了当时皇家贵胄、合朝将帅、经制之师都没有完成的盖世奇功！他的确为千千万万不懈奋斗者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文化的成功范例。体现出曾国藩个人雄强的人格魅力，一定程度上，也突现出湖湘文化、儒家文化即便在当代，依然有其积极、强大的生命力。唐浩明借助事功和形象，开掘内在的文化精神，让读者感悟“历史智慧”，使读者于笔墨行走当中，与主人公一起，经历心灵的煎熬和历练，最终感奋于曾国藩的胜利，并最终悟得人行天地间，“强毅之气，决不可无”。遇到困难，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徐图自强，从而焕发出精神的强力。
　　杨度作为“湘军”后裔、“湖湘士子”，自认为“越办大事越有精神，越处难境越有兴致，且生性顽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非韩（愈）薄柳（宗元），不选读“功名之学”，不选攻“诗文之学”，甘冒“油烹刀锯，甚或毁家灭族”的危险，徒徒选修能“入凌烟阁、上封侯榜”的“帝王之学”。就是这种文化血性的体现。他留学日本，与异域女子千惠子深深相爱，滕原家族许以亿万家财和成为日本议员的条件倾情挽留，他却能够最终告别知心爱人，抵制住庞大财富和光明仕途的双重诱惑，毅然回到祖国。就是屈原爱国精神在近代的活版。即便与风尘女子静竹的相恋，也因为定情之物（拜砖）是妙严公主虔诚礼佛的见证，而获取人生进取的寓意：“以她那种拜佛的恒心去克服困难，朝着自己认准的目标走下去。”同样表现出气节的崇高，焕发出精神的亮色，处处表现出湖湘文化的雄强和刚毅。小说中，唐浩明用大量笔墨叙写杨度创作《湖南少年歌》一节，并借此对湖湘文化作了富有感情的回顾和总结，几乎全文引用《湖南少年歌》近千字的歌行，礼赞近世湖湘士子的巨大事功。其中“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与历史上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遥相呼应，唱尽了湖南人的豪迈与悲壮。小说中谭嗣同慷慨赴死，陈天华愤激沉江，一抹鲜血，一江悲水，同样与楚湘先哲屈原作着精神的交流，以崇高悲剧为湖湘文化的“崇尚血性”作了最有力的注解……
　　唐浩明在小说中，如此不惜笔墨，甚至浓墨重彩地写出近世湖湘士子的巨大事功，并不是想宣扬英雄史观，刺激读者平庸的心灵，或以事功诱引读者去追逐功利；他以事功写文化，让读者感悟“历史智慧”，实是希望每个湖南人，每个中国人，每个读者，都能够从他的小说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寻找到历史的智慧，成为人生、事业、家庭的成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