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戏曲现代戏的农村视阈:戏曲现代戏

　　 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为戏曲现代戏的创作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创作资源，但是，在一大批农村题材戏曲现代戏涌现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农村题材的戏剧创作水平亟待提高，缺少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急功近利，把农村题材戏仅仅看作一个简单的政治任务，甚至像1958年那样‘写忠心、唱忠心、演忠心’”；“创作者艺术观日趋单一，个性匮乏”；期待“农村题材戏剧经典诞生”。①综观新世纪至今的农村题材现代戏的舞台呈现时，除了豫剧《香魂女》、川剧《山杠爷》等少数优秀的、真正复归人的本体、挖掘人的心灵世界、表现人的“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卡西尔语）的作品以外，大多数作品，或停留在政治层面的肯定、道德层面的讴歌上，或爬行于生活的表层，把贴近生活简单理解为再现生活，并在再现的过程中根据政治、道德等非戏剧因素对生活与人进行“过滤”、“净化”、“升华”，从而使本应深厚、鲜活的艺术形象趋于虚假，大大地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仰视：对先进人物基于意识形态层面的讴歌难以使生活典型转换为艺术典型
　　
　　对于现代社会中戏剧的使命，谭霈生先生曾有如下的论述：“戏剧以人自身为目的，指的是要超越从属于政治和经济之类的短视的功利观，承担起重新塑造人的感觉方式与构成……这一使命已经摆在我们面前。”②因而，我们不妨这样认为：戏剧（包括戏曲）创作者只有以自己独特的生活认知和独有的生命感受，“超越从属于政治和经济之类的短视的功利观”，最生动地揭示人的本性特征，才能自豪地说自己的创作已完成了从社会学层面到人学层面的转向，成为戏剧现代化进程中值得后人记载的成果。然而，在新世纪以来戏曲现代戏中着力塑造 “新农村建设带头人”的这类作品中，由于作者对现行宣传口号进行简单的认同和图解，对现实生活进行类似于新闻报道的出于政治目的的经过精心矫饰的描述，缺乏对生活进行哲理透视，缺乏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洞察，忽视了艺术的典型化是由艺术的特定规律所决定的这一原则，简单地以生活典型代替艺术典型，观众看不到作者从人的内在生命、精神世界去思考人、人性、人生，看不到对人物（特别是先进模范人物）心灵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刻画，没有深入开掘社会变革时期作为个体的人的精神世界及其诉求的变化与发展，观众只见台上的先进人物在做什么，却不知或难以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因而很难产生共鸣，更谈不上给观众以人文精神上的人生启迪了。究其原因，窃以为是由于长期以来戏曲现代戏被过多赋予宣传教育的政治文化任务，在这种宣传教育意识驱使下，创作者本应深入开拓的思想的锋芒被深藏，放弃了自己内心对外部世界的审视与把握，抛开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把自己的感性认识费力地塞入为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同的框子里去，编织一个平庸的、没有任何棱角的故事和人物，其故事主题不是泛政治化就是泛道德化，甚至在矛盾冲突的编织和取舍上，不惜对现实进行简化、扭曲，对现实矛盾进行想象性的化解，以对外部世界主流意识形态的迎合代替对生活本质的触摸与感受。
　　如果说戏曲现代戏缺乏戏剧“诗学”神韵的原因之一在于作者陷于以宣传教育为主题的创作困境的话，那么，使其“失韵”的另一原因则是作者一方面在坚持意识形态上的“绝对保险”之余满足于自身多年的创作经验和技巧，对于一些自己认为有可能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或有碍于对正面人物的道德精神的塑造的素材采取了回避策略，如淮剧《十品村官》（剧本刊载于《剧本》2004年第8期）中，主人公在前一场还表述着自己的犹豫：“……不知是走还是留”，切光之后他却立刻开会向村民讲述集资款兑现问题并动员大家养狐狸以达到致富的目的，人物塑造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环――人物心理的复杂变化被剧作者省略了，人的生存本相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性内涵让位于对崇高、舍己为人的时代精神品格的歌颂，具有无限丰富性的“人”这一独特的个体生命被机械地简化为道德符号。另一方面，在认识到题材的单一性、局限性带来的情节的僵化和枯燥之后，剧作家也试图通过一些看似“有趣”的情节设置来改变这一现状，但由于最初的创作仅仅定位在政治属性上，因此，个别情节的“强塞入”一方面由于“杯水车薪”难改本身的缺陷，一方面由于过于急切和刻意，使其在情节的选择上流于“臆造”和“虚假”。如《祥云谷》（长安道情，西安市长安区剧团演出）一剧的主人公在办厂之事未在支委会上通过之后潜入老书记家中偷公章。这一情节的设置令人联想起该作者以前的作品商洛花鼓戏《六斤县长》（陕西省商洛地区剧团演出），但是，两个有些相似的情节在本质上却有所不同。县长牛六斤为了帮助贫困农民，在自己老婆乘人之危压低价格买村民的母鸡之后决定把鸡还给村民，又不想引起家庭矛盾，因而偷鸡，情节颇具情趣，也有助于塑造这个人物。“偷公章”则因为有悖于制度法规而令人质疑，同时也有损于主人公的形象，因而并不足取。
　　特别是在当今的乡村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有相当一部分“带头人”蜕变成为“村霸”，在创作中仍旧显示出对个人能力、个人主动性、个人感召力等的过分依赖而忽略了落实有关政策、健全相关制度这一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创作思想，有悖于在全社会健全民主与法制这一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与必然趋势，从而显得远远落后于时代以及人们思想意识的发展进程。
　　
　　平视：在对农村女性生存现状的关注中以道德评判代替人文关怀
　　
　　中国女性的成长过程中受到“男权主义”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行为定势，因其较为符合男权社会主导阶层的种种利益需求而倍受肯定，而这种肯定又使女性更努力地进入被男性认可的那个“女性规范”里去了。在新世纪以来的农村题材戏曲现代戏创作中，大多数作品都过于急切地表现并讴歌女性身上所特有的传统美德，而这些只能仅仅被看作是对既有的社会结论的服从，是对既有的道德评判的认同，观众看到的只是对一人一事的生活现状的过于贴近，对某些简单陈旧的道德评判的过于神化，看不到作者对历史、对现实、对人生复杂纷繁的情景的判断和解读，看不到作者从人性的角度、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对女性命运给予理性的审视，作者应有的审视和思考均迷失于情节的起伏跌宕、情感的一波三折之中。因而使人不得不感叹：“如何超越传统思维定势而从公正的性别立场去从事创作依然是行走在新千年道路上的中国作家、艺术家时时警觉的问题。”③
　　如在眉户现代戏《谷雨》（西安市青年秦腔剧团演出）中，乡村女书记谷雨身陷村上果品滞销的“短痛”与二十年来无性婚姻的“长痛”之中，可惜，作者没有对其生存状态从本质上做一番理性的、哲学的思考，以彰显对个体生命的人文关怀，也没有找到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超越表象的开掘手段，而是将一切悲苦、愁烦转化成人物精神涅�的催化剂，有些“残忍”地、轻率地将谷雨的精神需求和生理需要统一物化为果园，然而，果园的丰收，昔日的恋人关山教授的科研的成功，乡亲们的增收，并不能解决谷雨的问题！这种人性描写与精神开掘因其留有简单的道德评判的书写意向而显现出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上的不足，从而也影响了观众对其精神向度的认同。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农村女性也被卷入打工浪潮，对她们沉重痛苦的务工历程和精神世界进行一番深入开掘，一定能通过她们中大多数人的沉重而无奈的人生轨迹以及精神甚至肉体的创痛来折射出这一个变革时代在乡村女性身心打下的烙印，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我们的剧作者大多只把目光聚焦于进城务工女性的个别成功范例上，描写她们带着先进的知识、文化、信息返回家乡，成为带动新农村建设的又一股力量，如豫剧《风流女人》（湖北十堰豫剧团演出）、眉户《千树万树梨花开》（渭南市秦腔剧团演出）等，而这种书写与几十年来文艺创作描写改变农村面貌时经常塑造的以复转军人等为代表的见多识广、思想先进的农村带头人的模式具有太多的相似，缺乏鲜明的时代气息，容易造成审美疲劳，同时以点代面、以偏概全、以部分精英女性代替对农村女性普遍生存意义的关注的书写也难以真正反映新时期农村女性生存需求的焦灼、无奈和困惑。
　　在务工潮中，有一部分女性因家庭原因选择了留守乡村，一方面，她们支撑的家成为在外漂泊、受尽艰辛的男人们心灵慰藉的港湾，同时，乡村的日渐颓败、丈夫的常年不归、家庭的支离破碎又给予她们难与人言的精神孤独，因而，她们的留守一定不是某些局外人眼里的那种诗情画意的乡土浪漫，简单现象背后隐蔽的、有可能一触即发的道德伦理危机在悄悄侵蚀乡村每个家庭的同时还有可能危及到社会的稳定，这一切依然令人惋惜地被剧作家们所忽视，他们或把笔触停留在对留守女士坚韧顽强、任劳任怨的美好品德的赞扬上，或把她们“推进”“新农村建设带头人”的行列当中。以湖北花鼓戏《十二月等郎》（刊载于《剧本》2005年第7期）为例，女主角、乡村留守女士苗子身处矛盾漩涡中却毫无解决问题的办法，断电了，工作组长垫付；无人集资时，外出打工的同乡的突然死亡使她赢得打击的支持；被审查时，她气得晕了过去，才激发了乡民的同情心，观众即使睁大双眼也只能看到苗子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的两件事：拒绝村长的骚扰和向工作组长示爱，本想着力塑造的新农村建设带头人的成长经历因情节选择的失误而导致人物形象苍白，本应揭示女性人物内心深处的迷茫、无奈、困惑，描写乡村留守女性在特定境遇下的人生形态和生存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多重意味的“诗剧”却因对乡村生活的过度矫饰而沦落为泛政治化语境下的平庸的道德应用文。
　　
　　 盲区：忽略具有焦虑感和危机感的进城务工农民群体使这一创作素材“富矿”闲置
　　
　　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他们在成为城市强体力劳动的主要承担者的同时，也为实现自己的致富梦想而奋斗着。但是，透过这种生存空间的变化的表象，我们应该看到变化涉及生存观念、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文化背景等多个方面。长期脱离自己熟悉的生存空间，他们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在城市，他们不仅要承受生理、人格、发展等多个需求的被压抑，同时由于文化背景的转换，他们会逐渐对自身的认同产生一定的焦虑感和危机感。在他们中间，除了极少数人在家乡生活的艰难与城市物质的诱惑下失去了原先固有的道德约束力和良知而以“恶”的行为这一在他们看来是便捷的致富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之外，大多数人最终选择退回乡村，而此时身后那些曾经带来痛苦的城市又以其现代文明的灿烂和绚丽成为他们人生中难以割舍的记忆，甚至是带有一丝美好的记忆，而面前曾经生活过的乡村因其日渐衰败却使他们再无法得到应有的心灵上的安慰，这是因为他们已经在以生活过的城市的现代文明为“参照系”来“俯视”故土，甚至会因其落后、衰败而产生一定的自卑感、屈辱感。而这种自卑感、屈辱感又驱使他们再次离开故土回到那些曾经给他们带来痛苦的城市当中。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在农民工进城这一社会现象中，个体生命作为鲜活的存在，其命运的变化发展以其丰富多样成为一个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宝库，十分值得我们的艺术工作者去关注，去体会，去探寻，去展示。如果说以往成功的戏剧作品的优长就在于在“历史的进步、时代的变迁”中关注那些为此遭受了挫折、忍受了痛苦、付出了一定代价的个体生命的悲剧命运的话，那么，当今的戏曲现代戏的作者们对农民工进城现象这一创作“富矿”有意无意的回避却令人茫然。当然，那种着力讴歌其忍辱负重，令其肩负起本不应其肩负的社会责任的简单书写并不属于对其命运的审视与关注。
　　如果说戏剧（当然包括戏曲）精神即“戏剧那给人提供了‘精神之乐’的东西”，④那么，戏剧之所以在娱乐人的同时能“给人提供了‘精神之乐’”，是因为它能够在丰富的文化背景下对人性以深刻洞察，表现作为审美客体的“人”的生存、命运、痛苦、欢乐，展示其心灵世界的复杂矛盾，同时它也是创作者与受众心灵对话、交流的桥梁，所以一部高质量的能带给观众心灵震撼并留下思考空间的戏剧作品，“既不应该在生活的表层上爬行，也不应该是伦理道德的说教，更不能是政治的演绎，而是应该插上美学和哲学的翅膀凌空飞翔。”⑤因此，创作者应当抛弃单纯从政治方位和伦理道德去观察和阐释社会生活，抛弃简单的“感性显现”（黑格尔语），不以简单的想象弥合现实矛盾，深入了解并揭示急剧变革下的广大农民的深层的心理震荡以及他们的真实的生存境遇，才能以更多的农村题材现代戏经典之作来完成自己――一个戏剧工作者对于现实世界的关注与承担。
　　（本文荣获第五届中国（海宁）王国维戏曲论文奖三等奖，有删改）
　　
　　注释：
　　①何平：《期待无愧于我们时代的农村题材戏剧经典诞生――“全国农村题材戏剧创作研讨会”综述》，载《剧本》，2006年第8期，第62页
　　②谭霈生:《“以人为本”的戏剧使命》，2007年4月21日《光明日报》，第7版
　　③李祥林：《对目前戏剧作品中性别问题的反思》，载《当代戏剧》，2004年第2期，第4页
　　④董健：《论中国当代戏剧精神的萎缩》，载《中国戏剧》，2005年第4期，第9页
　　⑤康洪兴：《向美学和哲学的深度进军――就话剧“文华大奖”剧目谈提高我国未来话剧创作质量问题》，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6期，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