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祥子”和“小苏北”:骆驼祥子小福子

　　夏天，京城的“骆驼祥子”上身穿个汗�儿或干脆打赤膊，拉起车来汗流浃背。而上海滩上精瘦的“小苏北”的黄包车常常没有牌照，他们拉着100公斤重的西洋肥婆满街飞跑，还要随时躲避印度巡警“红头阿三”。
　　
　　自从夏代的奚仲发明了车以后，车作为交通工具开始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自古以来车在中国几乎没有多大变化，木轮木轴木车厢，从遥远的夏代一直沿用到 20世纪中期。
　　至少在清雍正朝以前，“轻车熟路”、“车水马龙”这样的记载，只不过是大都市交通的缩影，一般城市还几乎无车可乘。直到19世纪中后期，西洋马车、东洋车几乎同时输入中国，城市的交通工具才有了改观。
　　一提起骆驼祥子，人们马上会想到他拉的人力车。人力车因其传自日本，北京人叫它“东洋车”，后称之为“洋车”，天津人叫它“胶皮”（一开始没有打气的车胎，只是以硬胶皮卡在车圈上），上海人叫它“黄包车”。
　　最早输入人力车并大获发展的地方是上海。《申报》1873年8月 18日发表的题为《拟购东洋小双车》的消息说： “上海洋泾浜一带，小车（即独轮车）往来日甚一日，坐之者喜其便而且捷也，乃闻东洋小车更甚于此，其式样与西人双轮马车相似，不过较为窄小而已，而其车故轻灵，故仍用人御，无俟驾马而行。沪上西人共拟创设一公司，集本银二万，赴东洋购小车九千辆，运至上海。租与华人，按月取洋二圆。但不知此事果能行否？如果成功，似与车夫有碍。然舍旧谋新，亦可觅食，想此地车夫不至有失业之虞也。 ”
　　
　　上海在东洋车输入之前，也有一种人力车，即从江北乡间引进的独轮小车，上海人称“羊角车”。这种车一个车轮两只把，轮子外裹着铁皮，走在石子路上颠得很厉害，但由于它小巧方便，驾资低廉，所以深受一般中下等人家的欢迎。东洋车引入以后，独轮车受到很大冲击，许多车夫纷纷改行。东洋车很快发展起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仅上海一地就激增至1000多辆。
　　先期引进的几批东洋车车身很高，木制的双轮同马车后轮差不多大小，轮外裹铁圈，行时辘辘作响，震动得很厉害，乘坐很不舒服，一般人都不愿问津。后来加以改进，放低车身，用钢丝铁圈代替木轮，外箍橡胶车胎，行车时声音很小，车身也平稳许多，乘客再无震颤之苦，乘坐者才渐渐多了起来。这种经改进的东洋车，车身一律漆成黄色，非常醒目，所以被称之为“黄包车”。
　　
　　黄包车初时车座较大，可乘坐两人，男女并坐，时有苟且之事发生，捕房认为有伤风化，严行取缔，只好改小车身，仅容一人。1890年，车价约为1英里（约合1.6公里）内5分，2英里内 1角。随着城市经济发展，黄包车的数量也不断增加，至抗战前夕，由租界发放牌照的黄包车已经有8万多辆。当时上海人出门乘坐黄包车去办事、购物、串亲访友已成为一种时尚，也是主要的代步工具。
　　拉洋车、黄包车的是苦力，这从外国人拍的照片中苦力与坐在车上肥胖阔太太的强烈对比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现在人们想起百年前的洋车夫就是京城里的“骆驼祥子”，黄包车夫就是上海滩的“小苏北”。夏天，京城里的“骆驼祥子” 上身穿个汗�儿或干脆打赤膊，拉起车来汗流浃背。而上海滩上精瘦的“小苏北” 的黄包车却常常没有牌照，他们拉着100公斤重的西洋肥婆满街飞跑，还要随时躲避印度巡警“红头阿三”。
　　
　　北京拉洋车的，都讲究个礼数。在大一点的胡同口，都会有洋车夫们聚在一块等待拉客，绝没有地盘之争。喊车的若是生客人，说好要去的地方，他们会算算有多远，开个价，谁觉得合适谁就拉。喊车的若是某位车夫的熟客，绝没人去跟他争，是谁的老主顾谁就拉。洋车夫在道路拥挤的时候，嘴里不停地喊着“借光，借光”，嚷着“您让一步” ，或者“靠边啊！往里，您哪！”他们有时也会要小费，但出语客气委婉，比如讲好的价钱，拉到目的地后，他们也许会说：“先生，您瞧，三伏天，这天儿多热，真跟下火似的，浑身全湿啦！多花您两子儿吧，多吃您个窝头。”那叫一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得让你不得不给他们再加上几个大子儿。
　　
　　三轮车在城市的出现，逐渐取代了洋车。后来北京的马路越来越宽，路面铺了沥青，变成了柏油路，私家轿车也出现了。除了军政人物之外，北京最早拥有私家轿车的据说是名伶梅兰芳和尚小云。再后来，背着锅炉烧碳的公共汽车、打着铃儿的有轨电车相继出现。洋车和黄包车终于绝迹了。1956年，上海最后两辆黄包车被送进了博物馆，成为人们了解中国交通史的展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