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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竞争优势概念的合理性和内涵]个人竞争优势怎么写

发布时间:2019-03-30 04:07:14 影响了:

  一、独特竞争优势概念的合理性  人类社会充满了矛盾、斗争,其中,不仅有国家间的矛盾、斗争,而且有民族间、地区间、群体间、阶级间、党派间、个人间的斗争。如何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必然成为每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群体、阶级、党派和个人所关注的焦点。这是因为胜利不是意味着中国古代楚汉之争那样的生死存亡,就是意味着现代西方的两党竞选那样的此上彼下。
  斗争有时是在势均力敌的双方之间展开,在很多时候却是在此强彼弱的双方之间展开。在前一种情况,每一方都需要找出克敌制胜的方法,而在后一种情况,弱方固然有转败为胜的需求,强者也有防范弱方反败为胜的需要。不管哪种情况,比较优势的概念都无法满足指导斗争的需要,因为它认为双方都是强者,也都是弱者,都有强的地方,也都有弱的地方,双方只有达成妥协,才能产生互利的结果。
  独特竞争优势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然而,它长期以来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西方对它只是在企业领域内有所察觉,同时又长期受到比较优势理论的影响。中国历史悠久,共产党1921~1976年所创造的历史尤其璀璨,不仅历史地把独特竞争优势在军事领域、政治领域建立了起来,而且在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全面地、系统地建立了起来。正是依靠独特竞争优势,中国共产党才能积小胜为大胜,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劣势变强势,才能打败日本人,打败蒋介石,打败美国人。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制定和执行一些政策时,由于决策者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主题这一命题绝对化,客观上忽视了中国所面临的复杂的世界环境,忽视了中国各方面、各领域独特竞争优势的打造(邓小平1989年曾指出,他忽视了教育,其中的本质就在于此),并且有意无意地使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一度建立起的极为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独特竞争优势不断受到侵蚀,陷入比较竞争优势的窠臼之中,甚至出现社会不和谐、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社会道德沦丧等现象。因此,重建独特竞争优势又成为中国当前社会与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设想一下,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利用独特竞争优势,能够使共产党从一个几十人、几百人的小党发展成几百万人、几千万人的大党,从在野党成为执政党,没有独特竞争优势,怎么可能呢?而如果有了独特竞争优势,中国的一切事业又怎么会陷入社会不和谐、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呢?这样来看,无论构建和谐社会,还是倡导科学发展,无论是社会管理的优化,还是发展模式的转型,都是旨在重建独特竞争优势。
  今天,如果中国能够在共产党的带领下重建独特竞争优势,那么,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前途必然光明。而如果一旦失去时机,在世界大同还没有到来之时,其他国家意识到并建立起全面的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经济、政治、文化机制,那决非中华民族之福。独特竞争优势特别适合暂时的弱者使用。今天,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仍居于末列,而资源捉襟见肘,环境让人烦忧,更不能不去重建独特竞争优势。
  二、独特竞争优势的内涵界定
  在对立双方甚至多方的辩证统一中,矛盾和冲突的最终结局取决于多种因素。表面看起来,与他人无涉、与他国无涉的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也是多方角力的结果,其成败与否以及绩效高低都取决于多种因素。对独特竞争优势内涵的界定,正是建立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
  在这些众多的因素中,那些执迷于书本(比如西方的经济学教科书、西方的军事学教科书)的人,那些执迷于他人之语的人,那些执迷于外国经验的人,只能人云亦云、鹦鹉学舌,就如蒋介石根据日本军事教科书只知道占据城市、强拉壮丁、装备士兵、瓦解异己、借力美国、依靠资本、寻找后台一样。这些因素在许多情况下重要,正是蒋介石能够上台的原因,在一定历史时期,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蒋介石的独特竞争优势。那时,共产党还很弱小,其他人都没有蒋介石在这方面有本事,有机会,因此,蒋介石建立了自己在国民党内部的独特竞争优势。不然,他原本一个江浙末流,怎么可能掌握国民党大权?然而,上述因素对于中国共产党不重要。中国共产党依靠的不是上述方面。据说,柳亚子早年曾经力劝毛泽东组织刺杀蒋介石,毛泽东一笑置之。杀了一个蒋介石,还有另一个蒋介石,毛泽东寻求的是根本地改造中国,而这不是杀一个人所能做到的。毛泽东既然这样想,也就隐含了后面他在西安事变后释放蒋介石。毛泽东所建立的独特竞争优势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当代的,也是未来的,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所建立的独特竞争优势所不可同日而语的。从道理上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绩的取得也取决于很多要素,西方经济理论已经提出一些,比如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技术进步、对外开放之类。可是,如果谁把这些理论当成唯一的、最好的、科学的、现代的经济发展理论,谁就不可能真正掌握独特竞争优势的精髓(王今朝、龙斧,2011)。
  基于以上事例,我们可以抽象出独特竞争优势的定义。独特竞争优势是在主要要素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依然可以依靠其他一些被忽视的因素的独特性产生出结果上的绝对优势。比如,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力量、政治力量、经济力量上都很弱小,却能够在与日本的对抗、与国民党的对抗中胜出,就是因为她的领导人发现了更为根本的制胜因素。这些因素都没有被日本人和国民党发现。结果,尽管日本人实行“三光”政策、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都不能压制共产党的发展,反而促使其发展。其实,正是在日本人和国民党占据比较优势的地方,隐藏着它们的极大劣势。国民党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是建立在地主阶级、垄断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基础上的,它在这些方面的强大正好预示着它的失败。这样看来,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正好构成独特竞争优势的两大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把一切看做是可变的。蒋介石认为,美国的实力是不可改变的,地主的利益是不可动摇的,垄断资本的利益增长是无止境的(只能增长不能削弱),正好陷入形而上学的片面、局部、静止地看问题的错误之中。共产党则认为,这一切都是可变的,而且是必须变的。所以,这就发展出毛泽东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而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看,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不合理的,垄断的资产阶级的实业利润和金融利润是不合理的,这正好为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为共产党积聚力量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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