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怎么画 [我不敢画出自己的眼睛]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一书，使广大读者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感受到了共产党人超人的胆识和魄力。人们佩服作者的洞察力和明析力。作者黄济人——一位国民党起义将领的儿子，曾在认识我们社会的道路上留下了“之”字形足迹。于是，在自画像上，他隐去了那双明睿的眼睛。
　　——编者
　　一
　　比我小两岁的人，大都喜欢说这样一句话：
　　“我是和新中国一起诞生的！”
　　我注意过说话人的眼睛。那是一对闪亮的、清澈的、自豪而幸运的眼睛呵！
　　我没有这样的眼睛。
　　我是在国民党绝望的哀鸣的炮火声中出世的。没有国民党的崩溃，便没有新中国的诞生。可是对我来说，二者并不是一回事。我的父亲是一个国民党将领，我出世的时候，他正在前线与共产党作战。我出生的时日，是我母亲用电报告诉他的，而我母亲收到的，是他和他的同僚们先后拍来的十几封贺电。
　　我想，我在母亲的怀抱里，吮足了奶汁，睁开了眼睛的时候，一定看见过那些白生生的不知为何物的电报稿纸。然而，以后能够代替它们的，是一团黑乎乎的记忆。不是么？在我开始产生意念，开始产生联想的同时，我已经毫不怀疑地把这些电报稿纸看作是一堆燃尽在一个坟墓之前的纸钱了……
　　这是白与黑的交错，这是自身带来的。
　　生活给我带来的，却是白与黑的迭合：解放初期，建国伊始，刘伯承元帅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作为国民党起义将领，我父亲从重庆歌乐山下的西南军政大学来到南京紫金山下的马标、小营一带，和其他将近六百名旧军官一样，在这个学院担任军事教员。学员却是共产党将领，特别是高级系，学员全是少将以上的高级军官。
　　毋须讳言，这是一对矛盾。就其硬度来讲，象是一块白铁面对着一块黑铁。新近钟期光同志（原南京军事学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刘帅的用人之道》（见84年7月30日《解放军报》第二版）里说得很实在：“……开始有少数学员不尊重旧军官出身的教员，说‘手下败将来教打胜仗的，老子不听那一套’……”由此可见，儿时我对我父亲阴沉、黯然的神色的印象，也是很实在的了。
　　可是，我不会忘记这样一个清亮的早晨，虽然这个早晨，我这个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没有象往日那样背着书包走进学堂，而因为患了肺结核的缘故，由父亲牵着我走进了南京军事学院的医院。医院门口，父亲站住了。我透过父亲黄色的军服的衣角，看见正好从医院走出来一个身穿白衣白裤比父亲年纪显然要大一些的人。我不知道他的这套衣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军装，至于他就是我国功勋卓著的军事家刘伯承，那更是以后我上了高中，父亲才告诉我的。我当时只记得他与我父亲握了手，谈了话，然后弯下身腰，伸出双臂，把我抱了起来……
　　生活就是这样离奇：随着我父亲的眼圈渐渐发红，我的眼睛渐渐发亮了。在成长过程中的意念里，我确信我的出生地在北京，而不在北平，在首都医院侧旁的帅府胡同，而不在协和医院侧旁的帅府胡同，我不会忘记林巧稚大夫接生我时付出的劳动，更不会忘记刘伯承元帅抱起我时所花费的力气，我简直没有理由说，我的眼睛不是闪亮的、清澈的、自豪而幸运的呵……
　　二
　　五十年代初期的幸运是属于大家的，国家的。
　　这种现象，从我的家庭与社会的关联的内容上去讲，钟期光同志在同一篇文章里解释得多么好：“刘帅教育大家要‘尊师重道，教学相长。他对出身旧军队的教员热情地说：过去走错了路不要紧，改过来就行了嘛…并亲切地鼓励说：我也是旧军人出身的，我和朱老总都是半生旧军人半生革命。大家都是中国人，要团结起来，共同为新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奋斗。”
　　呵，眼睛，目标一致的眼睛！
　　可惜，眼睛与目标之间，眼睛与眼睛之间，很快弥漫起战场以外的硝烟。那是反右斗争刚刚开始的时候，随着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刘伯承元帅的离任，我父亲和绝大多数旧军队出身的教员也被迫脱下了人民解放军的军装，转业到地方上在各级政协或各级政府参事室里谋差事去了。
　　我随父亲母亲回到四川老家江津。这是长江边上的一座秀丽而宁谧的小城。波翻浪涌的金沙江挟流而下，被这里“几”字形的河床窒息得平平静静的。这里出产橘子，出产文人：明朝的大学士江渊，清末的长联大师钟云舫，三十年代名扬中外的白屋诗人吴芳吉。我的学生时代有一部分是在这里度过的。可惜得很，我很少受到这里悠久的文化的熏陶，更多的是受到了突发在天府之国的饥饿的威胁。我的眼睛，因为一天只有火柴盒大小的两个馒头下肚而昏花过，可是那毕竟如同江边的淡淡的晨雾，很快就消失了。有谁想到，那天灾之后竟很快就是人祸呢，那代替晨雾却浓重得久久不能消失的竟又是战场以外的硝烟呢？
　　我的眼睛的瞳孔扩大了。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一个漆黑的深夜，几个身着军装的从吉普车上跳下来的彪形大汉，一脚踢破了我家房门，蜂涌而入，将黑洞洞的枪口和明晃晃的刺刀对准了从睡梦中惊醒的父亲。“你被逮捕了！”“我犯了什么罪？”“你是武斗黑后台！没有你这个国民党军长在幕后指挥，革命群众会自相残杀吗？！”彪形大汉们不由分说地将我父亲五花大绑起来。父亲已年过六旬，由于捆绑过紧，他的额头上沁出了一排汗粒。
　　“我想喝口水。”他对我母亲说。
　　母亲端起桌上的过夜茶，掺了一点暖瓶的水，双手颤抖着递往父亲的嘴唇。这时，一个彪形大汉举起枪托，对准母亲的腰部击去，母亲一个趔趄，手里的茶杯“咣*”落地，摔了个粉碎。我站在一旁，忍不住重新抓过一个茶杯，重新掺了一点开水，可是还没有来得及端起来，父亲就对着我说：“我不喝了。我没有犯罪，你们不要担心。你们要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不会冤枉我的……”
　　三
　　我父亲死在监狱里。泪水是可以冲刷许多记忆的。可是那时管理监狱的军管会给我们的通知上面，有一项“不准掉泪”的规定。于是，那无法摆脱的情绪，便顺着流往肚子里的泪水，沉淀到了心底。
　　这就是压在心上的石头的地质构造么？也许是，也许不是。没有心思去研究它了。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
　　父亲的工资，自从他被捕的当月就被取消了。好在我已经是高中学生，到了自食其力的年龄。工作很快就找到了，在江对岸的一家内迁厂搞美工，在工地上写毛主席语录。语录牌很大，用红油漆打一块底就得一天功夫，再用白油漆写仿宋字，有时候一个礼拜还写不满一块。我自然是选择长长的句子来写，我干的是临时工，我希望能够多干几天甚至几个月，每月工资四十五元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