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红色 橙红色的太阳

　　丁铁军1950年生，河北围场县广播电视局局长　　（围场县境内多山。　　围场人头一回看电视就是在山上。4台14英寸黑白电视机摆在略呈平缓的坡地，同时播放，观众竟超过2000人。那是1978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中央电视台通过各省发出追悼活动实况，县广播局派人扛上电视在山上转了两天，才找到一处可以接收信号的地方。屏幕上的图像模模糊糊的，旁边还有柴油发电机的轰鸣，但是，这个场面持续了3个晚上，3个晚上县城大街上见不到人，人们都上山了，上山去看电视！
　　这就是围场人第一次看电视。
　　丁铁军主持了这次奇特的放映活动。他站在海拔1500米的高度，望着漫山遍野涌来的火把、灯笼、手电，泪流满面。
　　9年后，这个县建立了40个电视差转台，覆盖面积达到了50％。）
　　我就是围场长大的。从小学到中学，然后去龙头山插队。龙头山 离县城也就 15里地。插队回来又到县城。
　　我们这地方穷，现在好多了，彩电供不应求就是个标志。但山里还不行。国家每年给我们县的财政补贴都上百万。
　　我不知道你对“贫穷”有没有理解。我体会可太深了。上中学的时候学做半导体，想买只二极管，1块1毛9，家里就没这个富余钱。怎么办呢，我就上山刨苍术（注：一种药材），星期天天不亮爬起来上山，太阳偏西下山，刨一麻袋加一筐，卖给供销社卖了1块2毛6，出供销社就进五金店，买一只二极管还剩7分钱，又给家里带回半斤咸盐。你说这够穷了吧？后来我下乡插队了，一去龙头山才明白：我们家那日子还正经不错呢！村里老百姓那日子，怎么说呢，也就是勉强饿不死吧，全家合盖一床被子，十七八的大姑娘没一身囫囵衣裳那是真事呵！
　　初中二年级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读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下乐而乐”感动不已。其实这是中国读书人所一贯推崇的思想，共产党把它表述成“为人民服务”—顺便说一句，我是党员—我给自己订的规矩，用我的话说，是“造福围场”。这一点儿没有唱高调的意思……这么说吧，在龙头山插过队的，是唱不出高调来的。
　　后来我也想过，如果没有“文化革命”，如果我按部就班地考上了理工科大学，然后分配到某个城市当了个电子工程师—这曾经是我最大的愿望，我会是个什么样呢？想半天想不出来。一种很大的可能，是我大概会把小时候那一点儿家境的贫寒渐渐淡忘，去追求一种和现在完全不同的生活。不过这真说不好。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现在的生活道路，是我去了龙头山以后，真正认识了贫穷以后，选定的。
　　插队时我就想，我能为这些人作点儿什么呢？村里当时有有线广播，全村20户，有十几户喇叭都是坏的。我天天下了工去挨门挨户修。一边修还一边想，我要是有了钱，我就给每家都装一台半导体！那时候就模模糊糊地感到：贫穷和闭塞有直接关系。当然，这个愿望一直没实现，因为直到离开龙头山，我挣的钱也不够装一台半导体的。
　　中间干过一阵县三代会（注：贫代会、工代会、红代会）宣传队、当演员，连唱带跳还演样板戏。觉得不对路子，辞了。后来还给公社建过广播站，广播站弄得不错，正因为这个吧，我就调进了县广播局。
　　一进广播局，我就觉得路子定了，开始拼命学专业。那时候书不好买、我就到处托人。买不起就借，好书就一本一本地从头到尾抄下来。学了一年，自己感到长进挺大。这时候，1976年，北京邮电学院来招生了，因为在县里已经稍微有了一点儿知名度吧，点名要我。单位也使劲推荐。我父亲又正好调任了县教育局长。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我一人占尽，想上学，抬抬屁股的事。但是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县里已决定建电视差转台，年内就能上马。可以说两个机会都很好。考虑再三，我选择了后者。想法其实也简单，学还不是为了干？能一边学一边干不是两不耽误么！
　　10月份电视差转台上马，由我主持试制。说句实话，非常吃力。3个月的试制期，我整个泡在车间里了。家离单位也就几分钟路，根本顾不上回，可以说，什么也顾不上了……（他讲到这儿突然停住，好半天好半天才接下去）过年3月底，我们的30瓦黑白、彩色兼控差转台调试完毕，从城外大光顶子山向县城发回信号。那天晚上，县城就象过节……（又是一阵沉默。我知道这沉默的原因，但记在下面，真有些干心不忍—他有个4岁的男孩，很聪明，很活泼。当围场人终于能坐在家里享用现代传播工具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享用，他依然经常守在机房，那个很聪明很活泼的男孩却因为家里无人照顾，一个人在街上玩，被汽车轧死了。全县城都知道这个不幸，至今还怀有负疚感的，不只是这个孩子的父母。）
　　人想干点儿事，有些代价非付不可，但有些代价……好，不说这个！
　　我干过一次悬的，就是在县城建100米高的调频发射塔。那是1984年，刚处理完“渤海2号事件”，当头儿的都很谨慎。有些领导宁肯什么都不干，也不想出漏子，于是告诉我，你非要干，一切后果自负。我当然明白这里面的风险。国家专业建塔队都规定有允许的伤亡标准，我没干过，哪能又先保证万无一失？但是作为广播电视局长，我更明白这个县对这座塔的需要。不敢担这个风险，我就不配当这个局长。当然，我事先作了周密的准备，开工后，我几乎一步不离现场。建到四五十米，电焊工不敢上了，我也不勉强，提着焊枪自己爬上去。塔越高抖晃度越大，我就一次一次爬上去试，确信合乎标准了，再让工人上。大概3个月吧，塔建成了，什么事都没出，还省了7万多块钱投资。于是大伙儿都说了：好，这个塔该建！我可是后来回想了好几次都出一身鸡皮疙瘩。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一张大专文凭。也许这辈子也不会有了。怎么呢？没功夫去拿。省里办广播电视大专班，又让我去。两年脱产，我舍不得，两年能干多少事？一脱产，全瞎了。我看开了，文凭只在评职称、长工资、提职务这些待遇上起作用，但在干事的时候基本不受影响。待遇是什么？正月初一杀只兔子，有也过年，没有照样过年。我现在助工都不是，那又怎么样？40个差转台照建，100米铁塔照竖。真正干事的时候，看的是本事，没人非跟你要文凭。
　　但是有一条，局长还是得当。你要不当，换个不懂行的或者不怎么样的当了，他管着你，这不行那不行，你跟他整不明白。这种局长不是没有。这是体制上的毛病，你必须承认这个现实。所以我说，官，能当就当；能当多大就当多大，好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