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 薛忆沩的逻辑

　　得首先向读者致歉，因为手伸得太长，伸到我不熟悉的领域：小说评论。即使退一步，说薛是哲学家，评论薛，于我也是越界，我不懂哲学。但读了他新近再版的旧作，和说不上新旧的集子，有说说的冲动。
　　上海三家出版社一口气出了薛五部作品，分别是成名作，长篇小说《遗弃》（上海文艺），随笔集《文学的祖国》和《一个年代的副本》（三联书店），文学论《与马可?波罗同行——读》（华师大），以及短篇小说集《不肯离去的海豚》（上海文艺）。我一口气消灭了三部零第四部四分之一。薛文谈到有评论艾柯者，说艾柯写的不是小说，乃历史也。我以为，这“评论”也很适合薛，这与薛的所长无关，与我能力有关——我能读懂历史。
　　薛笔下的历史，大体可分两类，个人史和社会史。每个作家都有个人史—— 一个作家的个人史有什么意义呢？绝大多数作家的个人史没什么意义。笔者在狭义上使用“意义”一词。
　　人云亦云的个人史，没什么“意义”，有聊有格的个人史才有“意义”。
　　什么叫一个个人史的有聊有格？即他/她的个人经历，既在历史之中，又闪在历史之外。在历史之中，说明他/她的经历折射所处的时代；闪在历史之外，说明他/她与所处时代非常隔膜，甚或他/她是另一个时代的人，还可以说，他/她生错了时代。
　　薛的经历大抵如是。美国小说家韦斯特写过一本《24重人格》，描写主人公在不同场合以不同身份出场，扮演连他自己都无法辨认的各种角色。薛之不同，在他扮演各异角色时，都很自觉，无论“之中”（《一个年代的副本》）还是“之外”（《遗弃》）。
　　喜读小说的人，无不知晓作家群体“偏爱”自杀，既不分古今，亦不分内外。据说很重要的，是作家行当的特质使然——他们以虚构为生为业（这里的业，是韦伯意义上的“志业”。）最后搞不清虚构人物是真是假，是别人还是自己（很多小说是变相自传），于蛹化蝶，蝶化蛹中迷失方向，只好自我了断。薛作品中，很大也很重的主题，便与死亡有关，他几乎写了所有方式的死，包括他亲历的死亡现象（《异域的迷宫》最典型）。他与作品中的死亡是什么关系呢？与上述“之内”“之外”，似乎很有结构相同之嫌。侧身其外，我们很好理解。什么叫与死亡有关的“之内”？不能再多说了，得由作家自己回答。
　　笔者更感兴趣的，是他作品中的社会史，无论写实的《一个年代的副本》，还是虚写的《遗弃》，甚至不实不虚的《与马可?波罗同行》，皆有社会史在。
　　薛的社会史，如北京两进式四合院，一条与他所处的社会有关，一条与人类有关。他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记得进入70年代以后的事情（他甚至记得1971年7岁经历的**事件！）。所以，他亲历的社会史，相信比绝大多数同龄人都长，又因家世原因，比绝大多数人更繁复丰饶。算不上但也足够独特的，是他社会史叙述中，个人历史的转折，整个社会行左向右转时，他一门心思朝左，等到整个社会行左实无方向时，他义无反顾朝右。他与社会行进的步伐拧着，却时时试图为时代把脉。他的作品，既像是时代的万花筒，更像是未来的报警器。因而他的历史逻辑，既关乎眼下，更指向或许超过百年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