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7年清朝廷开始在西藏设立的代表中央政府机构是|

答案：

驻藏大臣

公元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进而统一中国。清朝循历史定例在西藏行使主权，只要前朝所封官员进送旧朝印信，即改授新朝印信，其原有地位不变。1652年，藏传佛教格鲁派五世****应召到北京觐见清世祖顺治皇帝，次年受到清朝正式册封；
后来，五世班禅又受到康熙皇帝的册封。****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和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宗教地位由此被正式确立，此后历世达赖、班禅须经中央政府册封遂成定制。

1727年，雍正皇帝正式设立驻藏大臣处理西藏事务。驻藏大臣总揽全藏；
可以调整西藏地方的政教管理体制；
可以代皇帝赐封****、班禅额尔德尼名号，监督金瓶掣签制度；
确立西藏地方涉外事务的方针、有对边境国防的决定权。驻藏大臣还勘定今西藏与青海、四川、云南间的界线；
规定****、班禅额尔德尼的辖区及权限，划分了驻藏大臣直辖区。

吐蕃王朝时期

藏传佛教与西藏世俗政权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吐蕃时期。松赞干布由于其妻文成公主、尼泊尔公主均笃信佛教，故在西藏建立大小昭寺作为供养，自此意后，历代赞普都信奉佛教。

当时，信奉佛教的赞普和代表苯教势力的王族，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争斗。赤松德赞时期，赞普为巩固王位，任用佛教僧人担任“却论”，掌管朝政，其政治制度实际上已是政教结合的雏形。佛教僧人参政遭到苯教和世俗贵族势力的抵制，出现了代表苯教势力的吐蕃王朗达玛灭佛事件，毁寺院、焚佛经、灭教徒。

朗达玛被刺杀后，吐蕃王朝崩溃，西藏地区陷入分裂状态，地方贵族势力变成新兴封建领主。这些领主们对佛教的支持，使得藏传佛教东山再起。到10世纪，大吞并之后幸存下来的封建领主们割据一方，各自把持当地教派势力，自此西藏佛教发生新的变化，出现了教派。各地方的贵族与不同教派势力相结合，形成了互不统属的割据一方的地方性封建政教势力。政教合一的雏形已在西藏部分地区出现。每个教派控制范围下的地区，都存在着大小不等的近似政教合一性质的地方政权。最主要的教派，有萨迦派，噶举派和格鲁派。

萨迦、噶举等政教合一制政权均处于家族势力的操纵之下，家族兴，教派则兴，并接受中央王朝册封。俗称黄教的格鲁派兴起后受其他教派压制，为求生存，在教派斗争中寻求世俗外援，遂与和硕特部蒙古固始汗发生关系。

1642年，格鲁派获得已经占据了青海地区的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的支持，派兵进藏击败了反对格鲁派的噶玛噶举派的支持者——后藏的藏巴汗政权。固始汗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控制了整个西藏，掌握西藏军、政大权，成了西藏的汗王。

固始汗在西藏西藏后实行政教分离政策，只将西藏税赋赠达赖作黄教费用，达赖率教徒从事宗教活动，西藏军、政大权掌握在固始汗手中。五世达赖无力掌握全藏之政权。有鉴于此，清廷亦分别册封固始汗和达赖为政治与宗教首领——清廷深知****在蒙藏民族中的重要宗教影响，故尊崇黄教；
鉴于西藏地方世俗政权掌握在蒙古固始汗手中，清廷遂又册封固始汗，承认他是“庶邦君长”，命其代替清廷管理西藏。当此之时，达赖进京朝觐也不免受到蒙古汗王的控制。

此一时期的西藏的地方政权，既不是蒙古汗王独掌的西藏政权，也不是以五世达赖为首的黄教政教合一制的地方政权，而是通过汗王和达赖共同任命第巴官员（“第巴”意为部落酋长、头人），表现为蒙、藏统治者联合掌管的西藏地方政权。

1703年，拉藏汗继承汗位统治西藏，与第巴桑结嘉措发生矛盾，1706年第巴被杀，拉藏汗独掌西藏政权，西藏地方政府中不再设第巴官职，不再任用达赖府邸的职员作为政府官员。拉藏汗在政府中重用世俗地方领主，达赖一系的黄教僧侣集团在政府中的势力受到压制。世俗地方势力与宗教势力之间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1717年准噶尔军进入西藏并杀死拉藏汗的事变。

随后，清军入藏驱逐了准噶尔，清廷改革西藏政权体制。此前，在拉藏汗与第巴桑结嘉措的争斗中，清廷支持拉藏汗，实际上是有意削弱以达赖为代表的黄教僧侣集团在政府中的权力。故而这次西藏地方政权体制改革，并未恢复达赖黄教势力在政府中旧有的地位，也未恢复蒙古汗王对西藏的统治，而是废除了蒙古汗王掌政制度，取消了蒙古贵族在西藏的统治地位。结束了西藏地方由蒙、藏上层联合掌政的政治体制，改为扶植藏族上层掌政。

此后，自康熙晚年经雍正到乾隆，清廷在政治上一直重用拉藏汗旧臣和西藏地方藏族世俗领主，组成了以康济鼐为首席噶伦、诸噶伦共同联合掌握的西藏地方政权，直接受清廷领导。至1727年，诸噶伦之间因权力之争而内江，导致卫藏战争。经清廷平息后，有鉴于诸噶伦联合掌政易引起纷争，清廷将诸噶伦联合掌政改为由1名世俗贵族颇罗鼐任地方政府最高首领，总理西藏地方政务，并授封为郡王。与此同时，清廷实行政教分立政策，这是因为七世达赖父亲参与了1727年噶伦间夺权战争，故不允达赖及其亲属干涉西藏政务。

地方政府内部世俗贵族官员权力膨胀，和僧侣势力持续的受压制，不可避免地加速了政府内僧、俗之间的矛盾。各种政治内斗沿着世俗行政首领和宗教首领在政府中的权力争夺这条线索不断爆发。清廷为稳定社会秩序，调解政府内僧、俗矛盾，于1751年授予七世****格桑嘉措西藏地方政府最高首领的身份，集政、教大权于一身，此为清中央政府授权在中央派驻西藏地方大臣的监管下，于西藏地方内部实施贵族与上层僧侣共同执掌政教权力之开始。西藏地方政府最高权力由世俗贵族手中转移到达赖手中，清中央政府恢复和加强了达赖系统在政府中的地位。

清廷在政治上册封七世达赖、实行政教合一制的原因是，西藏黄教集团早在五世达赖时，就已掌握对西藏的经济控制权，随着寺院封建农奴制经济的发展，黄教僧侣集团在西藏社会上已占主导地位，清廷对七世达赖政治上的册封是与其经济地位相符的。七世达赖掌政后，清廷仍然沿用世俗领主掌政时期的政权组织体制“噶厦”。这缘于西藏地方贵族领主势力根深蒂固，大多数世俗领主都已被吸收进入地方政府。清廷必须保留他们既得的政治权力，必须在行政体制中沿用噶厦体制。

噶厦的主要官员本为俗官，称作噶伦。七世达赖为了增加噶厦政府中僧官的权力，推荐增加l名喇嘛噶伦，自此，三俗一僧构成乐噶厦的主要官员。噶厦也成了体现政教合一制的西藏最高行政机构。清廷废除世俗郡王掌政制，授权七世达赖实行噶厦政教合一体制的同时，乾隆帝皇帝又留下一道意味深长的谕旨：“务期达赖得以专主，钦差（驻藏大臣）有所操纵，噶伦不致擅权。”

1751年形成的西藏政教合一制模式，在清王朝的保护下，安稳地度过了相当漫长的岁月。直到了20世纪初才受到来自外界的冲击。在举国“新政”的大环境下，清廷和世界的目光，都注意到了西藏及政教合一制度的弊端，西藏社会内部，也同样产生了变革政治模式的冲动。试举两例：

众柯詹东公子，1939年他与夏扎公子一同被噶厦政府选中担任接待中央特使吴忠信的礼宾官。

1904年，英国侵入拉萨，胁迫西藏当局直接与英国签订非法的《拉萨条约》。

朝野震惊于西方对西藏的蚕食和渗透，痛感西藏之事，于内地川、滇、青海实为唇亡齿寒的关系。1906年4月，清廷派张荫棠“领副都统”头衔，以驻藏帮办大臣的身份，进藏“查办藏事”，实施新政，以挽救西藏危局。

张荫棠于1907年初，向外务部提出了革新藏政大纲，即《西藏地方善后问题二十四款》，得到中央批准。张的新政内容甚多，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卫生面面俱到。但其核心，则是直接冲击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在西藏实施“政教分离”政策：使达赖、班禅只理教务，夺其手中政权，归于清廷大员。1907年5月，张荫棠被排挤出藏后，新政仍在继续。尤其是以收回政权为目的的政教分离工作，继续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鼎力支持。1909年，清政府甚至毅然派遣了2000名精锐川军入藏，以资震慑，作为展开新政的后盾。

清朝末年这场西藏“政教分离”未能获得成功，有策略上的原因——不是剥夺****手中的政治权力归西藏噶厦政府的俗官，而是归中央驻藏官员，直接触犯了以****为首的西藏僧俗上层的利益，导致了他们的一致反对，因而缺乏社会基础；
也有时局上的原因——随着辛亥革命的到来，清廷轰然倒塌，包括“政教分离”在内的诸新政措施也烟消云散。

贵族唐埋，曾留学英国，民国时曾任拉萨电灯局长。当时全拉萨只有一盏电灯，竖立在大昭寺门口。

龙夏·多吉次杰，出身于贵族世家，天赋很高。辛亥革命后，十三世达赖自印度返回西藏，在英国的支持下大搞“新政”。其中一项举措就是于1913年选派4名西藏贵族子弟赴英留学，由龙夏带队。在英一年，龙夏对西方民主有了切身了解。龙夏之子拉鲁·次旺多吉在回忆其父的这段经历时写到：“在此期间，我的父母也学会了一些英语，并先后去法国、意大利等地游览。父亲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和经济状况中感受到西藏社会制度落后，民生凋敝，如不加以改革，将永远停滞不前，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而孕育了一些改良主义的思想。”

1914年9月，龙夏离开英国回藏，受到****重用，一路上升做到了藏军总司令，成为达赖身边数一数二的宠臣。期间，龙夏已经私下组织了一个名为“吉求贡吞”(意即“求幸福者同盟”)的秘密组织。1933年十三世****圆寂，西藏大权落入龙夏和首席噶伦赤门·罗布旺杰手中。龙夏也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一机会，开始了自己的改革行动。

龙夏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改变现行西藏的政治制度，实行英国式的民主制度。龙夏联络了百余名僧、俗官员加人了“吉求贡吞”组织，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订立了秘密盟约，签名请愿，准备上书摄政和噶厦。请愿书的主要内容为：废除噶伦终身制，改为四年任期制，噶伦必须直接从西藏民众大会的候选人中产生。龙夏希望把权力转移到“民众大会”手中，自然是对政教合一制的冲击。但首席噶伦赤门迅速设下了圈套，诱捕了龙夏，将其革职抄家、挖去双目，监禁终身。“吉求贡吞”组织的其他成员亦遭逮捕，分别处以革职、流放、罚款等处罚。龙夏的改革运动刚一开始便夭折了。

由清中央政府授权和领导之下的西藏地方政权政教合一体制，其不能适应近代社会，是很显然的。自晚清以来，自中央到西藏地方，旨在“政教分离”的改革始终没有停止过。但直到1951年解放军进入西藏，解散噶厦政府，西藏地方政权政教合一体制才彻底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