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你 [姐姐的爱]

　　10年间，周晓丽收治了900多个残障儿童，1/3无偿，不接受任何社会捐助，只因她不想辜负患者及家属的信任和依赖，只因她付出的是源源不断的姐姐的爱。　　浙江省义乌市残联育智学校的一问活动室内，18岁的脑瘫患者刘洋正两脚夹着一块木板，吃力地做着蹲起运动。周晓丽蹲在他面前，帮他计数。
　　有122个和刘洋一样的孩子在这家育智学校上课，大多患有不同程度的脑瘫、智力障碍等疾病，最小的7岁，最大的22岁。
　　32岁的周晓丽是这里的创始人，在过去的10年里，她收治了900多位残障儿童，1/3无偿，不接受任何社会捐助。
　　“这是和做生意不一样的成就感”
　　身材瘦小、眉清目秀的周晓丽说起话来柔声细语，是个典型的江南女子，学校里年纪大一点儿的孩子都比她要高出一头，丝毫看不出她曾是个企业家。
　　1997年夏天，当时18岁的周晓丽按照父亲周华龙的意愿，帮家里打理生意。周华龙是当地第一批富起来的商人，拥有上千万的家产。但唯一不完美的是，2岁的儿子患有脑瘫。周晓丽每天都会照料弟弟的饮食起居，一遍遍给他讲故事，但除此之外，“不知道怎么帮他”。
　　由于对脑瘫毫不了解，治疗走了不少弯路，周家还曾花6000块钱买过偏方“灵药”，可直到6岁，弟弟连站立都很困难，更不要提走路。
　　2002年，周晓丽带着弟弟来到河北石家庄，认识了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脑瘫的大夫马飞。马飞的主要治疗方法是每天为弟弟按摩，几个月下来，弟弟居然能迈开步走路，拿勺子吃饭，甚至还学会了自己上厕所。与此同时，周晓丽和沉稳专注的马飞相爱了。
　　很快，这对年轻人举行了婚礼。当时，周华龙已年过半百，希望尽快把女儿女婿培养成接班人，于是，周晓丽每天带着马飞和别人吃饭、谈生意，可是往往一顿饭下来，马飞一句话都没有说。马飞自己也垂头丧气，屡次跟周晓丽说，自己天生就不是做生意的料，只能治脑瘫。
　　第二天，周晓丽就跟父亲商量，把工厂腾出一层楼，成立“脑瘫儿康复中心”，让马飞专心做他喜欢做的事。周华龙爽快地答应了。
　　一传十，十传百，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患儿家长愿意到这儿来，觉得“他们更能理解自己的心情”，周晓丽耐心地听家长们的牢骚，确诊后的绝望，治病的艰辛，未来的担忧，所有的，她都经历过，并感同身受。
　　马飞忙不过来时，周晓丽也用从丈夫那里学来的知识帮忙，有几个孩子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居然能站起来了。但和照顾自己弟弟不同，周晓丽觉得这依靠的是自己的力量，不仅帮助了别人，还能为一个家庭带去欢乐，她心中感到的是莫大的欣慰和喜悦，尤其，这是和丈夫一起同甘共苦获得的成就，“是和做生意不一样的成就感”。
　　于是她萌生了专门办一所学校的想法。她跟父亲提议，希望把工厂关掉，组建一所育智学校，专门收治脑瘫和智障患儿。但工厂是父亲用半辈子时间打下来的家业，周华龙并不接受。
　　有半年时间，父女关系很僵，但面对女儿的强硬态度，周华龙最终妥协了。
　　“不能像结束印刷厂一样结束学校”
　　2004年，学校终于办起来了，周晓丽这才发现，办学校与办康复中心，完全不是一回事。
　　康复中心是孩子治疗时来，治疗完走，工作人员每天固定时间上下班，更不需要承担照顾托管的责任。但学校就不一样了，除去治疗，孩子们的吃喝拉撒睡，学校全要负责，还要尽量帮助他们学习。
　　仅教一年级的孩子们学会“1＋1=2”这道题，周晓丽就用了整整一个学期，可是过了一个寒假，他们又全忘了；脑瘫患儿通常兼有智障和情绪障碍，有强烈的攻击性，有时还会**，为了让孩子们明白不能打别人这个道理，周晓丽自己就不知道挨过多少次打……很多次，。周晓丽都自我怀疑：这么小的事情我都教不会，还能把学校办好?
　　2007年，—个会开锁的孩子打开学校门逃走，虽然最后找了回来，但周晓丽却崩溃了，她哭着对父亲说：“我不想办了，责任实在太大了，我没有能力做好它。”可当初反对她办学校的周华龙却沉默了一会儿：“你考虑清楚了吗?不要像当时停掉工厂那么草率地决定。”
　　周晓丽被这句话触动了。也许，还可以再坚持一下。
　　但自那以后，她几乎没睡过—个好觉，每天提心吊胆，最怕的就是半夜里接到学校的电话，“如果孩子真丢了，可怎么办啊?如何跟家长交代啊?”
　　和其他非营利项目一样，育智学校的另一个难题是经济问题。
　　建校时，因为是针对脑瘫智障患儿，周晓丽和当地残联达成协议，每名学生每学期残联发放2200元的补助，但由校方承担每年10万元的房租。随着物价大幅上涨，生均补助在2007年时涨到了4000元。2009年底，办学成本也水涨船高了。房租已涨到每年35万元，最便宜的大米，100斤也要130元，鸡蛋的价格从每斤2块多涨到4块多……再加上老师和护工的工资、水电费，一年要100多万元。
　　周晓丽觉得每年搭进去35万元的房租对家里的影响不大，但如果还要承担其他费用，“一两年还行，长久肯定不行”。从小到大，她第一次感受到了资金压力。
　　她开始考虑，在最初的冲动和向往的成就感都渐渐远去后，办这个学校对于她来说意味着什么。
　　思考良久，她的结论是责任。家长们把孩子送到这里，交给她的是信任和托付；而她得到的是付出自己的机会，是孩子给予的感情，以及全家人共同为一项目标努力的归属感。
　　她不再消极，主动将很多小事放大为追求工作上的成就。比如，有的孩子刚进来时不会说话，几年后，居然学会了加减乘除，周晓丽逢人就把这件事挂在嘴边；有一个孩子，因为很擅长做手工，从学校毕业后，居然成了一家企业的正式员工，这虽是近千名学生中的唯一个，周晓丽还是很自豪。
　　“我不想在那个位置，自己也没在那个高度”
　　周晓丽并不认为自己达到了那种“舍己为人”的道德高度。她做这件事，最初是为了弟弟和丈夫，后来顺其自然，或许就多了一份坚持。并多次强调，“不要把我拔到那个我上不去的高度，我也很现实。”
　　多年来，周晓丽和马飞很默契地分好工。每天早上7点多，马飞就到了康复中心帮患儿按摩，除了哄哭闹的孩子，很少说话；而周晓丽负责跟每个家长沟通孩子的病情，和孩子们聊天，照顾他们生活……患儿家属都觉得这两口子特别实在，看出来是一门心思想把孩子治好。
　　可这些孩子的未来，是最困扰周晓丽的事。她曾尝试帮助孩子们学会一门能自食其力的手艺。3年前，她托朋友找到了附近做假花的工厂，让年纪大的孩子在学校里帮忙做假花。可坚持了半年，工厂就拒绝续约了。因为这些孩子最长只能坚持半小时的工作时间，无法按期交货，遇上急活，更没办法。
　　周晓丽也能理解。“以前我也是做生意的嘛，不能拿自己的产品开玩笑”。她最新的打算是，要在今年下半年到北京专门学习公益组织如何组建工疗站。
　　大多数时候，周晓丽都觉得自己比其他人快乐，“我周围做生意的朋友，看到的都是社会阴暗面，开始愤世嫉俗，生意谈不下来，单子被抢走，焦虑得很”。
　　而她寻找快乐的方法，只是穿上一身漂亮的衣服，然后去学校，听到孩子们大喊：“周老师，你好漂亮啊!”笑容就会真心地绽放在脸庞。(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