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育是什么_更新公民教育

　　摘要：本文认为，现在到了恢复美国高等教育丢失的使命的关键时刻。在简要回顾了公民教育三要素——思想、道德和行动后，本文详细描述了公民教育在美国大学的衰落和针对公民教育真空的四种反应，最后提供了若干建议作为把思想、道德和行动等不同角色结合起来的对话框架。·
　　关键词：公民教育；丢失的使命；核心要求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2)04-0016-04
　　现在到了恢复美国高等教育丢失的使命的关键时刻。
　　这听起来是否与当今人们所理解的高等教育目的有点类似呢?
　　传播智慧、知识以及美德是保障民众权利和自由的必要条件；既然这些依赖于教育的机会和优势普及到全国各地不同阶层的民众中，立法机构和地方官员就有义务在未来任何时期都珍视文学、科学，并保证所有学校的利益，尤其是位于坎布里奇的大学的利益。
　　事实上，这项责任和使命仍然约束着哈佛，其杰出校友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把这段话写进了1780年的《马萨诸塞宪法》中。
　　有谁呼应了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在1788年说的话?无论是政客还是大学校长，他们有多长时间不再谈论教育的使命了呢?
　　实行和追求这样一种教育体系是非常重要的课题。该体系不仅传播知识，而且在美国年轻人的思想中播下美德和自由原则的种子，激发他们追求正义和自由的治国思想以及对祖国神圣不可侵犯的爱。
　　这些语录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不是因为年代久远，而是因为富有智慧。今天，许多美国人已经不再为政府感到骄傲。大学在脸书上吹嘘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却很少谈论自己在共和国的地位。处于这样的时代，通过培养国民素质来维持国家生存的这些呼吁就具有新的重要意义。现在到了重新思考高等教育的公民使命的关键时刻。
　　如今，高等教育完全依靠经济效益和与之相关的社会效益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当然，正如政府网站宣称的“教育带来收益”，但教育的公共目的不仅仅是个人利益的集合。大学不仅是创造之源，而且是文化宝库。创造力对国家的繁荣至关重要。大学不仅激发创造力，而且教育公众拥有与发明和创业有关的责任。教育不仅应该赋予学生个人成功所需要的技能，同时还要向年轻人灌输美国民主所依靠的价值观、理想和公民美德。
　　之所以迫切需要公民教育，是因为公民生活的很多方面都陷入了困境。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在描述我们的政府形式时说，“若要维持共和国的存在，就不可能单靠运动的势头。”恢复民众对公共使命的承诺，大学能做些什么呢?就在哈佛纪念建校375周年之际，这所伟大的大学在赋予公民教育新生命时能做些什么呢?
　　在下文中，我们将探讨这个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作为哈佛前院长，我们希望，不仅在哈佛各个院系之间，而且在高等教育的同事之间激发教育界同行的对话，并进行深入的讨论。
　　我们认为公民教育就是培养维持民主自治所需要的知识和性格。美国大学里公民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思想、道德和行动的三位一体，这一切都建立在美国历史和宪法原则的知识基础之上。思想意味着像学者那样有能力冷静客观地分析公共问题，对时事感到好奇并有能力进行理性的分析。道德意味着有能力对体现为民主理想和应该践行的承诺(如公平、社会正义、自由、平等概念)做出价值判断并能解释其中的原因。最后，公民教育向民众灌输就公共事务采取有效行动的意愿和能力。如果像当今常见的情况，即思想凌驾于道德和行动之上，公民教育就无法繁荣。现在已经到了大学再次拥抱其公共使命的关键时刻。
　　一、公民教育漫不经心的衰落
　　在像哈佛这样的传统学院里，作为公民教育主要内容的道德哲学曾经是所有专业的学生必须学习的基础课。但是，内战后这门课程逐渐衰落，因为科学后来居上，科研成为大学最优先的考虑。就在科学改造其他课程并将它们边缘化之际，争取公共利益的公民责任则被挤到高等教育的使命之外，道德哲学成为哲学系的边缘学科。在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1895年时院长仍然给所有专业的学生讲授道德哲学；但到了1905年，这门课就成了选修课。
　　与此同时，学科的专业化倾向分散了从前人们对社会问题的统一兴趣。社会学家或许研究贫困的社区根源，经济学家或许研究衡量贫困程度的方法，但社会科学与社会工作的距离越来越远，社会科学成为学者(男性)的专利，具体的社会工作则通常由女性社会工作者完成。在等级森严的学术界，特意不牵涉道德的科学领域有意识地主宰了利他主义服务的领域。从事专业化研究的大学教授不再向学生灌输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责任意识。
　　随着知识的碎片化，专业特长让教授群体拥有了权力。教授们不是把自己看作学院的成员，更常见的是把自己看作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学科专业化意识战胜了他们的教育者角色。甚至像哈佛这样的学院在试图恢复教育中心和小型研讨会时，真正的奖励标准也是以学科为中心的专长而非公民素质指导。随着国内和国际学术网络的发展，教授的权力与校长和校董的权力形成竞争关系。教授的流动性形成了顶尖人才的交易市场。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世人羡慕的对象，在科学和发明上遥遥领先，但付出的代价是：学院不再履行甚至已经认识不到自己在学生道德发展中的主要责任。
　　二、针对公民教育真空的四种反应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四种不同的运动重申了学界的公民理想。
　　通识教育：面对生源多样化和学术专业化，通识教育推动共同价值观捍卫自由学习。该模式首先出现在哥伦比亚大学，后来出现在芝加哥大学，二战后出现在哈佛大学。这些通识教育都涉及“伟大著作”的学习或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的综合性途径。
　　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表面上似乎是通识教育的对立面，其实它表现了年轻人广泛感受到的对美国社会不公和商业化的疏远和异化。学生们发现大学教育的浅薄和缺乏灵魂。虽然有反权威的议题和策略，但是学生运动寻求的是重申共同价值和社会使命教育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