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儒学【《公羊传》对原始儒学的发明】

　　摘要:《公羊传》与原始儒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包括对原始儒学的继承，也包括对其的发明创造。本文旨在探讨《公羊传》对原始儒学的发明创造，并且分析发明创造成果中体现出的思想融合与文化碰撞。
　　关键词：《公羊传》 原始儒学 发明创造 文化特性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公羊传》推行原始儒家思想，然而，这种推行绝不是全盘肯定、照单全收。《公羊传》形成于汉景帝时期，时至东汉，历经几百年沿革。儒家在这几百年间发展出新的内容纯属自然，《公羊传》对原始儒家思想的增补之处或发明创造也在情理之中。下文通过《公羊传》“实与文不与”的书法义例与华夷观解析其对《春秋》儒家思想的发明创造。
　　一 《公羊传》“实与文不与”的书法发明
　　《春秋》书法可谓世人皆知，《春秋》书法旨在彰显《春秋》大义。《春秋》书法甚严，《春秋》大义亦甚深邃。《春秋》大义代表了先秦儒家的基本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会随着时代的变革发生相应的变化。西汉景帝时期形成的《春秋公羊传》存在明显不同于《春秋》的地方。
　　《春秋》“尊王攘夷”，对于越权违礼行为坚决抵制。《公羊传》对于越权违礼行为采取“实与文不与”的态度，也就是说，《公羊传》的态度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改变。但是，介于推行孔子“素王”的旗帜不倒，《公羊传》只能采取文字上的坚持、内容上的妥协。这样的态度表面上看似乎是矛盾的，但实质上体现出《公羊传》对于《春秋》以及原始儒学的发明创造，体现出《公羊传》内在的文化品格。
　　《公羊传·宣公十一年》出现“实与文不与”的条例，传文曰：“此楚子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不与外讨也。不与外讨者，因其讨乎外而不与也，虽内讨亦不与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讨也。诸侯之义不得专讨，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为无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讨之，则讨之可也。”
　　对于“诸侯之义不得专讨”、“诸侯之义不得专封”、“诸侯之义不得专伐”之类，是《春秋》提倡的大义之一，也是《公羊传》“文不与”的内容。诸侯之于周天子是臣，君未赋与臣“专讨、专封、专伐”的权力，一旦臣行使僭越之权，必定违背礼制，是儒家学者所不耻的行为，同样也是《公羊传》所不耻的行为。在文章的表述上，《公羊传》与《春秋》同仇敌忾似乎并无不同。
　　然而，《公羊传》对于《春秋》的发明创造就在于：《公羊传》实质上并不反对“文不与”的越权违礼行为。产生这种“阳奉阴违”的写作方式，只能归咎于对社会的无奈。迫于“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为了保存住最后的“仁义”阵地，《公羊传》选择了放弃部分的礼制。如同《宣公十一年》中“楚庄王越权外讨”的行为，虽说是违背礼制，但是，讨伐“臣弑君，子弑父”的乱臣贼子确是仁义之举，《公羊传》给予了实质上的肯定。
　　《公羊传》“实与文不与”的书法，表面上摒弃了《春秋》强调的“礼”，实质上却体现出儒家思维新特点——时代变通性。这种时代变通性即是《公羊传》对于《春秋》的发明创造，它体现了《公羊传》的价值定位，同时也体现了《公羊传》所代表的文化品质。在《公羊传》的文化视野中，具有价值的思想已不再是僵化的前贤往圣的“经典理论”，而变成为能够适应时代变幻的“曲线救国”之论。《公羊传》所代表的文化派系也已不再是守旧的鲁学，而是兼具齐学变通色彩的齐鲁并存的文化系统。
　　二 《公羊传》对《春秋》华夷观的发明
　　《公羊传》对于《春秋》的发明创造还体现在对于华夷不同民族的态度上。总体上，先秦儒家的一贯作法是“视夷狄为敌寇”、“与夷狄势不两立”。《公羊传》对于夷狄同样没有好感，但是《公羊传》能够做到“以文明区别对待华夷”，并以此作为处理民族问题的主流方式。总的来说，《公羊传》突破了《春秋》一味僵化的敌对态度，而改为灵活变通的态度对待民族问题，具体体现在“以文明区别对待”与“历史定位的文化渐进论”两方面。
　　1 “以文明区别对待”的灵活变通方式
　　何为“以文明区别对待”？关键在“文明”，有则“中国”，无则“夷狄”。“中国”是褒义词，代表文明；“夷狄”为贬义词，代表野蛮。无论“中国”、“诸夏”、“夷狄”，只要有道德文明则为“中国”，而其三者一旦无道德文明便皆为“夷狄”。
　　夷狄具备道德文明受到《公羊传》褒扬。吴、楚二国当属地域范围上的“南夷”，《公羊传》中时有对其二国的评价，其中有褒有贬。《公羊传·宣公十二年》载：晋楚 之战时赋予“楚子”“子”称号，且以礼待之：“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之所以楚国值得称颂，是因为其具备了道德文明。无独有偶，吴国因“忧中国”亦被《公羊传》褒扬为“子”，见于《公羊传·定公四年》的吴攻楚郢都之役：“吴何以称子？夷狄也而忧中国。”
　　然而，同样是吴国，同样是在定公四年，吴君臣因霸道*乱重新贬为夷狄，见于《公羊传·定公四年》：“吴何以不称子？反夷狄也。”
　　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的鲁国，也会因为失文明而被贬斥。鲁国自古以来是道德文明的楷模，自然应受到优待，享有美誉。然而，就是如此礼仪之邦，亦会被《公羊传》“夷狄”化。《公羊传》中记载，鲁国因贪取之行而被视为夷狄，见证如下：《公羊传·宣公九年》：“根牟者何？邾娄之邑也。曷为不系乎邾娄？讳亟也”、《公羊传·成公六年》：“邾者何？邾娄之邑也。曷为不系乎邾娄？讳亟也”、《公羊传·襄公十三年》：“诗者何？邾娄之邑也。曷为不系乎邾娄？讳亟也”、《公羊传·昭公卅二年》：“诗者何？邾娄之邑也。曷为不系乎邾娄？讳亟也”。
　　由于“讳亟”之故，因为数次贪取他邑，鲁国贪婪无止境的丑恶面孔暴露出其君主道德文明的沦丧，《公羊传》将其“夷狄之”符合其“以文明区别对待华夷”的态度。
　　《公羊传》对于《春秋》华夷观的发明创造之处，还包括其能够把夷狄列入可以教化的人群，并且也从行动上给予肯定，这种行为是民族统一的现实前提。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夷狄被肯定的前提是其讲求道德文明，这里的道德文明仍然是儒家的道德伦理特性。儒家的道德伦理特性与《公羊传》灵活变通的方式相结合，彰显出两者所代表的文化派系的融合，可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