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学的历史与现代:简述儒家经学的历史

　　每一个文化传统，都有其占主导地位的、影响到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思想系统，承载此思想系统的载体，便是经典。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儒学是中国文化的骨干，汉代之后两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由于受到官方的推崇，一直居于正统地位。按照《史记》的说法，儒学经典都经过了孔子的手订，删《诗》《书》、赞《易》、定《礼》、作《春秋》，①在儒家创始人孔子被尊为圣人或先师的前提下，其所修订的经典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尊荣。而所谓经学，即是以先秦五经以及后来范围扩大至十三经为对象的注疏、阐释的学问。在经典的传承中，传、记、注、疏是主要的方式，疏不破注，注又尊经，经典或者圣人之意被传统儒者认为是万世不易的行为法则。
　　问题是，先秦儒家经典主要讲了些什么？经学历史大概如何？经学中蕴含有怎样的价值观念？以及在现代社会中，儒家经学有哪些可供汲取的资源，或者说，经学能厘清我们传统思想的根源，但能否指引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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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是经学的源头，后来的十三经则是将《春秋》分为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将《礼》分为三礼（《仪礼》《礼记》《周礼》），还加入了《论语》《孟子》《孝经》，以及一部专门解释词义的著作《尔雅》。在经学的发展过程中，学者们对经典的诠释也越来越丰富。因篇幅所限，下面我们分别简要介绍一下先秦五经的基本内容。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所收录的305篇诗大约成篇于西周早期到春秋时期。从其内容来看，《毛诗序》将《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按，风的意思是土风、风情）。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十三经注疏》）。在功能上，《汉书?艺文志》认为周天子采诗的目的主要是“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所谓诗言志，《诗经》中有美有刺，美是赞美，刺即讽刺，采诗官搜集之后，以此为当政者提供信息，使知民情之所在。
　　《书》即《尚书》，孔颖达《尚书正义》解释说：“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书》”（《十三经注疏》）。《汉书?艺文志》有“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汉书?艺文志》）之说，今天我们看到的《尚书》，虽有记事之篇章，但以记言为主。从性质上看，《尚书》大致可分为六类：典、谟、训、诰、誓、命。典，指为后人推崇的记载，如《尧典》所记载尧舜的言论事迹。谟，意为谋议，如《皋陶谟》记载舜、禹、皋陶谋议政事。训，意为教导，记载有资历的大臣教导商王之言。诰，意为宣告，记载宣告王命之言，如《大诰》《康王之诰》。誓，就是誓辞，记载军队出征誓师之辞，如《甘誓》《牧誓》。命，指王命，天子加诸诸侯的命辞，如《文侯之命》。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尚书》的种种记述中，透露出了当时政治、军事、伦理、法律、宗教等思想，如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等，这些都是儒家思想的根源。
　　礼起源于民间习俗和原始宗教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礼被确立为社会制度，成为社会秩序的保证。作为先秦五经之一的《礼》，指的是《仪礼》。《仪礼》又称《士礼》，其中主要记载了士阶层以上的贵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仪节，从冠、婚礼到国君宴请他国使臣之礼，叙述十分详尽，在一定程度上向后人展现了春秋时期贵族的生活状况。后世流传的关于礼的经典有三种，除了《仪礼》，还有《礼记》和《周礼》。人们一般将《礼记》视为对《仪礼》的解释和补充，是战国到汉代早期的礼学资料的汇编，其中有对礼的性质、意义的论述的内容，对于后人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礼制思想、宗法制度及相关的社会状态，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而《周礼》又名《周官》，《周礼》以六官为名分为六篇：《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天官为六官之长，地官掌邦教，春官掌邦礼，夏官掌军政，秋官掌狱讼，《冬官》亡佚，后人以《考工记》补之。《考工记》记载的是周代晚期的各种营造工艺，可见冬官执掌的大约是包括手工业在内的各种营建之事。相较其他两部礼学经典，从现存记载看，《周礼》出现得最晚，在西汉末年出现，然而其内容却是记载的西周的官制，以及与各官执掌相应的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还规定了某些行为规范和仪式。
　　《周易》分为《易经》与《易传》两部分，《易经》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六爻。《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十篇文章，被称为“十翼”。如果说《易经》最初只是一部占筮书，那么因为《易传》的出现，《周易》便有了哲学意味，成了大家公认的探究自然、社会、人生各种现象变化及其规律的书。②《易传》阐述了宇宙生成理论，并在天道中融入了儒家的价值观，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等。从某种程度上说，《周易》可谓是儒家价值理想的哲学基础。
　　对于《春秋》，传统认为是孔子在鲁国史记基础上所作，《孟子》指出了孔子作《春秋》的原因：“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所谓“作《春秋》”，就是整理修订的意思，孔子整理之前的鲁国史记也叫《春秋》，但只是对鲁史记的称谓，杜预于《春秋序》中曾解释何以史书叫“春秋”：“‘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记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十三经注疏》）但是经过孔子修订之后的《春秋》便不一样了，《春秋》不再是史书，成了含有微言大义的经书。面对春秋乱世，孔子将其政治理想隐藏在《春秋》表述之中。例如，僖公二十八年经有“天王狩于河阳”，字面看来是周天子在河阳这地方巡狩，实则是晋文公挟天子以令诸侯，孔子作《春秋》言“狩于河阳”，表明了孔子对其时社会失序的不满。周代宗法伦理为核心的社会秩序，是孔子应对其时礼崩乐坏的理想所在，故孔子有“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之言。然而孔子又非完全的复古，例如宗法社会是世卿制，孔子却于《春秋》中讥世卿，主张以能力和德行作为选拔官的标准。在汉代，《春秋》有三传，即《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重传义，而《左传》重叙事，虽有不同侧重，然而三者背后浓厚的宗法氛围却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