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医师，水手，间谍】律师 教师 医师
五六个平均年龄八十上下的老人，从柴湾、观塘，聚集到港岛背面北角的一家海鲜酒楼。 这餐下午茶共计消费了港币361元。老人们坚持要做东，然后议算开了AA的价钱。靠每月三千多块的综援金过活，如此排场已经是高消费。
三四个白色泡沫塑料打包盒剩在圆桌上，他们一个个有心无力地瞪视着。如今都到了剩最后一颗牙的年龄。
这群因“特务罪”入狱十二年以上的老人，1997年后陆续从大陆刑满获释。出狱后的十来年里，仍保持着互通声息的习惯，但他们的共同话题从政治、女人，渐渐转到了健康。
“你的牙怎么样？”
“还剩最后一颗要拔，已经在医院排上号了。”
“他补的一口新牙好，一万多块呢，都是香港政府出的钱。”
“唉，真是该养我们的人不养，不该养我们的人养着我们。”不知谁感叹了一句，引来一桌老头的应和。
“我们都已经来日无多了，希望台湾不会像日本政府对待华籍***那样，从几十万人拖到最后不了了之。”这话多少是说给外人听的。
周国骙是这次聚会的缺席者。因为他的台湾居民身份，周此前已获得台湾军方的赡养。自2007年9月退出“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后，和这些同类的往来更是日渐疏离。
而这群滞留香港的老人，有的是1949年后随溃败的国民政府撤离大陆时，在港滞留至今；有的是在1970年代末小股移民潮中，来香港寻亲；甚至也有是从附近的潮汕偷渡而来，幸运地取得了香港居民身份。
他们曾是商人，是教师，是医师，是水手。在谲变的政治环境中，或为信仰，或为谋生，他们都曾为台湾当局吸纳，在大陆从事谍报活动，游走于灰色人生，成为今日波谲云诡的台海谍战之前传，并为此付出了难以想象的牢狱代价。如今，他们已快走到生命的尽头。在大陆搁浅，为台湾所拒，最后困守香港，领每月三千多港币的综援，在大时代中被抛弃和遗忘。
派头
“大名鼎鼎的姜建国来了！”
持长伞、戴墨镜，姜建国的这副特别形象，再加上在香港当地的《东方日报》、《前哨》等媒体上广为流传的其“与高官女儿同居套料”的轶事，均在逗引大众对“间谍”身份的香艳想象。
姜建国对过去的经历滔滔不绝，只是给人的印象反倒像是在复述一个别人的故事。
1985年5月，他“生意做得很大”，从大陆购买一批蚕丝运往台湾，在外包装袋上，用“印度尼西亚制造”的假标签掩饰，用以避开台湾海关的耳目，但内包装上未及清除的“中国制造”字样，泄了老底。正值两岸关系紧张时期，台湾海关将货品全部扣押。台湾“军情”局以此为要挟，他被迫成了一名派遣特务。
他的人生简历里，不时与各路名流沾点边，“在‘小甜甜’龚心如的公司里做到中层”，“与上海某市委领导之女同居”，“曾经在大埔仔有套价值千万的豪宅，在TVB女星佘诗曼隔壁”……
这一切，因为“特务罪”在大陆吃了场十五年的官司，都倏忽不见了。
他现在独居于九龙葵涌的公屋，只有两张床铺大小的空间。呼吸里时时渗出一股馊味，他的回忆也跟着凌乱起来。一会儿是前妻卷跑了财产，一会儿是和“那女人”同居时花光了钱……
一年前这个时候，姜建国还曾闹过自杀。他没勇气跳楼，曾想过烧炭自杀。他从床底下抽出两只钢筋面盆，“新买的，可惜不会烧煤渣。从十几楼一头栽下去，我想肯定溅得满地红的、白的，路人看了罪过。”
这一戏剧性的举动，招来了社区里的公益组织“生命热线”。已经有一年，他们每周一三五送来免费餐饭，帮他“省了买米的钱”。
在他的冰箱里，挤挨着塑料饭盒，浇头已经被拣着吃掉，汤汁渗进米粒，肉眼可见饭上拔出的一根根银丝。馊味就是从这里钻出来的。
宽容
跟姜建国一样，简志均的生活也较为落魄。他仍住在二十几年前上海法院“判决书”上的地址：九龙马头围村某号。
三十年过去，这个区域仍被撇在香港地铁网之外，为教会学校和中医诊所簇拥，各种势力杂处。这里也是亲台人士聚居地，97回归前每逢台湾“双十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从尖沙咀码头一路插到深水埗。
1979年，简是天主教玛丽诺语言中心的一名教师，周国骙的中医针灸诊所几乎就开在他家斜对门。当年就算他们当街照面，也并不会认出对方。被捕后，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共囚一室，他们才猛然意识到“地下”工作的咫尺天涯。
追溯起来，两人不仅年纪相仿，而且还算是校友。1948年，周从中国新闻专科学校（复旦新闻系前身）毕业，进入国民党第二十二区党部训练班任教官。此时，简正在复旦政治系读大三。
这一年，国内形势急转。周在第三野战军渡江前夕，随国民党撤出了上海。尚无社会经验的简志军，投考刚在解放区成立的华东干部子弟学校，被拒之门外，只得南下香港投亲。
在简志均现在的家中，一道碎花布帘隔开了主人的过去与现在。帘子后面住着简志均的第三任妻子和她的女儿。她们压低了声音，在用东北话交谈。
布置素黑的会客空间里，时间似乎定格在简志均享有“地上”身份的年代。在毕业照上，他戴学士帽略歪着头，一脸青春的忧郁。边上一柜子辞典、圣经，是对昔日教师身份的纪念。
台面玻璃下面，压着学校里的神父们和简志均的合影。“他们现在见到我，还会招呼，‘Mico, Mico, we have new vacancy for you.(麦克，我们这儿有个教职空额给你。)”
“Mico”曾是他的英文名。老头呼唤着自己的名字，眼神也活了过来。在1983年1月号的《民主与法治》上，一篇名为《陷阱》报道里写到，“他一对歪眼睛，似乎有点呆滞，但当人们不注意时，会突然滴溜溜一转……”
如今，简志均今日再拿起大陆媒体报道，心里仍不免一凛，那段经历好不容易被压进了记忆的底部。
他更愿意分享会客厅里陈列的一切，他的大学，他的信仰。他招呼他的东北续弦，从各个角落翻拣出足可示人的那部分过去。
“又来了……”帘子背后，他还在念中学的继女轻声嘀咕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