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文学艺术的灵魂（一）】 吾会寻觅吾生命灵魂唯一之所系

　　《苏联的心灵》收录的是伯林从未发表过的描写和论述“二战”前后苏联文化状况的散文速写与论文。与伯林其他论著不同的是，从文体上来说，其笔法半是散文、半是论文。书中不仅展示了作者无尽的文学描写才华，以及广博的文学艺术知识，同时，其犀利深刻的文学艺术批评的思想，也成为解剖一切难解的俄国文化和文学艺术中思潮、现象、流派、社团、作家作品之谜的犀利手术刀，充分体现出一个真正的思想大师之卓越风范以及那种大手笔的非凡力量。
　　我写这部书的读后感想厘清伯林思想发展变化的过程，其次，联系中国近百年的文学史状况与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做一个平行的比较，以期从中找到一些有规律的东西。
　　《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文学》这篇这篇文章写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他不仅高瞻远瞩地从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层面来概括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特征，而且对俄罗斯文学的熟谙，以及对西方文学的全面了解令我叹为观止。
　　伯林把二十世纪前半的俄罗斯文学分为三个阶段，即：一九○○至一九二八年，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
　　从一九○○至一九二八年，伯林认为进入二十世纪的前些年的俄罗斯文学，尤其是诗歌，“达到了自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的古典时代以来的一个巅峰。虽然十月革命对它造成了猛烈的冲击但也无法阻遏其高涨的势头。全神贯注且不厌其烦地沉浸于对社会和道德问题的思考，或许是整个俄罗斯艺术和思想的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特征，这一特征极大地影响了十月革命，而且在革命胜利后还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论战”。这一现象——“沉浸于对社会和道德问题的思考”——成为俄罗斯文学传承的一个核心价值理念。这与中国辛亥革命和“五四”前后的状况有些相似，但是，在本质上所不同的是：俄罗斯文学在十月革命前后讨论的是怎样“反资产阶级”，是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不同的观念之间的角力；而中国文学偏重于向旧世界告别，企图迎接的是一个西方民主的乌托邦。当然，十月革命的胜利也给中国文学的理论界提供了一个可视的窗口，但是这期间尚不为主流思潮，直到一九二八年的“土地革命”似乎才可以看出十月革命对中国农村革命的影响之端倪，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才证明了伯林所说的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苏联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文化”狂潮，也即“拉普”（PAPP，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这从中国文学界和文化界在三十年代初所产生出来的“左联”组织即可明鉴。尽管最终斯大林清洗理由归咎于托洛茨基分子，但是在中国，当时的蒋家王朝忙于夺取政权，用残酷的*****对付共产党人，无暇顾及文化和文学战线的事情，以为“秀才造反”可以不予理睬。虽然国民党宣传部也设立了报刊检查制度，但大多数为摆设，往往遭致文艺界之诟病与抨击，也就糊里糊涂地走过场了，远不如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文化铁拳来得如此迅猛无情。
　　从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伯林认为这时期的苏联文学度过了动荡的岁月，“新的正统”随着托洛茨基的垮台而建立起来，孕育出了“以其冷酷的简单性和粗鲁的狂热新世界观而自诩的无产阶级文化”。不过，伯林没有全盘否定这样的文化样式，认为“充满着道德说教的共产主义理论并不那么反对自由，在这一点上倒是与一九一四年以前意大利未来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是一个诞生杰作的时代”。伯林列举了以马雅可夫斯基为精神领袖的一系列作家作品，其中对那个“白银时代文学”的著名作家马雅可夫斯基的评价还是十分中肯的，他没有因为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否定狂热的无产阶级作家，“他即使不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算得上一位激进的文学革新者，一个能够产生惊人的活力、感染力，尤其是影响力的解放者”。当然，还有一些另类的作家，例如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等未被苏联文学史列入名册的作家。小说家列举的是阿·托尔斯泰（按：即小托尔斯泰，他的《苦难的历程》在五六十年代曾经风靡中国）、普里什文、卡达耶夫、左琴科、皮里尼亚克、巴别尔、伊里夫和彼得罗夫。更重要的是，伯林提到了那些“不合时宜”的流亡作家蒲宁、茨维塔耶娃、霍达谢维奇、纳博科夫等。在这里，伯林虽然抨击了斯大林主义者对“异端邪说”进行的所谓“猎巫运动”，但是，正因为分不清左好还是右好，对立双方的言论反而带来了“一种严酷的生命力”，“无论是原创性还是评论性的作品……却很少显得乏味”。这似乎有些像一九五七年“反右”前夕的中国文学界，“引蛇出洞”前的繁荣，造成了大批知识分子的匆匆上阵，慷慨激昂地抨击时弊，最后导致精神的溃败。可见，中国文艺界自三十年代仿效“拉普”建立“左联”机构以后，我们才算真正踏着苏维埃革命文学的节奏亦步亦趋地前行，最多也就是慢个半拍至一拍，直到六十年代中苏反目。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党制定文学‘路线’”。“一九三四年布尔什维克政权通过采取分级监控的办法进一步强化了这项古老的制度——首先通过作协，然后经人民委员，最终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做出决定。”通过一系列制度的保障来控制文学的走向，这显然是苏联的发明，由此而产生的“要求无产阶级作家团体对苏联的新主题进行集体创作；其后又推崇苏联时期和苏联之前的英雄人物”。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从“十七年文学”和“无产阶级*****”的“十年文学”中找到了它的源头。如果说苏联文学对“作家们不得不锻炼他们把握分寸的能力，在不打破正统的框架或招致直接的罪名和惩罚的前提下来表达他们非正统的观念”还保有一定的艺术自觉和艺术追求的话，那么，中国作家就没有那样的觉悟和幸运的机缘了。所以，苏联作家对这种政治高压下的反抗也似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除了列举的许多作家外，伯林特别提到了一九三五年才去世的高尔基为了保护有才华的艺术家免遭毒手，“利用其巨大的个人权威和声望保护一些杰出的引人注目的作家免受过分的监管与迫害；他自觉地扮演着‘俄国人民的良心’的角色，延续了卢那察尔斯基（甚至是托洛茨基）的传统”。毫不客气地说，在中国左倾文学思潮泛滥的日子里，似乎还找不到一个像高尔基这样的文学领袖人物，更多的是那些对上奴颜婢膝、对下颐指气使的“奴隶总管”式的官僚与打手。这就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和中国知识分子因不同的文学道德传统而造成的不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