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人生意义的的思考者 毕淑敏:人生本没有意义

　　应该怎样认识人生？　　怎样才能使青春放出光彩？　　在建设祖国的伟大征程中，在振兴民族的历史转折关头，当代中国青年在倍加认真地思考着这一重大课题。　　八十年代第一个春天，由潘晓的信所引起的“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牵动了千千万万青年的心。他们“抑制不住揭笔而起的满腔激情，投身到这场充满青春活力以及人生哲理的讨论的行列里来”。在短短几个月里，编辑部收到参加讨论的信稿达六万件。投来稿件的，有全国各地工、农、商、学、兵和党、政、工、青、妇等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的青年、团员和青年工作者以及成老年同志，还有港澳同胞和大洋彼岸的青年朋友。不少的信稿是几十、上百青年联名写来的。一封青年来信竟会引起如此广泛、强烈的回响，这生动地表明，它反映了人们的心声。
　　参加讨论的青年们，用切身的经历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回答了潘晓提出的问题，向寻求中的青年朋友热情呼唤；他们在真诚坦率的思想交流中，初步领悟了人生的真谛；他们在广泛、平等的讨论中，体察到了党的实事求是作风的恢复和发扬，感受到了党的亲切和温暖。
　　六万件信稿里，跳动着青年们渴望为祖国四化大业贡献才智的赤子之心，洋溢着青年们探索真理、追求理想的激情。我们高兴地看到，风华正茂的一代新青年，已经从十年浩劫的创痛中坚强地站立起来，正在新时代的曙光中奋然前行。
　　本刊的讨论暂告结束了，但生活中的寻求却没有结束，也永远不会结束。对人生意义的探索，将伴随着我们全部人生之路。
　　我们作为参加讨论的一个探求者，在这里谈谈对于几个问题的粗浅看法，以求教于同志们。
　　重新探索人生意义是历史的需要
　　潘晓的信，真实地反映了当前许多青年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早在本刊开展讨论之前，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在青年中就已经开始了对这个问题的重新思索和认真讨论。我们曾经陆续收到全国各地不少青年来信，反映他们对人生意义的种种看法，以及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的彷徨和疑问。本刊的讨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展起来的。
　　为什么广大青年会如此热切地要求重新探索人生意义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回顾刚刚过去的那段历史，了解这代青年成长的特殊条件，也有必要正视今天的现实，弄清新的时期在这方面向人们提出了什么新的课题。
　　我们的社会曾经把崇高的革命信念，注入青年们一泓清水般的心田。“在‘史无前例’的时期来临以前，在我们面前仿佛都平铺着一条通往理想境界的道路。”然而，“‘*****，象一个霹雳在我们头上炸开”。在“革命”“造反”这一类华丽辞藻掩盖下，中华大地，到处上演着人间惨剧。许多青年上当受骗，而且比成年人老年人更深些，更重些：许多青年惨遭迫害：还有许多青年则兼有二者。“难道这就是革命？”不少青年产生了幻灭感，他们说：“没有任何一代人遭受过我们这一代所经历过的精神崩溃和精神折磨。”
　　青年们和整个民族一样，在经过痛苦的时代反省之后，终于唾弃了现代迷信和它衍生的“最大的‘公’就是‘忠’”一类的人生教义。但是，为了使我们的民族不再重陷深渊，自己不再被人愚弄，青年们深入思考的，就不只是十年浩劫中的哪些东西应该唾弃，而且渴望着弄清楚：它们究竟是怎样发展来的？
　　历史，有自己的延续性。正如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我们党总结历史教训时，由“十年”追溯到“十七年”一样，青年们对人生意义的探求，也要求有一个同样的历史的追溯和清理。
　　噩梦初醒的思考，要求在实践检验的基础上重建人生信念，这是促使青年重新探索人生意义的第一个原因。
　　1976年10月，是我们民族命运的伟大转折。青年们从十月的胜利中，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但是，十年浩劫的后遗症并没有消除，左倾思潮也没有在庆祝胜利的鞭炮声中就此隐退。困难、麻烦、问题，仍然象大山一样挡在我们前进的路上。由于青年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当代社会的种种矛盾，比较突出地、集中地反映在青年身上。这些矛盾不容易解决。而青年囿于自身的弱点，又往往不善于全面地、辨证地认识这些矛盾。除了少数已经立足在科学人生观的坚实基础上的青年之外，在生活的教训面前，许多青年痛苦地发现：无论是“从书本里树立起来的生活信念”，还是从别人那里“领来的水晶球般的人生观”，都还不足以解答生活中提出来的复杂问题。相反，不正之风，阿谀奉承、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等等，本来应该遭到唾弃的、丑恶的东西，却常常得以顺利通行。
　　面对现实，不少青年心中充满了光明与黑暗、苦闷与追求、彷徨与抉择的斗争。他们不愿意随波逐流，不甘心就此沉沦，他们渴望在人生的探索中找到实实在在的精神支柱，找到可供遵循的正确的行为准则。
　　现实社会的客观矛盾，实际生活中的种种难题，这是促使青年重新探索人生意义的第二个原因。
　　当前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要求社会道德观念也相应地在科学的基础上重新得到审视和向前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很多方面排除了“左”的思想的羁绊，着眼于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开始纠正忽视个人利益的做法，注意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作出较多贡献的集体和个人给以相应的物质报酬和精神荣誉；鼓励国家计划指导下的竞争；实行技术业务职称、学位制度；等等。这些政策的核心，就是要正确调整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也即公私关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更好地结合起来，从而广泛地鼓励人们积极劳动，努力向上，增长才干，为社会主义多作贡献。这些做法，同多年来流行的把正当的个人利益混同于“个人主义”，把积极的个人进取精神批作“资产阶级思想”的“左”的思想，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这种矛盾冲突，同样向青年提出了一个必须解答的人生课题：是用那种“左”的思想情绪去否定新政策和在新政策下激励起来的人们的进取心？或者是用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错误思想来对待新政策？还是面对新政策、新实践，重新审视现存的种种观念，在科学的基础上对它们采取或者肯定、或者否定、或者修改、或者作新的理解的不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