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从漫长的黑魔法中醒来|黑魔法

　　旧金山，就像年轻女人的面目一样，美丽，复杂，纠缠不清。对于美国人，它意味着一座开放而有趣的城市；对于中国人，是旅游胜地和庞大的华人社区；对于旧金山周围中产卫星城的居民，则代表了他们希望逃离的生活：复杂、折腾、不确定性、缺乏安全感。
　　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定义旧金山，视之为理所当然。旧金山成为今天的样子，却是长期自我冲突的结果。一边是早期移民的后裔——爱尔兰人与意大利人工人阶级，生长在根深蒂固的天主教文化中；一边是寻道而来的边缘与异端群体，渴望在这里建造自己的世界。1976年初的市长选举，是两者最激烈、也是最后一次正面对撞。代表后者的莫斯克尼仅以4000多票险胜保守派对手（当时旧金山的人口超过70万）。从那以后，旧金山逐渐敞开自己的双面人格，并经受住伴随而来的痛苦与折磨。从一场黑魔法之梦中醒来，所有人相融为一座独一无二的城市。
　　旧金山的居民不用空调。即使太阳像开足功率的探照灯，刺痛你的皮肤，凶猛无尽的海风能吹散热气，在清晨吹来一片笼罩山丘的迷雾，在夜晚裹挟着寒意追逐路人。
　　但6月初的一个周日上午，气温却升至罕见的32摄氏度。伍迪·米勒穿着登山鞋，背着双肩包，戴着手表、眼镜和棒球帽，独自走在卡斯特罗（Castro）大街的斜坡上，慢悠悠地向简·沃尔纳广场（Jane Warner Plaza，以旧金山第一个公开身份的女同性恋警察命名）走去。他今年57岁，精神矍铄，两片银环穿在鼻孔上，刚硬的白胡子与头发连成一片。几天后，他将拿到旧金山州立大学历史本科学位，然后升读美国近代史硕士。这样老当益壮的家伙在美国并不少见，走在路上你恐怕不会注意到他——如果他穿着衣服的话。
　　伍迪一丝不挂地来到广场上。他的几个裸体朋友早已就坐，夹杂在游客、本地人与流浪汉中间，看报纸或晒太阳。这里是旧金山同性恋区的中心地带，也是裸体主义者的据点之一。有轨电车隆隆驶过，将广场劈成两半。慵懒的鸽子不愿飞起，挪动两步，跳出轨道。一个坐在残疾电动车上的流浪汉吐着烟雾，穿过马路，身后留下一股甜甜的大麻味。马路对面是哈维·米尔克广场（Harvey Milk Plaza），上空高悬一面巨大的彩虹旗，以纪念这位遇刺身亡的同性恋政治领袖。
　　伍迪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保守家庭，27岁那年与男友一起奔向旧金山。他的父母无法释怀，直到离世也没来旧金山看看。他的父亲总是说：“有什么好看的？我‘二战’时就去过旧金山了。”
　　“爸，这里改变了太多。”伍迪会说。
　　“没有一座美国城市像旧金山一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经受如此剧烈的变动。”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的作家大卫·塔波特说，“年复一年的狂乱与暴力——包括政治谋杀、骚乱、恐怖袭击、种族冲突、反同性恋仇恨、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体自杀，以及那场蔓延全城的瘟疫——之后，旧金山才趋于平静，终于找到了自我。”
　　回顾旧金山近50年来的历史，就像阅读一部惊悚悬疑小说，今天我们所见的一切，只是这部小说的尾声。
　　
　　（左页图）1878年，是旧金山较为平静的一年。那年2月，这里接通了一条电话线；5月，美国现代舞先驱伊莎多拉·邓肯在这里出生。同年，画家查尔斯·理查德·帕森斯为旧金山手绘了这张鸟瞰地图。当年的旧金山湾是一个匆忙吵嚷的港口，往来穿梭的大小船只在此装卸各式各样的人生故事。而今，站在“北滩”的山头，可见印着“China”的巨轮缓缓移过，当年的躁动仿佛已沉入水底。
　　1878年，旧金山人口超过23万，开始从一座淘金小镇向现代都市过渡。地图上的主干道就是今天的市场大街（Market Street），当年一路延伸，两边的维多利亚式街区破土而出。上岸之后，沿着大街走3公里左右，即是昵称为“巴巴利海岸”（Barbary Coast：曾指海盗与奴隶贸易猖獗的北非沿岸）的旧金山红灯区。19世纪中期，大群恶棍与刑满释放的囚徒从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与塔斯马尼亚岛乘船而来，登陆旧金山后盘踞此地。水手们流连于那里暗无天日的淫乐，也恐惧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被绑到另一艘船上，驶向未知的目的地。1917年，旧金山警方终于将这一区域清洗干净。然而，直到今天，历史以某种方式顽强地保留着自己的痕迹。裸体主义者敢于全城裸奔，却对这里敬而远之。夜间，无家可归者如僵尸鬼魅，在大街上游荡。沿街某扇不起眼的门后，性爱俱乐部通宵营业。
　　“飘满气球的房间”
　　旧金山的故事始于淘金与航运。
　　1848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凉的牧场，奶牛的数量远比人多，但金矿的磁力引来大量意大利与爱尔兰移民。100年后，他们的后裔构成旧金山的社会中坚，用天主教传统与家庭价值疲于抵抗不断涌入的反主流青年。然而，在旧金山城市的萌芽期，正是这批淘金者、水手、商人与不法之徒开拓了最初的乐土。赌场、妓院、鸦片窟、歌舞表演等娱乐场所随着财富与人口一同膨胀，让旧金山成为“西部的巴黎”。
　　1906年的大地震摧毁了旧金山四分之三的城区，熊熊烈火燃烧了七天七夜。一位牧师站在冷却的废墟中，宣称这是上帝对罪孽之城的惩罚，却发现自己的宣讲只吸引了少数魂不守舍的民众，更多人聚集在唯一幸存的歌舞厅前，悼念被毁灭的天堂。
　　另一个天堂以惊人的速度重建起来。地震四天后，300名工人就开始修复城市下水道系统；六周之内，整个城市重现生机。到了20世纪20年代，旧金山的娱乐业越发肆无忌惮，扮装皇后秀公然出现在渔人码头的游客手册上。在禁酒令时期，旧金山市政府甚至通过法令，禁止当地警察干涉饮酒。
　　《旧金山之歌》唱道：“旧金山，打开你的金门，别让异乡人久等。”中国劳工循着金矿与铁路线卖命，随后在狭小的唐人街内安身。19世纪中后期，华人与其他亚裔移民占旧金山人口的8%，现在仅华人就占四分之一。“二战”期间，数万黑人从美国南部迁徙而来，向太平洋战场输送军火和船只。在他们日后群居的费尔默尔区（Fillmore），爵士乐与布鲁斯发育成熟。20世纪50年代，一部分白人中产阶层撤向旧金山周边地区，以墨西哥人为主的拉美廉价劳动力很快填满了空置的社区。
　　美国多元社会的相融与摩擦，都在旧金山彰显到极致。1877年，失业的白人工人将怒火宣泄到华人身上，500多名暴徒冲入唐人街打砸抢烧。警方全数出动，在1000多市民志愿者的配合下，将骚乱扑灭。在之后的岁月里，白人与拉美人、意大利人与中国人、黑人与白人警察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所有人在倾轧与博弈中逐渐学会如何共处。
　　与此同时，“垮掉”的年轻人、嬉皮士、瘾君子、越战退伍军人、同性恋、邪教组织、激进分子、恐怖主义者也一波接一波地冲击这座城市，带来癫狂、惊恐与阵痛。旧金山就像一锅混杂着各种成分的化学药水，不断分裂又重组，随时可能爆炸，最后奇迹般地凝固成一个整体。
　　但当时间的轮盘转到2012年6月初的这个上午，一切仿佛都未曾发生过。
　　广场边的“双子峰”是旧金山第一家同性恋餐厅，成双成对的男人倚在门口聊天。伍迪与他的同伴第一次光着身子出现在公共场合，愤怒的市民会冲他吼道：“把衣服穿上，恬不知耻的死基佬！”而那天上午，好奇的游人请求与伍迪合影，本地市民匆匆而过，对这样的怪异场景习以为常。
　　
　　（右页图）海雾触岸，能瞬间淹没城市。旧金山的高楼几乎全部集中在城中心、海湾沿岸的一角。这里的居民抗拒城市化的进程，每当摩天楼、地铁、高架桥的建设推进到一个社区，都会遭遇强大的阻力。旧金山城内也因此得以保存许多公园与绿地，金门公园之大，就像一片森林。1971年，同性恋歌舞团体Cockettes从纽约演出归来后，其中一位成员对比说：“纽约是一片水泥森林，而旧金山是葱郁、柔软、温暖、舒适的。”
　　至于旧金山与洛杉矶的不同，列侬与小野洋子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我们从未见过如此光彩照人的城市。第一次来这里，我们在街上走了一天，走遍整座城市，没有人打扰我们。我们明白自己可以在这里住下来。相比之下，洛杉矶只是一个大停车场，你在那买个汉堡，然后继续上路去旧金山。”
　　1987年，阿特·阿格诺斯竞选市长，主张环保、自由、和谐的慢增长经济模式。他赢了。但在任期内，他支持兴建大型住宅区、棒球馆与商业区。四年之后，他输了。旧金山州立大学政治系教授理查德·德里昂认为，旧金山模式更关注“居住而不是工作，意义而不是物质，社区而不是阶层，保护而不是革命”。但如今，物质主义的袭击更加剧烈，旧金山必须寻找新的平衡点。
　　
　　冰棍的发明者、78岁的弗兰克·爱普生与5岁的孙女南希·爱普生共庆冰棍发明50周年。
　　爱普生11岁那年的冬天，在屋外的走廊上搅拌一杯混合了苏打粉的开水，回屋之后将棍子与杯子都落在外面。那年是旧金山罕见的寒冬。一觉醒来，冰棍诞生了。但一直等到18年后的1923年，弗兰克已是一名成功的地产商人，他才正式申请专利，将冰棍推向市场。如今，仅美国人每年就消费90亿根冰棍。
　　1983年，爱普生于旧金山逝世，享年89岁。
　　旧金山是一座小城，从广场向西4公里，竞选州众议员的华裔候选人丁右立走在族群混居的欧文街上，与选民握手交谈。向东不到1公里，十六街仿佛一道无形的屏障，一边是喧闹嘈杂、布满涂鸦的拉美区；一边是宁静的中产社区，精致的小屋临街而立，住着雅皮与IT新贵。再向东北4公里左右，唐人街的茶餐厅开始打烊，公交车上坐满说广东话的老头老太。在紧邻唐人街的“北滩”，路灯柱上漆着红白绿三色旗，咖啡馆里传来一串银铃般的意大利语。
　　不知不觉间，你就从一个世界走入另一个世界。这些人似乎不属于一个城市，却合力创造出一个色彩斑斓的共同体，就像20世纪70年代最受欢迎的专栏作家赫伯·凯恩所形容的那个旧金山：一个飘满气球的房间。
　　（右页图）1966年，旧金山，作家肯·凯西的女友卡洛琳·亚当斯抱着他们的女儿Sunshine。他们从未结婚。
　　肯·凯西认为自己是连接垮掉的第一代与嬉皮时代的作家。“作为前者，我太年轻，作为后者又太老。”他因《飞越疯人院》名声大噪，不过这本书的写作却是一场毒品实验的结果。1959年，肯·凯西来到斯坦福大学进修写作。他在那里加入中情局主持的迷幻药实验项目，充当小白鼠。与此同时，他在州立退伍军人医院值班，得以用全新的眼光观察许多精神病患者。他认为，这些病人并非真正的疯子，只是主流社会将他们的怪异行为排斥在外。
　　有趣的是，一些解密资料显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情局有意向嬉皮士输送迷幻药等毒品，目的是摧垮他们的意志，瓦解美国社会的一大隐患。而嬉皮士们对嗑药乐此不疲，多数人在其中度过了迷乱的青春，也有人，比如肯·凯西，在药物的刺激下创作出了惊人的作品。
　　《飞越疯人院》大获成功之后，肯·凯西在旧金山买下一幢别墅，组织了“快乐胡搞分子”——以迷幻药为灵感源泉的艺术团体。他们是极少数长寿的嬉皮团体之一，在1994年还举办了肯·凯西创作的音乐剧《拐点》的巡回演出。
　　
　　
　　一场露天演唱会上，一名女歌迷几乎脱得精光，被一群男歌迷抬上人海。
　　这是1974年。在旧金山摇滚的黄金岁月，这里有500多支乐队翻江倒海，其中感恩而死、老大哥、杰弗逊飞船、莫比葡萄（Moby Grape）是“旧金山之音”的典型代表。
　　大多数才华横溢的乐队离不开毒品的浇灌，最后也逃不出它的魔爪。老大哥的天才女主唱珍妮丝·乔普林27岁吸毒过量而死，而一度被誉为旧金山最有潜质乐队的莫比葡萄成立五年后即分崩离析。
　　许多旧金山的摇滚乐队从海特·阿什伯利社区走出，踏入商业轨道之前，名气再大，也没人摆架子。他们是嬉皮社区的一分子，经常免费为邻里演出。摇滚音乐会是爱与和平的象征，也是年轻人纵情欢乐的场所。然而，当名望、金钱与毒品渗入其中，事情开始变味。
　　1969年12月在旧金山东边举办的阿尔塔蒙音乐会最终演变成一场丑陋的悲剧。30万疯狂的歌迷挤满现场，冲突打斗不断，保安暴力镇压，台上的滚石乐队落荒而逃。混乱中，一人被杀，三人意外死亡，伤者无数。这场音乐会，后来被看做是上世纪60年代嬉皮精神终结的标志性事件。
　　左岸之城
　　旧金山60%的马路是单行道，再加上令人生畏的山路，仿若一座立体迷宫。但这里也有美国少见的公共交通网络，包括地铁、有轨电车，以及贯通整个湾区（Bay Area）的城际火车。
　　其中一条地铁线探出地面，沿着哈利·普利斯住的第九街开去。哈利在旧金山生活了20多年，是一位自由撰稿人。每天早晨，他一边喝热咖啡，一边听时事广播，然后去金门公园散步，但从不买票，而是从小径溜入。“公园是人民的财产，根本不应该收费。”他义正词严。他在公寓窗户上贴满了各种抗议标语，还时常在地区报纸上发表激烈的观点。他有两件略显过时的T恤，是出门在外的首选。T恤的正面是小布什的头像，上面写着：布什——国际恐怖主义分子。
　　美国政治色谱上的旧金山，始终位于最左端，故被称为“左岸之城”（Left Coast City）。在2004年的总统大选中，小布什在全国范围内胜出350万张选票，在旧金山，他的得票率只有15%。布什获胜后，旧金山的一位记者写道：人们沉浸在深深的忧伤之中。
　　你可以在这里的空气中嗅到丝丝缕缕的左派气息，形形色色充满活力的角色将20世纪60年代单纯的激情延续至今。安托尼奥·冈萨雷斯是一名印第安人权益活动家，在二十四街的一家剧院主持美洲原住民纪录片放映会。他对中国政府发布的《美国人权报告》大加赞赏：“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许多美国政府不敢正视的问题。”说话间，他突然撩起外衣，露出两道狰狞的伤疤。越战中，飞来的弹片切入他的身体，两个肾脏被击穿。“美国政府帮我换了一个，另一个花掉了我和老婆的全部积蓄。”
　　20世纪60年代末，《旧金山新闻》是第一家公开反对越战的媒体，它的主编称其为“美国唯一的主流地下报纸”。当越战退伍士兵踏出旧金山港，寻找在战场上日夜聆听的摇滚乐，长发青年们并没有朝他们吐口水，而是伸出双臂，将他们拥入派对。海湾战争爆发后，旧金山市政府宣布为“有良知的反战逃兵”提供庇护，再次激怒举国上下的爱国主义者。
　　旧金山的左派传统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码头工人运动。1934年，工运领袖哈利·布里吉斯发动了长达83天的大罢工，几乎令整座城市瘫痪。被捕后，律师文森·哈利南担任他的辩护人。哈利南一生投入民权运动，曾为极左派、色情片导演、同性恋辩护。在阴冷的麦卡锡主义年代，他组建了反对冷战的“进步党”，顶住强压参加1952年的总统大选，虽败犹荣。
　　1960年，“反美行为调查委员会”来到旧金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抗议后狼狈而去，从此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32年后，哈利南以95岁高龄辞世，当年的敌手、旧金山前市长乔·阿里奥托在悼词中称他为“旧金山社会的良心”。
　　1964年至今，旧金山市长全部来自民主党。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放在中西部城市，都是非常自由开明之士，在这里却要面对不同团体的刁难，常被斥为保守甚至反动势力。
　　1975年，乔治·莫斯克尼参选市长。他来到海特-阿什伯利社区（HaightAshbury），希望争取嬉皮士的支持。嬉皮士们并不领情，他们厌恶一切政客。有人故意卷了一根大麻，绕着桌子传递。当大麻传到莫斯克尼面前，他的助手试图替他挡下，但莫斯克尼毫不犹豫地接过，猛吸了一大口。现场爆发出一阵欢呼，莫斯克尼通过了考验。
　　作为市长，莫斯克尼将不同的群体纳入城市政治的决策层。在他之后，这里出现了第一位女性市长、第一位黑人市长、第一位华裔市长，以及第一位同性恋参政官：哈维·米尔克。
　　“我把这些人邀请进市政厅，因为他们是这个城市重要的一部分。你能怎么做呢，压制他们以满足老一辈？”莫斯克尼说。
　　40年前，市政厅的会议室里，参政官们在讨论是否允许同性恋担任公职。现在他们讨论的是，应不应该要求裸体主义者在座椅上放块垫子。
　　“杰弗逊飞船”的灵魂人物保罗·卡特纳是土生土长的旧金山人，在他看来，旧金山与伯克利左派的区别在于：“在伯克利人们热衷于反对现实，旧金山人却创造出另一种现实。”
　　在一些保守派政客眼中，旧金山是一座“怪胎城市”（Kook City），它所孕育的现实是美国的噩梦。然而，他们未及反扑，旧金山就屡次险些从内部崩塌，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被释放的恶魔
　　玛丽莲·哈里斯是亚利桑那州的一名小学老师。1963年，她搭上一班开往旧金山的灰狗客车，将做律师的丈夫与乏味的婚姻生活抛在身后。她在阿什伯利街租下一间维多利亚式小屋，与传奇歌手珍妮丝·乔普林成为邻居。像玛丽莲一样的年轻人从美国的各个角落离家出走，更多人为了逃离学业、中产郊区或酗酒的父亲。他们相信，有一个城市乌托邦在旧金山等着自己。
　　1967年，在金门公园的Human Be-In大集会上，面对狂热的人海，艾伦·金斯堡转向劳伦斯·费林格蒂（诗人、城市之光书店创办人），问道：“如果我们错了呢？”
　　这场集会的热度一直持续到8月，在“爱的夏日”（Summer of Love）中达到巅峰。超过10万年轻人涌上海特-阿什伯利社区的街头，一股反叛的浪潮从这里席卷美国。这一年，后来被称为“60年代真正的开始”。
　　20世纪60年代的旧金山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美好的遗产，比如合作公社、有机食物、性解放、灵感四溢的音乐，最重要的，是相信年轻人可以改变世界的信念。然而，不到两年时间，在60年代真正结束之前，许多人就感觉到了它的消亡。
　　泛滥的毒品摧毁了一度生机勃勃的海特-阿什伯利。1969年圣诞节，越战退伍士兵罗伯特·麦卡锡来到这里，他所期望的是一个世外桃源，看到的却是一片悲惨的精神废墟。“这里没有活力、没有爱，只有满大街的瘾君子横冲直撞。”挂着彩色烂布的年轻人横卧街头，肺炎、肝炎、性病、堕胎病发症、牙龈溃烂、营养不良的病人充斥社区诊所，让人误以为这里是第三世界的贫民窟。
　　到了20世纪70年代，旧金山的嬉皮革命烟消云散，激进分子转而将政治理念诉诸暴力，恶棍们也趁机借政治之名杀戮无辜。曼森家族（杀害了波兰斯基的妻子莎朗·泰特）、“斑马杀手”（滥杀白人平民的极端黑人穆斯林团伙），以及臭名昭著的极左恐怖组织“共生解放军”（SLA）把旧金山搅得惶惶不可终日。
　　“革命点燃了人类的想象力，也释放了人们心中的恶魔。”大卫·塔波特说，“最终，一个可怕的怪物破土而出。”他指的是吉姆·琼斯的人民圣殿教。
　　琼斯，与其说是一个邪教首脑，倒更像一个异化的社会主义者。“我一直在思考，该如何传播马克思主义？我的答案是：宗教。”人民圣殿教的信徒多为穷人、病患、无家可归者、妇女，其中黑人占了大半。这些弱者正是被琼斯描绘的平等世界所吸引，于是捐出财物，附身于他的引领。而实际上，琼斯的教派是一个奴役人性的极权王国。
　　20世纪70年代初，琼斯将人民圣殿教的总部搬至旧金山。这里的左派氛围让他如鱼得水，旧金山的政治人物也意识到，琼斯是一个极有价值的盟友。
　　米尔克给琼斯写信说：“我们的道路是相交的，我将与你共同战斗。”莫斯克尼的得力助手、未来的市长威利·布朗更是把他捧到天上：“琼斯牧师是马丁路德·金、爱因斯坦与毛主席的结合体。”
　　
　　
　　
　　
　　
　　琼斯发动自己的信徒帮助莫斯克尼竞选市长。作为回报，莫斯克尼指派琼斯出任旧金山住房委员会主席，并将他的心腹安排在其他重要位置。记者爆出人民圣殿教的惊人内幕之后，琼斯携近千名信徒飞往圭亚那。莫斯克尼却仍然拒绝对他进行调查。
　　1978年11月18日，琼斯自知末日将至，率领信徒排队服下氰化钾，许多人被强迫“自杀”：共有918人死亡，其中276人是儿童。
　　惨案撼动了旧金山。人们还没有回过神来，仅过了九天，1978年11月27日，保守派政客丹·怀特因职位争斗失去理智，在市政厅内射杀了莫斯克尼与米尔克。
　　成堆的尸体与冰冷的子弹终结了70年代的旧金山。一片毒云从海边飘来，仿佛地震前的天气。旧金山预防自杀热线接到的求助电话是平常两倍。在外地旅游的旧金山人四处遭人质问：“你们那儿一定有什么邪恶的东西吧？太疯狂太变态了，幸好我不住在旧金山。”
　　但地震没有到来。当米尔克的助手克里夫·琼斯听到米尔克被杀的消息，他觉得一切都完了。那晚，他走到卡斯特罗大街，看到一大群人自发地组织起来：白人、中国人、黑人、拉美人、同性恋、妇女、孩子，穿皮衣的富人与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并肩站在一起。他们一路走到市政广场，点起蜡烛。
　　“这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开始。”他想。
　　爱与瘟疫
　　奥斯卡·王尔德曾说：“很奇怪，身边每个销声匿迹的人都会在旧金山重新出现。那一定是一座充满惊喜的城市。”在王尔德1882年的旧金山之行以前，对于同性恋而言，这里就充满了惊喜。
　　淘金时代的旧金山是一座“男人的城市”，男性比例超过90%。寻求一个女性伴侣的代价高达4000美元－8000美元（换算成当今的价格），于是水手和矿工只好在彼此之间寻求慰藉。虽然名声在外，“二战”之前，旧金山的同性恋活动局限在酒吧、公共浴室、扮装皇后秀等场所的猎奇消遣，并没有进入社会生活。“二战”期间，美国军方审查有同性恋倾向的军人，然后将他们运回旧金山港。许多人由于身份曝光，不敢回乡，便就地定居下来。一个同性恋的半地下世界初具规模，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
　　1964年，《时代》杂志将旧金山命名为美国的“同性恋之都”。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旧金山市政府对同性恋的制裁依然格外严厉。在酒吧里，男人们不能易装、不能牵手、不能一起跳舞，甚至向同性恋卖酒也是非法的。每年唯一的“大赦日”是万圣节，男人即使穿着裙子在街上与同性接吻，警方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12点的钟声一过，警察就会无情地扫荡街道，将“变态们”押回警局。
　　仅1971年，旧金山就有3000名男同性恋被捕，100多人因同性性行为被判入狱。而同一年，在纽约，只有6人被捕。
　　同性恋人数的增长，也意味着选票数的增长。他们逐渐具备政治话语权，在抗争中拓宽自己的生存空间。特别是莫斯克尼担任市长、米尔克当选参政官之后，旧金山对同性恋的态度越发友善。1976年，旧金山已是美国同性恋的天堂，无数受压抑的灵魂将这里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根据警方当时的保守估计，全城共有14万多同性恋居民，每周还有100多人前来定居。
　　迈克·英格兰还记得，那年他和弟弟从俄亥俄州来到旧金山，在卡斯特罗大街住下，这里的生活“就像一场永无尽头的派对”。他找了一份油漆匠的工作，每周工作三天足以维持生计，其他时间则是彻夜不眠地享乐。他尝遍了所有毒品，睡过的伴侣如走马灯。
　　没有人知道究竟是什么时候，一种致命的怪病在圈中悄然扩散。1985年，当 “艾滋”这个词广为人知，旧金山半数以上的男同性恋已经感染。
　　派对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形容枯槁的年轻人，拄着拐杖，走着走着就倒在地上。报纸上每天都有讣文，每个人身边都有人逝去，有人甚至扔掉了一整本电话簿。《旧金山新闻》的一篇评论写道：“曾经，全城三分之一的餐馆、夜店、停车场都挤满了同性恋。他们会花钱、会享乐，也最会穿衣打扮。他们是城市文化的拉拉队。但一夜之间，所有地方门庭冷落。仿佛城市中心的一盏明灯熄灭。”
　　那时正值美国政治向右大幅倾斜，保守派牧师宣称：“他们向大自然宣战，这是大自然的报复。”里根政府自始至终消极应对，旧金山人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把这座城市从死亡线上拉回。旧金山市政府对艾滋病治疗的投入，甚至超过了联邦政府，并接收从其他州流落而来的绝望病人。
　　旧金山人再次空前团结。一个叫露丝·布林克的退休老太太，连续三年，每天为500名病人做饭。另一个叫布朗尼·玛丽的糕点师，发现在曲奇饼里放上大麻，吃了可以缓解疼痛，便将自己特制的点心源源不断地送入病房。与同性恋纠葛甚深的天主教会也伸出援手，主教来到病床前，给他们临终的安慰。
　　这场瘟疫带走了许多人之后，终于消退。
　　迈克的弟弟死于1988年，他的爱人死于1991年。过了很久，他才鼓起勇气去做体检。爱人离去的那天，迈克守在床前，看着对方咽下最后一口气。“我为他感到高兴，对他来说，活着才更痛苦。”迈克坐在自己工作的咖啡馆里，说完这话，他陷入沉默，眼中满是昔日的悲伤。
　　
　　
　　
　　
　　
　　如果你付不起一个月800美元的房租
　　市中心的叮当车站前，游人排起长龙。他们沿着陡峭的山坡缓缓向上，两边店铺林立，车流汹涌。如果有人打破固定路线，半途下车，走进一条侧路，就会来到一个闲散安逸的世界。彩色的小屋似乎无人居住，山路时上时下，永远走不到头，但突然间，碧绿的海面就挡在眼前。没有游人的旧金山，是个让人放松的地方。
　　1951年，费林格蒂初来乍到，在“北滩”闲逛。他写道：“这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小城，所有的房子都是白色的，没有摩天楼，就像一个地中海小镇。”如今，从双子峰望去，旧金山的半山区仍然保留着这种感觉。但城中心已高楼遍地，游人如织。
　　旧金山是全世界第35大旅游城市，旅游业是经济的支柱。金门大桥下驶过的游船，满载中国游客。船上播放着中文讲解，美国人则需要戴上耳机。几年前，旅游大巴会在卡斯特罗大街上卸下成群的中国人，同性恋社区抗议之后，改为车内观光。
　　旧金山依旧强调慢增长与平衡发展，但都市病也在扩散。迈克说，卡斯特罗一带已太过商业化，租金升得厉害，许多同性恋居民陆续搬走。
　　“亲爱的，如果你付不起一个月800美元的房租，你就不属于旧金山！”一位房东对找房子的大学毕业生说。旧金山已不像过去那样，对所有人敞开。也许这只是因为大环境在变化，谁也逃脱不了商业化的怪圈。
　　很多时候，你还是可以察觉到过去的印迹。在这里，似乎谁都可以宣称自己是艺术家；“地狱天使”（Hell’s Angel：外形彪悍的摩托车手）在城区呼啸疾驰；周末的印度音乐会上，嬉皮青年席地而坐，就像纪录片里的场景。
　　旧金山像一个经历过于丰富的年轻人，既复杂又脆弱。它仿佛从漫长的黑魔法中醒来，终于可以平和地自处，却也必须重新面对那些尚未解决的难题。
　　从海特-阿什伯利到市政广场，流浪汉随处可见。天黑以后，城市是他们的地盘。他们抽完大麻，神志不清，总是说个没完。一个叫乔的黑人属于少数思维清醒的。他说，政府一直在削减他们的保障，以至于与其费事去讨175美元的救济，不如捡瓶子度日。“总有一天会再来一场革命——穷人对富人的革命。”
　　“你真的这样想？”
　　“噢，不是我这样想，我只是在陈述一个必将发生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