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黑金”] 黑金信用卡

　　238万元。这是足坛反赌打黑系列案迄今的审判中，司法认定的最高受贿纪录。它的保持者并非曾任足协副主席的杨一民、谢亚龙与南勇，而是曾长期掌控足协裁判委员会的张建强。　　2012年2月，张建强因收受人民币共计238万元，一审获刑12年。同月，曾有“金哨”之称的国际级裁判陆俊则因六次收受相关俱乐部共计71万元，一审获刑五年半。由于两人均放弃上诉，目前已服刑。
　　此外，前裁委会主任李冬生所受贿款也与委派裁判有关。李冬生因贪污6万余元、受贿79万余元，一审获刑九年，其中三笔贿款来自裁判。两名国际级裁判黄俊杰与周伟新，除收受俱乐部贿款外，更以中间人身份帮助球队运作，周伟新甚至与境外赌球集团存在联系。
　　本应维护球场秩序的“黑衣法官”，反成秩序的破坏者。张建强落马后曾直言，中国足球联赛配套的制度欠缺太多。
　　而在足球业界看来，这多少与足球场上的“司法不独立”有关——看似对于裁判管理的规定极尽详细，但外部的司法介入与独立的行业监管长期缺失，裁判的培训、委派、监督和处罚大权均被足协裁委会一手掌控，让足协一再错过纠偏的历史机会。
　　
　　首轮打黑夭折
　　“金哨”陆俊有个习惯，空闲时喜欢去中国足协转一转。
　　2003年10月中，陆俊来到时任足协女子部主任、曾担任过足协裁委会主任的张建强办公室。彼时，末代甲A联赛已近尾声，一场关键比赛开赛在即，上海申花队对阵上海国际队。两强相遇，谁能获胜，就有可能力压对手而夺冠。
　　此前三场同城德比，上海申花队全面落败。“当时申花俱乐部托一个熟人给我打电话，他是申花方面的合作方。双方也是老关系了。对方提出来让我帮忙，我就答应了。”张建强被拘后供述。
　　在与陆俊的谈话中，张建强暗示，如果申花队能获胜，会有所表示。陆俊回答“我知道了”。比赛最终以申花队4比1大胜。上海国际队总经理王国林比赛期间打了陆俊一个耳光成为火爆新闻，而陆俊的反应是要罢吹比赛。
　　时隔多年，王国林仍认为自己这一巴掌打得有道理。只因在上半场比赛中，他发现陆俊严重偏向申花队，于是便在中场休息时质问后者，陆俊立即以言语回击。“他骂我我才打他。”王国林说。
　　这场比赛一两周之后，申花方面派人将70万元送到张建强的办公室，随后，张建强交给陆俊一个中国足协的办公纸袋——内含35万元现金。
　　在收受这笔款项10个月前，2003年1月，陆俊的好友、国际级裁判龚建平因受贿被判入狱十年。龚的入狱一度让陆俊触动很大，他曾以此自诫，但由于“没有监管”，他仍没能战胜“人的那种贪婪”。
　　龚建平是案是中国足球界的一个分水岭。2002年，浙江绿城队老板宋卫平以行贿人身份，揭露八名裁判存在受贿行为，并以此为契机发起打击“黑哨”运动。事后，中国足协对涉及其中的山东鲁能、上海申花、浙江绿城、大连实德、青岛颐中、江苏舜天六支俱乐部发出内部处罚通知单，罚款从30万元到80万元不等。
　　“大家最为关心的是，足协对已经确认收黑钱裁判如何处理。”当年负责报道此事的新华社记者杨明告诉《财经》记者，足协的态度是，属于行规的由足协处理，而违法的则应由司法处置。只要收黑钱的裁判主动交代、退赃的，通过教育，仍可以执法联赛。“时任裁委会主任李冬生找专家对问题比赛的录像做了分析，结论是，不存在偏袒。”最终，被司法处置的仅龚建平一人。
　　地方政府对本地球队成绩的重视，也加剧了足球联赛的复杂性。“2002年左右我曾问过一位中国足协高层，1999年渝沈之战大家都看出是假球，足协也派人去查，但并无结果。这位高层只是含蓄地说：‘有足协的权力达不到的地方。’”足球评论员金汕回忆，其随后得知，有地方政府出于维护城市形象进行了干预。
　　规则与潜规则
　　1994年甲A联赛以来，对于裁判风纪的规范，曾长期处于缺失的状态。对于甲级和乙级联赛的执法工作，中国足协每场比赛都会派出四名裁判员，其中包括一名主裁判、两名助理裁判和一名第四官员，他们的交通费用和住宿标准都予以报销。此外，裁判执法还能获得“劳务费”，执法一场甲A比赛和足协杯比赛的“劳务费”为：主裁判1000元，助理裁判和第四官员各700元，而甲B联赛的标准分别为800元、600元。
　　1995年，时任裁委会秘书长张建强创立“派遣费”制度，即甲A比赛与足协杯比赛的裁判费用，由中国足协通过地方足协支付，但很多地方足协因缺乏资金将此工作转嫁给了俱乐部，而甲B联赛则直接由俱乐部通过地方足协支付。这样的制度，给了俱乐部与地方足协在赛前与裁判接触的机会。
　　“在职业联赛早期，并不是裁判主动索贿。”一位接近足协裁委会的人士向《财经》记者描述，“当时裁判一般入住地方足协招待的宾馆，但俱乐部与地方足协关系较好，于是俱乐部也能见到裁判。吹球结束后，等到裁判回来后才发现兜里多出一张卡，上面有密码，因为不知道是谁送的，退都没法退。”
　　“一些俱乐部专门设置公关费、裁判专项资金，也是内部心照不宣的秘密。”上述人士透露。杨明也谈到，鲁能集团接手当时的山东泰山将军队时，曾对之前的一些账目有异议，其中包括一年对裁判的接待费在40万元以上。鲁能当时认为，按中国足协的规定，裁判的接待工作是由地方足协负责，怎么会在俱乐部的账目上有这个支出？
　　而在接手球队后，鲁能方面很快也适应了“潜规则”。1999年12月末到2000年上半年，山东鲁能队获得1999年赛季甲A联赛和足协杯冠军，总经理邵克难为感谢张建强在裁判安排方面的关照，先后两次向其送了40万元。
　　直到2002年“打假反黑”运动，“派遣费”制度被取消。裁判员的工作津贴，才改由中国足协财务办按月发放。
　　在此轮“打黑”运动期间，针对裁判工作中的腐败现象，足协出台了《中国足球协会赛区裁判工作管理规定》《中国足球协会2002年足球比赛严格执法的规定》等，以详尽的细节约束裁判，如裁判在赛区报到后必须上交手机，在赛区不得与俱乐部接触，在比赛当日上午的联席会议才拆信封明确主裁判人选，禁止裁判外泄自己的工作任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