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我们自己的大明星_约吧大明星第二季徐璐

　　陈强、张瑞芳的相继离世，让人们在无限惋惜的同时，更追念起那些曾经的流金岁月。　　岁月流逝的是旧痕，脑海铭记的是永恒。经典电影、著名影星的感召力，一辈子、一代代，生生不息。那曾经熟悉的面容，那曾经熟悉的情节，还有那曾经储存在记忆深处清晰不忘的电影故事，在不同年龄层的影迷心中，演绎出不同的华彩和凄清、美丽和哀愁。
　　“二十二大明星”正是新中国电影流金岁月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要挂我们的明星照”
　　1962年，中国“二十二大明星”的巨幅照片首次在全国各地电影院悬挂，立即掀起了一股“追星”旋风。那么，这场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轰轰烈烈的造星运动，又是怎么兴起的？
　　1961年6月下旬，周恩来总理约请夏衍、陈荒煤、于伶、司徒慧敏、崔嵬、田方及各地电影厂的厂长、编剧、导演和演员等30多人，到中南海西花厅进行座谈。
　　开饭之前，大家和总理围绕着文艺界、电影界在近期出现的一些好作品进行讨论。忽然，总理像是想起什么事，郑重地对大家说：“现在我们的电影院里，都挂着苏联的22个大明星，我们建国都已经12年了，为什么不能挂我们自己的明星照片呢？夏衍同志，你考虑考虑。”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提到有关电影明星的新概念和新问题。
　　几天后的7月1日是建党40周年，周恩来与一些文艺界人士同游香山。在香山，有关评选中国电影界自己的明星一事，再次被周恩来慎重地提起。事实上，当时中苏关系日趋紧张，继续高挂苏联演员的照片显然是不合适的。由此，身为文化部副部长、主抓电影的夏衍，带领他的一班精兵强将，迅速行动起来，开展群众参与评选优秀影片、优秀演员的全国性活动，也就于1961年开始以《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选、投票形式，拉开了帷幕。
　　当时真正有实力的还是长影厂、上影厂、北影厂和八一厂，所以，评选主要在这四大电影厂进行。四大电影制片厂纷纷把候选名单送到周恩来的手中进行审核，最后由文化部统一确定。挑选的标准，主要突出新中国影坛的老、中、青演员队伍，并结合当年度优秀的影片的主演，最后确定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赵丹、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孙道临、秦怡、王丹凤；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谢添、崔嵬、陈强、张平、于蓝、于洋、谢芳；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李亚林、张圆、庞学勤、金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田华、王心刚、王晓棠；上海戏剧学院实验话剧团的祝希娟等22人，他们被定名为“新中国人民演员”，俗称“二十二大明星”。
　　“二十二大”的由来
　　为什么是“二十二大”？多年来一直是众说纷纭。
　　除以上我国根据苏联影坛所选出的22个明星为依据说外，尚有其他不同的版本。有人说，当时所悬挂的明星照片是22寸，故此得名；而秦怡认为，当时根本就没有固定的“二十二大明星”的称谓，自己的大幅照片以前就曾在国泰电影院大厅里悬挂过，此次对她本人来说，不足为奇，只是不久以后中苏关系紧张，正逢苏共召开“二十二大会议”，而与中国评选出来的电影明星数目正巧一致，带有某种讽刺意味的“二十二大明星”一词便在民间逐渐流传开来；曾担任上影厂厂长多年的徐桑楚，则回忆认为当时四大电影厂根据文化部的指示精神，虽然都上报了各自拔尖和重点培养的演员，但最终是出于老中青演员队伍的搭配比例，按照各个厂的分配名额，综合评定，当时也并没有什么“二十二大明星”一说，只是后来才被热心的影迷根据悬挂演员的人数，通俗地传叫起来。
　　不管来由如何，“二十二大明星”的轰动却是不争的事实。最终入选确定的22个人的大幅照片，在1962年中旬全部以“标准照”冲洗放大，取代前苏联“22个大明星”的大幅照片，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乃至乡镇的电影院里高高悬挂。同时一批53×38厘米的明星照片面市，据称印制了753947张，基本抢购一空。
　　1964年，文艺界开始重点批判“功利主义”“名利思想”，加上“四清运动”正如火如荼，9月27日，由文化部电影局下令，将悬挂在全国各大影院的“二十二大明星”的巨幅照片全部取下。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私人手中集藏有全份“二十二大明星”大图片者极少。
　　2005年7月，祝希娟从美国赶回北京到央视做节目，主持人竟也拿不出当年“二十二大电影明星”大照片中祝希娟的那幅，最后还是通过征集，靠一位北京“老追星族”奉献出来的。
　　入选，落选
　　“二十二大明星”的评选标准，带着鲜明时代的烙印。解放前上海的老明星，故去的或未能积极融入新时代的，如阮玲玉、胡蝶就不提了。即使留了下来，但由于各种原因（如身体原因、政治运动迫害早逝、改做导演、改行退出影坛）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表演不突出的，都令人遗憾地未能进入“二十二大”的行列，比如金焰、石挥、蓝马、周璇、刘琼、张伐等。
　　“二十二大”的人选，从艺术成就上来衡量，也未必完全公正。祝希娟以一部《红色娘子军》蹿红，但同样主演《董存瑞》的张良，主演《五朵金花》《阿诗玛》的杨丽坤，主演《柳堡的故事》《霓虹灯下的哨兵》的陶玉玲却一一落选。
　　解放前便以《忆江南》、《结亲》、《恋爱之道》等片成名，解放后又主演过《铁道游击队》、《羊城暗哨》、《桃花扇》多部名片的“潇洒人气王”冯喆，因为在路上多看了一个漂亮姑娘几眼，被人举报作风有问题而落选；既能在《自有后来人》、《虎穴追踪》、《国庆十点钟》中扮演正面人物，又能在《青春之歌》中扮演反派的赵联，由于北影厂名额有限和青年演员过多，被建议发扬风格而落选。
　　最可惜的是主演影片最多、资格最老的长影厂演员浦克，由于解放前曾在伪满供职，并与李香兰合演过一些电影，被认为政治上有污点，甚至连候选名单也没有被列入。
　　相反，也有幸运儿。像祝希娟，1960年刚刚从上戏毕业，只主演过《红色娘子军》，但她在此之前举行的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得最佳女主角奖，人气极高。
　　上官云珠的入选更是不易，1957年还差点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她根本不符合入选条件，但凭借曾与毛泽东先后7次的见面和丰富的从影经历，一路过关斩将，柳暗花明；凭借《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一炮走红的谢芳，当时还在武汉歌剧院工作，并未调往北影厂，是曾经担任过华中地区文化局长的导演崔嵬（他当年以主演《红旗谱》而荣获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慧眼识珠，用“培养新人义不容辞，我宁愿不上也得谢芳上”的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语，才使得她挤进北影厂名额极其有限的申报名单中，并最终幸运入选。（源自新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