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米切尔：建造乌托邦世界的梦想家:米切尔 扎西平措

　　2007年，大卫·米切尔被美国《时代》杂志列为“世界100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时代》对米切尔的评价如下：他精湛的技艺诱使评论家们把他与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等富有革命性的当代作家相提并论。但他依然坚守在自己一片独特的田地，吸收来自美国作家〔如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英国作家〔如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和日本作家〔如村上春树（Haruki Murakami）〕的营养来培育出一种具有完全独创性的、根基奇特的果实。
　　不仅如此，美国媒体如《纽约客》、《纽约时报》对这位现年43岁、出版了5部长篇小说的英国作家“偏爱有加”。《纽约客》曾在2010年米切尔发表第五部小说《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时发表长篇评论，其标题为“作家大卫·米切尔什么做不到？”，全文对米切尔文本中表现的后现代主义、自我意识等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并认为他是“具有非凡的讲故事天赋”；而《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则将他称为“实验主义者”，夸奖他作品的出色之外，对其为人的谦逊更是赞叹不绝。
　　从1999年发表第一部作品《幽灵代笔》，到第五部作品《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大卫·米切尔的作品就被反复与众多“大牌”作家们相提并论，除却《时代》所列名字之外，还有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马克·吐温、乔伊斯、纳博科夫、塞林格等。与同样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同辈作家不同，大卫·米切尔的作品中充斥着全球视野和历史深度—从现代日本或者伦敦，到19世纪的南太平洋，再到上个世纪7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最终抵达异域遥远的未来世界—时间和空间在大卫·米切尔的世界里太过广阔，用他大学时代老师的评语来说：“他总会时不时地远离现实世界，但这样一个建造乌托邦世界的梦想家总将会有所作为。”
　　最为出名的自然是已经被汤姆·提克威、沃卓斯基姐弟拍成电影的《云图》。这部大卫·米切尔的第三部小说写于2004年，全书由六段故事构成，从1840年一位美国人从悉尼旅行到旧金山的日记、20世纪30年代初居住在比利时的年轻作曲家、1975年卷入加利福尼亚灾难的年轻记者、当今伦敦出版回忆录的黑道、1984年韩国发生的故事与一个老人叙述当时在夏威夷的青春自语为终结。每个故事聚焦于一位不同的主人公：一个在南太平洋旅行的美国人、一位给患病的作曲家当助手的年轻音乐家、一位调查核电站的年轻女记者、一个拿到一部奇特书稿的伦敦出版商、一个被当做奴隶使用的克隆人、一位在人类文明遭到灭顶之灾后过着原始生活的老人。小说先依次讲述6个故事的前半部分，然后按相反顺序讲6个故事的后半部分，整体叙事顺序呈1—2—3—4—5—6—6—5—4—3—2—1的奇特结构。
　　喜欢大卫·米切尔的读者似乎已经成了一种类似于“宗教”的联盟，他们将自己称为“Mitchell Geeks”，他们不仅阅读他的小说，还循着小说里的线索以及参考文献，进一步阅读来探讨大卫·米切尔的既有科幻、又带历史的世界。这其中，甚至还包括一些知名的作家，比如布克奖得主拜厄特、喀左石黑、希拉里·曼特尔，以及美国作家迈克尔·沙邦和克莱尔·梅苏德等。
　　唯一仅有的批评之声，会认为大卫·米切尔的作品因高超技巧而让人感觉有太多大师的影子，从而缺乏“创意”。但立刻有人出来反驳，“我真的厌倦了听别人说米切尔没有写出自己的风格，詹姆斯·乔伊斯也没有好不好！”
　　“《云图》可能永远是我最出名的书”
　　应英国领事馆文化教育处“艺述英国”活动邀请前来上海参加国际文学节的大卫·米切尔，从未想过他会成为本届上海书展的“大明星”。
　　“我完全没有想到中国会有那么多的读者喜欢我的小说，很惊讶。”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这位表情丰富、手舞足蹈，但同时说话柔声细气、妙语连珠的英国作家道出了他的意外。与他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想象力一样，大卫·米切尔的言谈之中总能让人感受到他思维的发散以及观察的敏锐，同时，他还对太多事物有着好奇心—他向任何与他聊天的人提问，甚至在他与苏童的对话活动上，不停地向苏童提问，俨然成了“主持人”。
　　同期，米切尔的小说《幽灵代笔》、《云图》、《绿野黑天鹅》、《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中文版。
　　“我常想象创造一个世界”
　　时代周报：1997年，你曾经来过中国。
　　大卫·米切尔：那一次，我从香港出发，去了澳门、广州、成都、乐山，还有一个地方抱歉我记不得名字了，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湖。那一次算是一种lonely planet式的旅游，我在旅馆里问周围的人，就会有人跟我说，你应该去哪里，或者千万别去哪里。那次旅游之前，我对中国一无所知，就是一种“在路上”的状态。
　　时代周报：十多年后再来中国，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大卫·米切尔：很不一样！第一个就是自行车，1997年的时候，感觉中国只有1辆汽车，其他99辆全部都是自行车，但现在上海全都是车，自行车却不见了。第二是，1997年中国人每个人都在抽烟，我觉得连街边的猫都在抽烟。现在至少看起来少多了。我特别讨厌烟草公司，通过谋杀别人来赚钱。第三是，我这次从北京到上海也是坐的火车，跟我对中国的火车站的印象实在相差十万八千里。火车站台也太干净了，干净得我觉得可以直接当餐盘吃晚餐。1997年那次我下了火车就有人上来拉住我推销“喂！买不买？换钱吗？”，根本就脱不了身；这次大家都不怎么看我，可能是都已经习惯看外国人了。
　　时代周报：你的第一部小说《幽灵代笔》，其中有一章就涉及了中国的文化，这些知识是不是1997年来中国的经历带给你的？
　　大卫·米切尔：对，有相当一部分基于那一次的感受和经历。我写《幽灵代笔》的时候只有27岁，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写得怎么样，所以如果没有来过中国，我是不可能也不会写有关中国的这一章。我的写作原则里，如果我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或者没有阅读过有关这个地方的历史，是不可能也不会写这个地方的。我对整个东亚都非常感兴趣，我在日本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我想要理解日本的历史和文化，我就不能绕开朝鲜和中国的历史文化，它们三者之间是交织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