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城际高铁 高铁影响下的京津城际出行行为研究

高铁影响下的京津城际出行行为研究范文

2008 年中国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京津城际轨道通车运营，拉开了高速铁路建设和运营的序幕，在它的背后，是正在编织着的中国高速铁路网，和正在实现的中国经济的跨越性发展[1- 3]。目前国内关于城际高铁的研究备受关注，从小尺度来说各大城市正处于兴建城际轨道站的热潮，与之相对应的国内关于城际轨道站规划建设的研究也逐步引起了交通规划和城市规划界以及相关部门的重视，形成了一批关于城际轨道客运站的设计规划、城际轨道客运站与城市规划的关系和城际轨道客运站在周边区域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研究的相关成果[5-6]；
从中观尺度来说，部分学者分别从高铁对沿线城市的共同效应、不同城市间“袭夺作用”的差异性效应和沿线城市同高铁协调发展三个角度， 探索城际高铁与沿线城市发展的关系；
从大尺度来说，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建设城际高速铁路的重点规划地区，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三个区域。学者们认为高速铁路连接着不同区域的大都市或都市圈，必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综合效应，将引发中国区域经济或大都市圈经济社会的诸多革新[8-10]，城市群内部结构将重新调整，大都市圈区域地位也将改变。

目前国内关于城际高铁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从土地、城市、区域的角度探讨高铁的影响，而忽视了

“人”在其中的作用。京津高铁通过缩短城市间距， 满足两地居民跨城消费、工作和经营往来的需求，

人们共享两地资源又催生两地互动和兼容的生活方式，就业形式和商务模式，使得京津都市圈内城际出行行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4]。居民出行特征是城市交通规划研究的基础，并为交通规划、决策和发展战略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3]。只有充分认识高速铁路对人们出行行为的影响，才能使高铁的规划建设快速协调发展[4- 6]。因此本研究以京津城际出行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京津城际出行的特征和变化，采取 GIS 及社会统计方法，探索在高铁作用下，城际出行行为的特征及其变化。

1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1.1 数据来源

京津城际轨道是连接北京与天津的高速铁路， 沿途经过河北省廊坊市，全长 120km，设计时速为

350km，最小发车间隔为 3min，年客运能力单向为 6

000 万人次，双向为 1.2 亿人次[7]。是京津城际间的主流交通方式，因此本研究以京津城际出行者中高铁乘客为主要研究对象，来反映城际的出行行为特征及变化。由于京津城际出行是个循环的人流圈， 因此在北京南站截取一个界面，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来获取相关数据及信息；
本文的基础数据源于

2011 年 4 月 8 日—4 月 12 日连续五天，早 6 点至

晚 7 点在北京南站进行抽样获得，分四个时段———

7 点—9 点、10 点—12 点、13 点—15 点、16 点—18 点——进行问卷调查，这样就覆盖了每日的人流高

峰期以及非高峰期。每日抽取的样本容量是基于预调查数据进行变量计算获得，即 2010 年 12 月 26 日—2010 年 12 月 30 日共进行 200 份问卷预调查， 选择出行行为中的出行方式、出行频率作为计算样本容量的变量。由于每天乘坐高铁的人数不能确定，是波动数据，因此利用以下公式进行样本容量确定（误差不超过 0.1，置信度为 0.95）：

n=t2p（1- p）

Δ2

出行方式变化：根据预调查 p=0.87，n≈43出行频率变化：根据预调查 p=0.53，n≈96

根据不同变化分别计算的每天应抽取的样本容量，取其最大值，在抽样调查中，每天抽取的样本不应少于 96 个，因此样本容量定为每天 100 份。在保证不少于预调查计算样本容量的基础上，5 天共发放问卷 1 400 份，回收 1 379 份，有效问卷 1 334 份，有效率 95.3%。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人们的出行行为相关属性和个人自然以及社会建构属性两大

部分。

1.1 数据处理

将调查问卷数字化，建立数据库，每个人具有自己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4]，进而分别从出行交通方式、出行频率、出行需求（目的）、出行的时空分布和出行的空间感知五个方面来分析城际出行行为的时空特征以及其与个人社会经济属性的相关关系，寻找规律。调查问卷中的数据以定类和定序数据为主，因此主要采用非参数分析和列联表分析中的统计方法。

2 城际出行行为分析

2.1 出行交通方式

2.1.1 出行交通方式特征。城际高铁开通后，打破了原有的城际交通方式分布格局，改变了城际交通分担率。目前北京与天津之间的交通方式是高铁、大巴、普通火车、私家车、拼车出租，各自特征见表 1。城际高铁开通前，往来的主流交通方式是普通

火车和大巴，现在京津城际高铁开通后，高铁以其高速和公交式的运行模式在所有交通工具中占据优势，成为了城际出行的最主要交通方式。通过计算得出其城际交通分担率为 73%。运用 Cross- tab 分析得知，城际高铁对其它交通方式产生的“袭夺作用”中，对普通火车的作用最为强烈，目前乘坐城际高铁的乘客有 47.9%来自于普通火车，其次是大巴（26.2%）、私家车（19.9%）、出租车（3.1%）和公司班车（2.9%）。在被访乘客中，大多数都认为与高铁相比，经济成本相差不大，并且乘坐大巴和出租车存在安全隐患、堵车等不可预知的问题。随着到达北京南站的市内公交系统的完善，与上述两种城际交通方式比较，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城际高铁。同时普通火车班次较少，时间较长，购票不易，也使其逐渐被城际高铁所挤占。高铁的出现改变了过去的交 通方式格局，极大缓解了京津之间的公路运输压力。而且高铁具有能源消耗结构合理，环境污染度

极小，土地占有量节省等优点，是一种环保型的城际交通方式，提供了“低碳”、环保的出行方式，为构建起城市“生态流”的通道做出了贡献[6- 7]。

1.1.1 出行交通方式与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关系。城铁未开通前，过去的几种交通方式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相差不大，人们不会过多的考虑交通方式的选择，一般是就近搭乘原则。但是城铁开通后，在其较高经济成本与低时间成本并存的情况下，人们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交通方式，造成了城际出行交通方式的阶层分异。将城际出行的交通方式同个人相关属性进行 cross- tab 分析，京津城际出行客流的交通方式的选择同个人收入、职业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统计检验显著，结果显示月收入在3 000—6 000 元之间的乘客会更偏向于选择乘坐城际高铁，城际高铁客流中约有 50.7%的乘客收入在3 000—6 000 元之间。低于 3 000 元的乘客更易于选择普通火车、大巴；
而高于 7 500 元的居民更倾向

于选择乘坐私家车。城际高铁使得北京到天津的时 间距离缩短为 29 分钟，相比其它交通方式，时间成本优势明显，这对于那些以商务出行为目的的公司职业和管理人员十分重要，因此京津城际高铁的客流中主要以公司职员和企业管理人员为主，占

53%。相比之下，对于工人、大中学生、退休人员来说，经济成本更重要，这类人群更偏向于选择普通火车或者大巴。

1.1 出行频率

1.1.1 出行频率特征。城际高铁的建设将促进京津两市优势互补、合理分工[5]，带来人口的高速流动。经样本统计得出，高铁开通前，人均往来于京津的出行频率强度指数为 2.46，开通后，频率强度指数增加到 3.24。从过去与现在出行频率对比发现（图

1），高铁的开通，出行频率的强度逐渐增加，每天和每周通勤的人数明显增多，相比过去，现在半年往返一次的人群逐渐减少，这样的交流频率的增高， 使“同城效应”增强。在出行频率强度的分类中，每月往返两到三次、每周往返一次、每周往返两到三次，这三类出行人群增长最多，分别增加 7.5%、

6.5%、4.3%。根据访谈得知，由于个人收入和市内公 共交通限制，大多数人能接受每周通勤一次这种模式，他们往往在北京工作，家在天津，周间居住于单位或在北京租房，每周末才回家一次，这类通勤形式中年轻人居多，36 岁以下占 74.2%。在对每周两到三次与每天通勤的人进行访谈发现，相比城际交通成本，他们更在意的是出发地与高铁车站间市内公共交通的衔接便利程度。因此，两城市内公共交通与高铁车站的衔接程度，对出行频率强度有一定的影响。

2.2.2 出行频率同个人经济社会属性分析。将出行频率同个人属性进行 Cross- tab 分析和相关分析， 发现城际出行频率同个人收入具有等级相关关系， 与交通费用类型（公费、半公费、自费）具有的相关关系。首先，在一定范围内 ，收入级别的提高，乘客的出行频率也不断增加；
其次，随着报销费用在交通费用中所占比例的增加，出行频率也有所加强。如，将每天通勤与半年往返一次的样本进行对比发现，每天通勤的乘客中有 27.3%是部分公费，有

36.4% 是全部公费，而半年往返一次的乘客，有

60.5%是全自费，20.9%是全公费。可以看出城际出行的频率很大程度上还是受经济成本的影响，在加速京津同城化的过程中，应考虑到合理的时间成本及出行交通经济成本对京津城际一体化的影响。

2.3 出行目的

2.3.1 出行目的特征。京津城际开通后，周末去天津吃小吃、听相声成了越来越多北京人休闲的方式。据天津市不完全统计，天津市免费开放的 6 个博物馆、纪念馆，2008—2009 年上半年，累计接待观众近

400 万人次，其中外地游客近 80 万人次，北京游客占了 90％[7]。这从侧面反映了时空距离的缩减使人们的生活需求范围由居住的城市扩展到了临近的城市。需求空间，或者说出行目的因高铁带来的变化目前是值得关注的方面。分别对城际高铁开通前后人们的购物，商务出行，娱乐，访友，旅行等出行目的进行非参数检验对比，检验结果显著，表 2 所示，非参数分析中配对设计的 Wilcoxon 符号秩和检验法,在检验显著的条件下，Z 值绝对值越大表明变化趋势越明显。可以发现表中的出行目的都有所增加，但以商务出行、购物、访友为目的的出行相比高铁开通前增加最显著。另外统计发现，出行目的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变化（图 2）。目前京津居民城际出行目的主要以商务出行为主，占 45.2%；
上班通勤出行占 13.0%；
周间的周一到周四商务出行占较大比例，至周五，逐渐减少，相反访友、旅游、娱乐等非基本出行目的却随着周末的到来逐渐增加，实地观察发现，周六、周日旅行团较多。

2.3.2 出行目的与个人经济社会属性关系。以商务为目的的城际出行强度同收入，职业，性别具有相关关系。在一定范围内①，收入越高，城际出行强度越大；
职业上，企业管理人员，公司职业，科技人员相比其它职业城际商务出行的强度大；
男性比女性

强度大，女性仅有 29.1%有过商务城际出行，而男性则是占 50%。

以访友为目的的城际出行同收入呈负相关关系，统计显示 1 500 元以下，有 72.8%的乘客以访友为目的进行城际出行，进行职业变量的控制，发现

81.5%大中学生经常以访友为目的往返与京津之间。这是由于学生群体较少职业限制与压力，有较充裕时间从事访友、娱乐，加上该群体多以情感需求为主，成为以访友为目的的城际出行主体。

早高峰是在 7 点半与 8 点半之间，晚高峰在 4 点半

与 5 点半之间，中午也会出现一个小高峰，在 10 点半与 11 点半之间。从下午 1 点开始，返程乘客达到

62.5%，成为城际出行的主要人群（表 3），反映了在高速铁路的作用下，北京与天津之间的城际出行模式，越来越像城内出行的模式，便捷的城际高铁使得人们可以在 1 天之内顺利实现多种出行需求并实现当日的往返于两个城市之间。

以购物为目的的城际出行强度同性别具有相关关系，同年龄呈弱负相关关系。女性乘客比男性乘客更多，分别占 45.7%和 35.3%。在 18 岁以上的样本表明，随年龄增长，城际购物的倾向性减少。其 中 18—25 岁的乘客中有 51.9%会因购物为目的往返于京津之间，同一目的在 26—35 岁乘客中占

37.9%，到 56 岁以上下降到 17.4%。

2.4 出行时空分布

出行行为的时空分布分析，不但能够反映出城际活动的发生节奏，也能反映出社会客体在空间中的位置关系，集聚程度及通过线状基础设施而发生的相互作用的方向和强度[17]。

通过实地考察，发现京津城际出行的时间分布具有周期性。首先，以季节为周期，秋冬季的早高峰 晚于春夏季，春夏季的早高峰一般在 7 点半与 8 点

半之间，秋冬季的早高峰在 8 点半与 9 点半之间；

春夏季的晚高峰在 5 点与 6 点之间，秋冬季的晚高

峰比春夏季晚高峰提前些，在 4 点与 5 点之间。其次，以一周为周期，周一、周五通常是高峰日。第三， 以 1 天为周期，人流量的差别不是特别明显，通常

早高峰是在 7 点半与 8 点半之间，晚高峰在 4 点半

与 5 点半之间，中午也会出现一个小高峰，在 10 点半与 11 点半之间。从下午 1 点开始，返程乘客达到

62.5%，成为城际出行的主要人群（表 3），反映了在高速铁路的作用下，北京与天津之间的城际出行模式，越来越像城内出行的模式，便捷的城际高铁使得人们可以在 1 天之内顺利实现多种出行需求并实现当日的往返于两个城市之间。

在问卷中，通过对每位乘客的起始地与目的地之调查掌握了详实的数据，按照样本数在北京与天津各区的分布与所在区域的常驻人口相比，形成了

5 个出行强度等级，利用 Arcgis 成图（图 3）。第一等级命名为城际出行密集区，分别是北京的东城区、西城区、丰台区、朝阳区，天津的滨海新区，该等级占样本总体的 45.63%。第二等级命名为城际出行集中区，分别是北京的海淀区和昌平区，天津的和平区、河东区、南开区、河西区、武清区和西青区，占样本总体的 40.76%。第三等级命名为城际出行适度区，分别为北京的通州区、大兴区和石景山区，天津的津南区、北辰区、河北区和东丽区，占样本总体的 9.67%。第四等级命名为城际出行分散区，分别为北京的怀柔区、门头沟区、房山区、顺义区，和天津的红桥区和静海县，该等级占样本总体的

3.33%。第五等级命名为城际出行稀疏区，分别为北 京的平谷区、延庆县、密云县，和天津的蓟县、宝坻区和宁河县，该等级占样本总体的 0.6%。

从出现强度分布图，可以发现北京与天津的中心城区基本上都属于城际出行强度集中区与密集区，两座城市的经济中心联系紧密，这进一步证明了京津间的一体化趋势明显。另外这样的出行空间分布格局，与北京、天津的功能分区有密切的关系。

北京的出行密集区与集中区是城市核心区及城市功能拓展区，这些区域高新技术产业发达，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如 CBD 正位于朝阳区，海淀区则集中分布着各大科研院所，人才高度密集，是对外交流的门户。而天津的滨海新区，是高新技术港口和重要的工业基地。可见人才、信息与资金的合作交流是京津联系的主要纽带。北京与天津的出行分散区与稀疏区都位于城市的郊县位置，由于这些区域高新产业不发达，属于城市的生态保护区，同时这些区域往往离高铁站较远，人们换乘高铁不太方便，受高铁的辐射带动作用小，该类区域的人们选择其它城际出行的交通方式可能性较大。城际高铁更多的是强化了出行密集区与集中区的紧密联系， 为未来双城走向功能互补的发展格局奠定了基础。

2.5 出行空间感知

在地理空间被时间消灭的过程中，人们对空间的感知会发生变化。城际高铁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消灭了京津之间的地理距离，改变了人们对两城间距离的感知。首先，表现为人们将更多的日常需要扩展至了临近的城市，如例行的工作与购娱等行为。其次，表现为同城化效应的增强，一方面是如前所述的双城功能互补之趋势，另一方面是职住分离。下面是从这两个维度对空间感知的变化进行论述。在对样本数据进行非参数分析，wilcoxon 符号秩和检验双边检验显著 sig 值 <0.05，Z 值为 - 15.089，具有统计学意义，这说明了高铁开通前后，人们的城际空间感知确实发生了变化。

2.5.1 日常例行行动的范围与频率。空间感知的变化表现为日常例行行动的空间范围和时间频率的变化。本研究从工作地、居住地、购物娱乐地可选范围，和商务出行次数、回家次数、与生意伙伴见面次数、城际购娱次数等频率变化，对空间感知的变化进行测量（表 5）。统计发现：工作、居住、购物地可选范围的增加同年龄具有等级相关关系（检验结果显著）。18 岁以上人群，随着年龄增长，行动范围和行动频率的增加表现越弱。访谈得知，18—25 岁、26—

35 岁的人群一方面更易于接受新事物，另一方面工

作生活可能随时面临较大变化。而 36 岁以上的人群，工作、家庭基本稳定，谢利剑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家庭结构越复杂，城际通勤所受家庭的约束越强[13]，这部分人群因追求稳定，且家庭责任之故，不愿意有太多改变，高铁对该类人群工作、居住和购物地选择范围增加的影响就较其下年龄人群小。

从各指标相互比较来看，18—25 岁的人群购物地范围增加最显著 （增加样本占总体比例为

60.19%），这部分人群多数处于学业期，对消费的需求最强烈。26—35 岁、36—45 岁、46—55 岁人群商务出行次数增加最显著（增加样本占总体比例分别为 57.23%、48.28%、47.62%），这部分人群处于事业期，商务出行、出差等公事是主要需求。56 岁以上人群访友次数增加最显著（增加样本占总体比例为

28.99%），这部分人群多已退休，更在意朋友间的互动与交流，情感需求是主要需求。特别发现的是在访友次数这一空间感知指标中，有 1.4%的 56 岁以

上人群表现出次数减少，访谈得知，原因在于高铁票价对于他们显得过高。

2.5.2 职住分离。同城化现象的凸显，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职住分离，这也是人们对两市空间距离感知变化之体现。职住分离的行为现象在西方已是普遍， 可在中国的时间并不长，实践这种生活方式的人群在经验中属少数，而更多表达在人们的观念和意识层面。在问卷设计中，我们着重考察人们的意愿，而非实际行动，这能表达出未来两市之间职住分离大范围实现之趋势。下表是高铁开通前后职住分离意愿的统计结果。

统计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前，有 83.4%的人没想过或不愿意职住分离，仅有 16.6%的人有过职住分离的意愿。而高铁开通后，没想过或不愿意职住分离的人数比例降至 61.8%，而有职住分离意愿的人数比例增加至 38.2。进一步通过开通前后非参数分析对比，显示有 37.5%的样本相比过去他们的职住分离的意愿有所改变，越来越能够考虑或者接受这种生活方式。

在职住分离的偏好中，有 80.2%的人们选择工作在北京，居住在天津，这也符合北京的工作薪酬较高，而天津房价相对较低的现实。这样的职住分离将有效地促进了京津两市的经济发展，也会极大地改善了两地居民的生活质量[6]。从整体上来说，多 数人认为城际高铁增加了他们商务出行，和访友的次数，而对于居住地与工作地的可选范围影响的变化是因人而异的。

首先，高铁开通前后乘客职住分离的意愿相互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6，说明人们对依托高铁通勤的职住分离生活模式较大程度上受过去认同的影响，访谈发现是由于人们往往遵守往常的思维惯性之故，而高铁的开通更多是刺激了那些过去就有此想法的人，为这部分乘客提供了现实条件。

其次，职住分离意愿与居住地相关，居住于天津市区、武清等地的乘客相较居住于北京的乘客有更强烈的职住分离意愿：居住在天津市区的乘客

42.6%有此意愿，居住在武清的乘客 51.8%，塘沽

38.9%有此意愿，而居住在北京的只有 34.3%有此意愿。加上在具有职住分离意愿样本中有 80.2%的群体倾向于工作在北京、居住在天津，这表明高铁的出现是强化了北京对天津、武清、塘沽工作指向职住分离人群的吸引，而天津对居住指向职住分离人群的吸引力并不突出①。

第三，职住分离的意愿同出行频率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出行频率越高，分离的意愿也就越强烈， 半年往返一次的有 25.6%的样本显示有此意愿，每月往返两到三次的有 40.3%，每周往返一次的样本比例增加到 52.2%。

3 结 论

城际出行作为一种重要的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的表现形式，在促进区域一体化进程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城际高铁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提供给出行者不同的出行速度、不同的舒适性、不同的准点等特征，进而影响出行者的出行行为[12，14]，并且这种影响会由于个人经济社会属性的不同而产生区别。研究表明：

第一，京津城际开通后，改变了原有城际交通的分布结构，“袭夺”了普通火车，大巴等其它交通方式的大量客流，成为城际间主流交通方式；
但城铁较高的经济成本与低时间成本，也使得城际出行人群选择交通方式的阶层分化。

第二，在公交式的运行模式下，高铁加强了城际出行频率的强度，两个城市联系更加紧密，越来越多的人采取周通勤、日通勤的生活模式，并且出行频率的强度同个人收入及交通费用报销比例具有等级相关关系，可以发现，高铁对出行频率的影

响还是受到了经济成本的限制。

第三，高铁扩大了人们生活需求的范围，增加了出行目的。除了正常的商务出行，尤其吸引了更多的 18 到 25 岁的年轻人跨城消费、娱乐等。

第四，城际高铁还通过缩短城市间的时间距离，影响了人们对城际出行的空间感知，高铁的开通扩大了他们居住地、就业地的可选范围，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使得部分人群产生了职住分离的意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受职住分离这种新的就业生活方式。这种空间感知的变化会随着年 龄的增大而减弱，一定意义上来说，城铁对于那些个人家庭结构相对简单，易于接受新事物的年轻人的城际空间感知改变较大，而对于 36 岁以上，工作、家庭基本稳定的人群来说改变不大。

随着我国高速铁路的快速发展，各区域的一体化将不断加强，区域内部不同城市间的竞合将取代竞争成为区域发展的主流，城际出行也将成为未来不可阻挡的潮流[13- 14]。文章对高铁影响下城际出行行为的分析研究，从“人”的角度揭示高铁的影响， 将有利于发现未来城际出行的发展规律，反映城市空间的变化方向，为未来高铁与城市群的发展研究提供重要的实证依据，奠定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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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COMMUTING BEHAVIORS BETWEEN BEIJNG AND TIANJING INFLUENCED BY HIGH SPEED TRAIN

HOU Xue，LIU Su，ZHANG Wen-xin，HU Zhi - ding

（School of Geograph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summarize and analysis of 1400 questionnaires, the author have achieved some conclusions with GIS and methods of social statistic from five parts. The five parts include the way of intercity commuting, the frequency of intercity commuting, the requirement of intercity commuting, the time and location of intercity commuting and the space feeling of intercity commuting .Then, the author conclud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city behaviors and its changes with different individual attributions. The research show that HST has changed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city commuting ways，strengthen the frequency of intercity commuting, and influenced the people’s space feeling of intercity commuting , which make people produce some ideas to live in one city and job in another city. And more and more people could accept the life style of job and live separated.

Key words: the intercity commuting behavior；
high speed railway；
change of characteristic；
Beijing；
Tianj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