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势中的文学与批评】 西方文学的批评的原则

　　一、80年代：历史的重建　　杨晓帆：你曾在文章中回忆，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训练是从考入程光炜老师门下读研究生后开始的，参与80年代文学研究，使你获得了一个契机，自我经验被激活，纸上谈兵的阅读被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实践行为。正是在大量阅读文学理论、社会学、历史学研究著作的过程中，你亲历了从一个“文学青年”向专业研究者身份的转换。你能不能再从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方面，谈一谈作为学术入门，80年代文学研究对于你的意义？当最初的文学趣味与个人感悟，遭遇学术研究的体制规训时，你如何平衡两者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
　　杨庆祥：我是2004年考入程光炜先生门下的，说起来这里还有一个小掌故，我在安徽读本科的时候，有一次读到程光炜先生的诗歌随笔集《雨中听枫》，很是喜欢。其时年少轻狂，很冒失地就给程老师写了一封信，具体内容我已经全然不记得，大概就是文学青年的种种怀才不遇、希望得到指点之类的东西。后来果真成了程门弟子，这大概也是一种机缘。
　　另外一个重要的机缘就是，从2005年开始，程老师在人大开设“重返80年代研究”的课程，形式是学期初分配好研究任务，然后在课堂上宣读研究论文，再进行集中讨论。当时我还没有“资格”承担相关选题，仅仅是随堂参与讨论。不过当时我的热情很高，每次讨论都喜欢“大放厥词”，甚至对程老师和博士师兄们的论文吹毛求疵。我还记得有一次讨论选题，程老师列出一些题目后征求大家的意见，我鸡蛋里挑骨头，说选题里面没有农村题材的小说，是因为程老师趣味太“知识分子化”了，程老师听后立即加上《陈奂生上城》。现在想来，正是这种宽容、平等、甚至有些呵护的学术氛围激发了我最初的学术热情。
　　学术入门的方式方法大概会因人而异，各个不同。但是会有一些最基本的法则在那里。在我看来，这些基本的法则首先是对材料的收集、整理、甄别、归纳，其次是借助一定的理论把这些材料重新装置，分配，知识化；最后是在材料和理论的合理配置中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而这一切都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有一个比较合适的、明确的、边界清晰的研究对象。对于初学者来说尤其如此，我们知道，就文科研究而言，海量的文献和理论往往让人如泥牛入海，有力无处使，最后筋疲力尽而一无所获。80年代文学研究正好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实验品”，程老师已经为这个“样品”划出了初步的雏形，我的任务就是通过这个“样品”，把自己占有的资料和理论进行激活和对接。那个时候我经常做的事情就是就某一个选题进行大量的资料查找和阅读，并不断搜索重组自己以前的阅读库存，最后形成一些看法在课堂上与同门们进行讨论甚至辩论。这种方式从2005年开始，到我2009年博士毕业，前后长达五年时间，我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有了一些学术上的自觉意识。
　　作为一个热爱诗歌写作的文学青年，在此过程中还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你所言的学术研究对于个人趣味和情感的规训。我记得程老师在介绍我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这一点，他其时很担心我不能从一个诗人的身份转换为研究者。这一点我倒是没有特别觉得有冲突，好像是很自然就发生了。现在回想一下，其实我是有些准备的，其一是我在本科阶段就对理论知识非常着迷，半懂不懂地看了很多理论书籍；其二是我一直对历史有高度的敏感。这两者奠定了我的理性基础。在最初的研究和论文写作中，我把这种理性发挥到了苛刻的地步，用我的博士论文后记中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完全把自我排斥在写作之外”。我以为对于初学者而言，这是必要的，只有把“自我”排斥出去，用史料、逻辑、问题来说话，才能真正进入研究的状态。当然学术研究还有更高的状态——比如在研究中放置自我，凸显个人主体意识——但如果没有前面的一步，就不可能达到后面的一步。这是一个不断循环并提高的过程。
　　杨晓帆：你很强调理论，这一点很有趣。在你关于80年代文学的一系列论文中，似乎可以区分出两种研究路数：一是借助知识考古学、社会学等理论，考察80年代文学思潮、批评等文学史现象的发生语境、生成机制与话语构成，实际是要重新清理构成现当代文学学科基础的一系列固化了的知识，以“去魅”的方式重新激活“文学”的边界与历史功能。你的博士论文《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和实践》集中体现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而关于主体论，读者与新潮文学、新潮批评等的研究，更明确了你对80年代以来形成的以个人性、审美主义、现代化等观念为核心的“纯文学”体制的反思。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你的研究中又一直流露出一种“回到作品”的渴望。柯云路的《新星》，遇罗锦《一个冬天的童话》，它们的经典化程度都不高，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些作品来分析呢？这些作家作品论,与你前一方面的文学史研究构成了怎样的关系？
　　杨庆祥：晓帆的这个提问非常有意思。对于一个成熟的学科来说，其研究对象往往是比较稳定的——也就是那些经典的作家作品，这一点在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学科里是共识。但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情况就比较复杂，什么是经典？什么是非经典？我记得王晓明教授曾经说过，再过100年，也许中国现代文学就只能留下一个鲁迅了。这种说法固然有些极端，但从侧面可以看出一种“经典焦虑症”。我个人没有那么强烈的经典情结，“经典”对我来说，往往更意味着是一种“先见”、“规训”和“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典”具有负面的意义，它的意义生产是“自动”、“封闭”的，因此，我的研究更青睐那些被边缘的、在文学史书写之外的、或者遭到冷落的作家作品。
　　这么说并非就是毫无标准，没有界限，比如现代文学界曾经流行研究一些非常冷僻的作家，并将其文学史意义夸大，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在我的研究中，受关注程度较高的基本上是那些“社会化程度”很高的作家作品，也就是说，这些作品曾经被深深地卷入到历史的建构中去，又因为某些原因遭到历史的排斥和拒绝。柯云路的《新星》、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都属于此类作品，这些作品见证了中国当代史的复杂和诡异，对于它们的阅读、接受和传播构成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具有症候性的作家作品，正好符合了我对于文学史的期待：一部文学史，并非简单的作家作品史，它必须同时也是一部社会史、思想史，也是特定族群的精神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