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师陀创作个性生成的地域文化含蕴:关于地域文化的论文

　　和现代文坛上的许多作家相比，师陀似乎有着更为强大的个性。从早年得到的“不愿与人为伍的艺术的性格”的赞美到晚年收获的“创作有独自的风格，即一般不为俗流所注目，但在文学史上将永远是坚实的存在”的评价，师陀留给文学史最大的魅惑似乎就是他和他作品卓尔不群的风姿。
　　一
　　师陀创作的原乡可以说是中原，这位河南作家出身于中原腹地并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的前二十年。“中原”支撑着他的创作，成为他独特的对象表现世界，他也从这个独特的对象世界出发，寻求反映社会矛盾、民族命运、时代精神的独特角度。虽然20岁以后，他为了寻求发展离开了养育他的中原大地，但是，正如张爱玲所说“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跟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师陀无疑是根植于中原大地的一棵树，别处的生活壮实了他的根须，繁茂了他的枝叶，但他创作中最具连续性和代表性的部分依然是凭借于带着“中原特质”的文化心态、观照视角，对中原及其所象征的艺术世界日甚一日的深入表达。
　　出自于对乡土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师陀一直视中原文化为审美的出发点和精神的沉思地，在他的文学世界里，它们有着表层与深层、显性与隐形的多维立体的表达。美国小说家赫姆林，加兰认为：“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个人无穷地、不断地涌现出来的魅力。”师陀作品中的地方色彩是足够鲜明的。无论是单调的旷野、寂廖的秋原、清冷的晨雾、满城的花红、前帘下带小庙的主房、河岸上被催赶的长耳朵驴子这样的风物，还是点“天灯”求子、虹庙烧香、新年祭祀、丁祭典礼、装神扮巫、婚丧礼仪这样的风俗，亦或是山歌民谣的对唱，铁匠、锡匠、说书人、卖油郎、邮差先生的作为，以及家族械斗，邻里钩心，妻妾勃赂这样或温馨或残酷的风情，都散发着浓郁的中原气息，蕴涵着作家烙着地域文化印痕的主观情愫。这种“中原情调”既给予异乡人新鲜而惊奇的美学刺激，又给予同乡人怀乡和忆旧的美感。它令师陀的文学世界别开生面、魅力倍增。
　　中原文化是乡土的，是象老实的农民一样脚踏实地，面向现实的。植根于这片文化的师陀发展了现实主义精神和理性观照的热忱。那以“中原”厚土支撑着的文学世界里不但充溢着对民间大众的生存方式和现实利益的关注和忧心，潜藏着因沉陷于浮华的城市而产生的以乡村为“拯救”的隐微曲折的涤罪的渴望，也同样包含着为现实所触发的对于童年生活的怀旧情感。对师陀而言，童年的记忆是一道意识之流，伴随着生命长河缓缓向前，它会与特定的时代和成熟的理性联系，形成一种更为深沉的结构或潜沉或浮出于作品之中。
　　师陀对中原文化的把握是理性多元的，他不仅从审美的、艺术的角度，认同民间的魅力，而且也从另一方面清醒地意识到民间文化形态的封闭、落后与愚昧。中原根深蒂固的农业文明和宗法制度，使得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在经过“京海文化界”的过滤，传人中原以后被变形或稀释，难以撼动传统文化的坚固堡垒。中原保持着最纯粹的村庄形式和最落后的精神生态。师陀成为了这种落后文化的自觉表现者和批判者。“中原”在他的作品中不仅是空间的概念，更是文化的隐喻。他的大量文本，都是把中原作为一个自足的实体，对它的精神生态和文化生态进行全面的观照。《果园城记》就是他通过果园城的生态困局透视出这种以宗法制为支撑，以伦理结构为机制的中原文化的深层缺陷。
　　正因为有了中原民间文化形态和启蒙文化系统的互相参照，师陀的文学世界里透露出个性的力量：没有某些作家以先验的民间想象来承载政治激情的肤浅，师陀的魅力来自于与中原民间文化形态密切相关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来自于受民间文化中的地域色彩、生命追求的熏染所释放出的审美力量，来自于在民间文化真相的考察中关于人的精神重构和提高所形成的新的观照视角和思考深度。
　　二
　　师陀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离不开北平的引导。他于1931年离开中原故土，到北平寻找生活。北平是旧日的首善之区又是高等学府荟萃的文化城，北平文人更多地秉承了传统士大夫的节操：内敛、厚重、博通古今、融汇中西，对人事有独立的见解，对个人和民族的出路能作深度思考，坚守纯文学的立场，鄙视浮躁时髦。这种严肃、纯正的文化人格和创作态度对刚踏上文学之路的师陀有着极深的影响。我们看到，师陀在一生的创作之旅中坚持忍耐沉郁以成就艺术的精美，坚持特立独行以成就艺术的个性，坚持博览众采以成就艺术的深厚，应该说源于北平的这场文化启蒙。
　　王富仁曾说：“在整个20世纪的上半叶，中国的新文化主要是跨国文化界和京海文化界的文化，外省知识分子大多是到了北京、上海和国外才成为文化名人，才成为知识分子的。”师陀即是如此，这个两手空空、独自闯荡京城的年轻人受到了北平包容平和之风的恩泽。他常常向京派的刊物投稿。而北平文化和京派文人对师陀的影响更多的是通过批评界的引导和塑造。李健吾、朱光潜等京派批评家本着独立、自由、公平的纯正批评的原则，扶持着师陀这位在文坛刚刚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他们的批评明晰和强化了师陀创作中那些与京派相契的特点和追求，点醒了他直面作品的芜杂与青涩的自省意识，从此，对“美的尊严”和“诗的真实”的捍卫深植于作家的心灵。
　　虽然北平的天空时时笼罩着政治风云、时代压力，但它千年厚土上升腾着的那股中和静美、古典浪漫、雅致绵密、圆润悲远的诗情无处不在地弥漫在空气里。它与师陀的个体性情和在时代中生成的焦灼感、紧迫感、忧患感扭结相融，互相照亮，互相浸润，互相转化，造成了一颗独特厚重的灵魂。我们看到，在北平的塑形中，师陀做出了一些颇具个性的思考和选择：他是怀着从事革命实践的激情来到北京的，但后来却放弃了参加实际革命运动的初衷，而专事文学创作，实现了从革命工作者向文学工作者的心理转换；他早期创办的刊物《尖锐》充溢着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发表的小说也充斥着强烈的功利诉求，而后却沉静下来，转向了对故乡景物人事的凝眸静观和国民精神的透视；他的文学创作属于北平地区文学活动的一部分，但客观品评他的作品，虽然的确有不少与京派相似的因子，但无论是在社会介入的深度，还是与民情泥土贴近的紧密度，都与京派超然物表的人生和艺术趣味明显不同，难以纳入同一个层面。正是有着北平这样一个厚重的文化场和典雅的文学场的塑造，才保证了师陀创作起点的高度，成熟的速度和视野的深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