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茅盾文学奖的“现实”书写及其反思 茅盾文学奖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文学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尤其是在长篇小说领域，更出现了“勃发”的态势。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十年已出版了3万部，还不包括网络上数以百万计的产品，相关的长篇小说奖项也就层出不穷。这些作品广泛地涉及到了古今中外的各类题材，当代题材尤其独占鳌头。就以具有象征意义的茅盾文学奖为例，当代题材的作品占了19部，达50％，这种比例深在地体现了茅盾文学奖乃至长篇小说对“现实”书写的情有独钟。不过，由于水平参差不齐且争议较大，甚至出现了“评价的悖论”。那么，面对纷繁复杂的“当代生活”，茅盾文学奖究竟如何审视“现实”，书写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将会是怎样的?在此，我们将循此路径，辨析它的优势、特色及难以规避的局限，从而尝试理清新世纪文学的未来走势。
　　一、茅盾文学奖的“现实”哲学及其实践
　　无论就反映的广度、力度还是深度而言，长篇小说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表现是空前积极的。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伦理、阶级、家庭等不同层面，从政治家、商人、教育工作者、改革派、白领、公务员等各类人物，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申办奥运会、构建和谐社会等重大社会题材到普通的日常生活，长篇小说以无可比拟的巨大容量，全景地纪录了当代中国不平凡的崛起历程及精神变迁，并形成了创造性的现实哲学及其实践形式。茅盾文学奖对“当代题材”的遴选，虽然争议不少，但也代表性地聚焦了不同领域的优秀长篇小说，从而为我们提供了值得深度分析的文学范本。通过它，我们庶几可触摸到当代中国书写的若干深度问题。
　　(一)直面现实的“在场”精神。无须讳言，在各类题材的创作中，当代题材遭到的“批判”最多，或认为粉饰现实，或认为力度不够、或认为缺乏哲学意识，等等。这种批判有其合理性，也触及到了事实的部分真相，但显然也忽视了当代题材书写的难度及其复杂性。由于未拉开审美距离，也由于创作主体知识储备、才情和视野的有限性，以长篇小说形式来反映变化的、持续展开的和波澜壮阔的当下生活，就充满了极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之，无论我们如何努力，由于身处其中，是不可能彻底地打捞历史的本质的，也会留下这样那样的遗憾。不过，面对这种巨大的“未知性”，许多作家还是秉承着为时代立言、为百姓鼓与呼、为文学献身的神圣精神，前赴后继地投身于社会变革，直面现实的丰富和残酷，用青春和激情、用血与火、用爱与恨抒写着中华民族的传奇。茅盾文学奖也在评奖条例中特别指出，“对于深刻反映现实生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较好地体现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的作品，尤应重点关注”，从而不断地张扬“干预生活”的锋芒。从莫应丰“冒死写于文家市”之《将军吟》，到《抉择》《都市风流》“直面现实，关注时代，以敢为人民代言的巨大勇气和张扬理想的胆识，深刻地揭示了当前社会复杂而尖锐的矛盾”，再及刘醒龙的叙述民办教师之《天行者》等作品，无不表现了茅盾文学奖深刻的“在场性”。
　　当然，这种积极的“在场”精神所包括的内容、方式及其原则是多样的。首先灌注了《史记》的求实精神：不虚美，不隐恶；以匍匐的姿态，贴近大地，关怀人们，本真、混沌、苍茫原生状态地呈现日常生活；这种还原，抽取了故事的元素，抽取了悬念的元素，抽取了情节的元素，是生活现象的还原，是生活整体的还原，是生命情感的还原，是文化精神的还原，如《秦腔》通过对那些“生老病离死、吃喝拉撒睡”的鸡零狗碎的泼烦的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就有如茫茫的流水，又犹如茫然的浑然一体的大山，整体性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汤汤水水、草草木木，似乎不加任何修饰，原汁原味，原生状态。从而隐蔽地、坚硬地切入现实。《湖光山色》也通过回乡探病、自主结婚、婚后的平淡生活、怀孕生儿、暗遭算计、惨遭侮辱、旅游致富、感恩回报、打官司、开办公司、村主任选举、引进外资、性情初变、夫妻离婚、犯罪被捕等当下乡村寻常的生活事件，展示了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以及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它们努力地夯实着长篇小说的现实哲学。其次，逆市场经济之潮，捍卫真善美的价值取向。如《推拿》讲述的是一群盲人推拿师内心深处的黑暗与光明，小说以很小的切口人手，以一个推拿店里的一群盲人的生活为中心，去触摸属于黑暗世界中的每一个细节，并对盲人独特的生活进行了透彻、全面的把握，歌颂了他们那种执著、不屈不饶的奋斗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都表现了茅盾文学奖坚定而分明的审美立场。再次，这种“现实的姿态”还是主动的，它不是被动的顺应，也不是无奈的等待，而是像浮士德一样，充满了“energetic”：在批判地审视生活之时，更多地强调现实的逻辑性与可塑性；讲究现实的原生性，在良知和道德的挑战中，直逼芸芸众生的生存之真。如《将军吟》的彭其，果断勇敢，足智多谋；面对着黑暗势力的多次利诱逼迫与软硬兼施，他宁死不屈，依然保持高洁品质；……他从没有放弃求生的希望，肉体的折磨丝毫没有打垮精神意志，有着钢铁般的坚强毅力，始终坚信正义可以战胜邪恶，光明的一天即将到来。
　　应该说，“现实”的内涵是复杂的，茅盾文学奖对这种姿态予以了“绝对的”肯定，也深化了文学应有的担当精神。不过，这种姿态也会有缺陷的，由于更倾向叙事的全景性，反而削弱了它在某些方面的深刻性与特色性，甚至会导致“事实的罗列”和“经验的匮乏”之现象，也使其对于现实的反映不自觉地打了折扣。
　　(二)深刻地把握时代本质的能力。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精辟地指出和概括了时代的本质，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从长篇小说对当代题材的书写来看，都贯穿了“爱国主义与改革创新”的基本脉络，都凝聚了崇高的奉献精神与牺牲意识，也表现了中国人在面对内忧外患之时，无论担当什么样的代价，承受什么样的委屈，他们也无怨无悔，把自己的整个生命融入到国家的发展之中。如在《东方》中，使人感到有一股强劲的暖流奔腾回荡，一阵阵拍击着人们的心扉——这就是渴望为人民为祖国而献身的英雄精神。在中国的大地上，这种献身精神产生于22年人民革命战争的火的年代，而灌注于人民民主政权的艰苦建设和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之中，形成中国50年代令人难忘的时代精神。同时，也奔流在《东方》的英雄人物血管之中：无私无畏，勇于牺牲，纯洁的情操，崇高的理想，对光明带着执拗的追求，对明天怀着美好的憧憬。这一切，都构成《东方》每个英雄人物的具有时代特征的灵魂本质。如郭祥，为了保家卫国，奋不顾身地来到了朝鲜前线；当因为伤病而无法重返前线时，他决然地服从了组织的分配，在家乡任县委书记，继续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无私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其他人物如郑子云、陈咏明、阎鸿唤、岳鹏程、孙少安、田海明、李高成、陆承伟、金月兰、秋玲等人又何尝不如此呢?尽管所处的时代不同，他们也完全地褪下了卡里斯马英雄的炫目光彩，但他们却通过行动，义无反顾地担当了时代所赋予的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任务，在不见硝烟的商场上，成了充满沧桑、性格复杂的平民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