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走靠房地产拉动经济老路【稳增长不能再走投资拉动的老路】

　　记者：在许多人的脑海中，中国经济需要保持一定增速的重要原因是中国有大量的新增就业需要解决，而就业关系社会稳定，谁也不敢轻视。作为我国著名的劳动经济学家和“中国社保30人”成员，请问您怎么看？
　　宋晓梧：在当前情况下如何分析宏观经济形势是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基本观点并不一致。一种观点认为潜在经济增长率近10年甚至20年应该还在9%左右，包括一些大牌经济学家，认为GDP增速如果低于8%就要采取刺激政策，如果高于10%可以稍微降点温。
　　我不太赞成关于“十二五”时期经济潜在增长率是9%，没有8%、9%带动不了就业的论断。“十二五”规划经过反复论证，提出这5年的GDP预期增长幅度为7%，就是为了让出一定空间以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们还是应当以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二五”规划指导这5年的工作。如果以所谓潜在增长率9%左右作为这5年甚至今后10年到20年的经济发展标杆，那弦绷得太紧了，不利于逐步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以更多的力量去抓就业，去抓环境，去抓节能，去缓解诸多社会矛盾。
　　2009年我多次讲GDP、投资与就业弹性的关系，分析并不存在只有8%以上的GDP增长率才能保就业这一所谓“共识”。
　　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存在一定的弹性系数，我国上世纪80年代就业弹性为0.2-0.3，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大约可以拉动200多万人就业，90年代下降到0.1，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际我国4万亿元投资大量投向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就业弹性下降至历史低点只有0.05左右。原因在于投资重化工业是拉动GDP的捷径，而重化工业对于解决就业的作用并不太大，远远低于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小型企业。这使我国经济发展存在一个悖论，即作为人口大国我国选择了一条就业弹性很低的发展道路，就业弹性低于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
　　记者：不同于往年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今年是实体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尽管有专家提出，“实体不牢，地动山摇”，但在当前干部任期制和考核制的影响下，基层政府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心，请问您了解的情况如何？
　　宋晓梧：国务院近期出台的关于支持小微企业的29条政策非常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基层，包括中小企业、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仍然是叫苦不迭，感觉政策迟迟落实不了。不仅落实不了，从全国来看，国家的税收仍然是高于GDP增长，已经十多年税收高于GDP增长一倍以上了。
　　一些省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要求小微企业无论是否有营业收入，都必须缴税，绝不许零报税。我认为，政府在税费方面为中小企业让利势在必行，也是有道理的。过去十几年税收增幅都远高于GDP增幅，现在非税收入还在大幅增长，应当给中小企业让利。
　　记者：我们一直提倡要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感知的却是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冲动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有企业家感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不应该是常态，现在我们月月都在调控，调得企业家都没预期了。
　　宋晓梧：为什么干预越来越强烈？因为各类市场主体发育以后，不可能像计划经济那样都用指令性计划来管了，又没有社会组织的维权自律，他们难免自行其是。政府面对上千上万企业怎么办？不得不加强审批，同时为了抑制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不得不加强行政干预。在GDP挂帅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办法，干预市场的手往往变成隐蔽的、看不见的手。不少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不惜过分压低地价甚至采用零地价，有的采用各种奖励办法对外商及私营企业变相退税，有的不顾资源环境约束，对国家明令控制投资的行业仍暗中支持大干快上。
　　最近，国家审计署公布了54个县财政性资金审计调查结果，其中53个县2008年至2011年出台221项与国家政策明显相悖的招商优惠政策，这在国外根本不可想象。我了解的许多国家不过把GDP视为参考指标，奉行全国统一的市场经济制度，正常状态下，政府就是制定一个法律框架，规范市场秩序，让企业在这个框架里依法有序竞争。我国现行的体制机制使得企业将精力都用在政府身上，追求“政策洼地”，而不是企业自身竞争力提高，与其辛辛苦苦搞创新做研发，不如与领导靠近争取优惠政策来得更快更直接。
　　记者：按照预定目标，2020年我国将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也意味着地方政府不应再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角，我们如何才能改变地方政府竞争的体制，找回我们改革的出发点呢？
　　宋晓梧：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精神，还是应该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轮协调驱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是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二是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力分配关系。三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社会组织、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四是大力发展和规范社会组织。在国家法律框架内，发展完善社会组织，形成灵活的社会自协调机制，有效平衡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的内在要求，是清晰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的重要前提，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
　　（摘自7月24日《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