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次伦敦参奥] 伦敦奥

　　伦敦在1908年和1948年曾举办过第四届、第十四届奥运会。在伦敦举行的第四届奥运会上，中国没有派运动员参加比赛。当1948年伦敦又举办第十四届奥运会时，中国组建了一个中华奥运代表团赴伦敦参会，但这却是一次十分艰难的奥运之旅。
　　申办十五届奥运会受挫
　　抗战胜利后，沉寂了多年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也开始恢复了一些活动，包括恢复相关体育组织，筹划举办全国性运动会，加强运动队伍的建设等。
　　1945年9月7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重庆召开理监联席会议，看到中国运动员在远东运动会上摘金夺银的豪迈气势，想起中国运动员在洛杉矶和柏林奥运会上与奖牌失之交臂，也希望为中国运动员在家门口创造举办一场奥运会的有利条件，以实现“零的突破”梦想并把“东亚病夫”的帽子扔到太平洋中去。
　　经会上研究决定，时任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王正廷郑重提出了《争取1952年第十五届奥运会在中国举行案》，曾引起了国人关注和振奋。
　　此后，王正廷请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董守义征求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意见。孔祥熙表示原则支持，但要求体协与国民政府商定申办具体地点后再说。
　　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一门心思就是要打内战，以剿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为第一要务，对申办奥运会这样在他眼里的“游戏”并不热衷；加上当时中国的体育设施极差、国民的体育水平极低，缺乏举办奥运会的必要条件，所以1947年6月18至20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40届国际奥委会会议上，新当选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没有向国际奥委会提交申办的申请。因此，由王正廷提出申办第十五届奥运会的计划，因国民政府不支持、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内部思想也不统一，最终受挫。
　　组团赴伦敦经费无着
　　尽管提出申办第十五届奥运会的计划受挫，王正廷等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负责人仍在为参加第十四届奥运会而忙碌。
　　当时国民党刚刚开完立宪国大，集宁战役和张家口战役使蒋介石对内战胜利把握十足，同时作为王正廷的老乡，他满口答应道:“你们尽管选拔运动员，经费的事好商量。”
　　正当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把参会经费的希望寄托在国民政府身上时，在此后国民党军队在“剿共”中连吃败仗。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继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打内战，导致财政上赤字大幅增加，连有些正常的开支也付不出，所以并没有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要求国民政府补助5万元经费的呈文上签字。
　　针对这种状况，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负责人心里直打鼓：依靠国民政府拨付组团参赛费用靠得住吗？1947年11月，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只好再度召开常务理事会议，商讨组团赴伦敦参赛的事宜，包括商定参加哪些项目并派多少人去的具体问题。
　　参加柏林第十三届奥运会的中华奥运代表团（还有个教育部的考察团），总人数多达140人。这一次由于经费难以落实，他们便决定只参加足球、篮球、田径、游泳、自行车项目的比赛，举重、拳击和武术表演项目就不参加了。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也只派33人，比柏林运动会人数缩减了一半多。
　　参会经费筹措成为最大难题
　　为了落实中华奥运代表团参加伦敦奥运会的经费，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经费筹募委员会，具体负责经费筹募工作。
　　根据参赛的总体方案，筹募会造出了一个机票费、车船费、住宿费、餐饮费、服装费等费用的预算，总额为15万美元，初定由政府、社会人士和华侨各摊派三分之一。
　　没想到，这项工作却成了最大的难题。
　　首先是向国民政府筹钱方面就遇到了麻烦。当时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张群属于新政学系，且称得上一个大官僚，由于财政的困难，他将开支卡得很紧，一般只有蒋介石签字批准的经费开支，他才会给予全开“绿灯”；对其他单位和人员申报的费用，他又卡又扣很难通过。
　　以前王正廷在担任国民政府外交总长等职位时，曾因工作关系得罪过张群，因此他看不惯王正廷。如今王正廷已辞去行政职务，担任一个虚职无权的中华体育协进会的会长，张群便借机报复，所以王正廷要求国民政府补助5万美元的呈文发出后，张群将其放在文件柜里很久都没有批复。王正廷到行政院催促多次，张群都以种种借口不批，直到1948年5月张群转任总统府资政之前，才勉强批给50亿元法币，折合2.5万美元。可是等到6月4日领到这笔法币时，美元已经涨了整整一倍，50亿元法币一下被贬值为1.25万美元，造成中华奥运代表团参赛经费的严重不足。后来王正廷叫中华体育协进会同事张伯苓、董守义多方斡旋，且董守义还为他奔走于各衙门达40多次，其中从南京到上海之间就跑了20多趟，才按照批准时的牌价领到国民政府的这笔补助。
　　节衣缩食到伦敦
　　海外华侨捐款的重点对象是当时香港的“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为此王正廷将他拉进经费筹募委员会当委员，胡文虎便让其儿子胡好代表自己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具体联络，但胡好要求在他自己办的星岛足球队选拔12名队员进入中华奥运代表团，而代表团足球队的编制总共才需18人，这样势必影响足球队的水平。
　　双方之间一度出现了矛盾，王正廷只好亲自出面直接找胡文虎商量，最终使对方同意垫拨足球队的出国费用，而让胡好充当奥运代表团的顾问而收场。
　　还有位菲律宾的华侨本来同意捐赠3万美元，同样要求一个代表团名额，结果名额给了，钱却没有到位。
　　向社会人士募款也不顺利，上海富商钟玉亭同意捐助20亿元法币，并介绍另外3位商人各捐助20亿元法币，总共80亿元法币，但必须在代表团中安排职位随团出国。中国体育协进会同意安排他们以顾问或随员身份加入代表团。他们所捐款项用来支付运动员服装、器材以及买粮食、路费等等支用。
　　王正廷等尽管做了很多努力，但中华奥运代表团最终筹措的经费仍然没有达到预算，只好将参赛运动员减少一半，并先期派以“亚洲球王”李惠堂为首的足球队一路出访比赛直达伦敦，靠卖门票再筹资金。
　　更加糟糕的是，代表团出发前，有人散布谣言，说代表团用捐款在黑市套购黄金外汇，向外国航空公司捞取回扣，主持者徇情营私安插私人等，致使各个部门来找代表团的麻烦。王正廷便利用个人的地位和威望，与各个部门和有关人员通融，才平息事端，总算保证了代表团的出行。
　　由于经费不足，中国体育代表团为节省路费，所有成员不是集中出发，而是根据所在地就近原则分3批按不同的路线前往伦敦。每位运动员只发给一件上衣、一条领带在奥运会上用，路上吃的饭菜也不好，可以说是节衣缩食才好不容易到了伦敦。
　　借债返国心灰意冷
　　伦敦奥运会还没有结束，中华奥运代表团就面临了一场更严重的财政危机：代表团带去的钱已经快花完了，团员回国的机票、车船费自然无钱可买。
　　怎么办？掌管代表团财务的王正廷心急如焚，他连续多次打电报向国内求援，但教育部却复电称：“国民政府无钱追加预算，请代表团自行解决。”这可把王正廷气坏了，身处窘境的他一时走投无路，只好自己想办法。
　　作为中华奥运代表团的总领队，王正廷以身作则，首先把自己腰包里的钱掏出来，他还利用自己与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良好私交，向其求得了3000美元。请英国侨界的朋友捐款，向同去的随员顾乾麟借了500美元，向王景春借了150英镑，甚至把代表团没吃完的米卖给华侨饭馆换得100英镑。
　　在费用仍欠缺的情况下，王正廷又与中国驻英大使馆交涉，由大使馆出面担保，请英国通济隆旅行社先为中华体育代表团垫付购机票的费用，总算让代表团成员得以回国。
　　“讨钱”参加英国伦敦奥运会使王正廷颜面尽失，且对国民政府心灰意冷。1948年圣诞夜之后，他就从上海移居香港。1957年，76岁的王正廷在保加利亚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53届年会上辞去了国际奥委会委员职务，被国际奥委会聘为名誉委员。
　　1961年5月21日，王正廷因病在香港九龙圣德勒撒医院去世，享年80岁。
　　（摘自8月2日《人民政协报》）
　　【本栏责任编辑 杨茹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