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挽救国家分裂危机的三次决策:领导决策的艺术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首，毛泽东在现代中国面临的多次分裂危机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第一次：1945年中共武装进军东北，冲破雅尔塔秘密协定，避免了第二个“外蒙古”或苏记“满洲国”的出现
　　在二战胜利前夕，美英苏三国召开雅尔塔秘密会议，这实际上是美苏划分战后世界势力范围的一次会议。美国拿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和苏联做交易，把中国的外蒙古和东北中长铁路、旅大港作为筹码，换取苏联出兵，以减轻自己的牺牲，从而求得太平洋战场的提前胜利。
　　蒋介石得知这件事后很不高兴。经派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等与苏联谈判，获得斯大林三项保证：苏军解放东北后，确保东北行政权交给国民党政府；不干涉新疆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这三项保证对蒋介石来说，倒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
　　尽管当时中共并不知道苏军解放东北后要交给国民党政府，但收复东北是中共七大就确定的方针。
　　中共前往收复东北，就与苏联进军东北产生了纠纷，导致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产生了矛盾，进而影响美国与苏联在雅尔塔秘密会议的协议贯彻落实。国共重庆谈判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重庆谈判，名为国共谈判，实际是三国四方的美蒋苏三方对中共一方的引诱与施压。8月14日，在南京政府与苏联签订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同一天，蒋介石就致电毛泽东，邀其到重庆谈判。接着，苏联也敦促中共通过国共谈判实现战后“和平建国”，希望中共效仿法共，走议会道路。
　　苏联劝导中共走法共道路，就是“交枪”“当官”的议会道路。国共谈判的核心问题就是要不要交出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而这两条，也是毛泽东坚决不退让的原则立场。
　　毛泽东深知，战后国共矛盾是关系着国家民族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问题。如果按照蒋介石的道路走下去，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前途和命运，中国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与主权。他明确地对民主党派领导人说，中共要是交了枪，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了，同样也没有民主党派的地位了。
　　10月10日，国共双方作出妥协让步，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和平协定》）。毛泽东将南方新四军各根据地撤退到北方，蒋介石允许中共拥有一定武装和根据地。
　　然而，协定归协定，行动归行动。其实，从谈判一开始，蒋介石就在美国帮助下，用飞机、军舰运兵到沿海和东北，企图全面侵吞抗战胜利的果实。
　　尽管按照斯大林的“三项保证”，苏联“不援助中共”，并将东北行政权交予国民党，但总不能禁止中国人进入中国自己的东北领土。当时苏军高层对中共出兵东北缺乏思想准备，而基层更不知有国共之争，并与我抗日联军一起占领了山海关。当时，美苏之间有“苏军不入关、美军不登陆”的默契。但上述行动，立即被美蒋认为是苏联违约支持中共抢占东北。于是美军从9月13日开始，在青岛、天津、秦皇岛等地登陆，大规模为国民党运送军队。三国四方的矛盾立即激化，美蒋苏的战略计划完全破产乱套。
　　唯中共乱中有谋，巧妙地处理了同苏联的关系。一方面，将沿铁路线的大中城市由苏军交予国民党去接管，另一方面，将进入东北的部队派去占领苏联红军占领不到的中小城市与广大农村。此举既让苏联履行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也作了当苏联撤出东北后，应对国民党挑起内战的战争准备。
　　毛泽东高瞻远瞩，堵死了潜在的东北再成为“满洲国”的可能性。
　　第二次：“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再次避免了中国南北分裂的危机
　　国共重庆谈判达成的《双十和平协定》是双方妥协的结果，但就蒋介石来说，要消灭共产党的目的没有妥协，而毛泽东最终要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决定也没有让步。
　　蒋介石一边签署《双十和平协定》，一边调兵谴将，准备内战。从1946年6月围堵新四军开始，大打出手，并宣布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共军，结果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两年多后，待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长江以北已为中共所控制，国民党的败局已定。
　　1949年初，美国使出“弃蒋”计策，扶持李宗仁上台，妄图通过“谈判”，求得“划江而治”的局面。苏联也派特使米高扬来到西柏坡，企图说服毛泽东不要进军江南，也来一个“划江而治”的“南北朝”。
　　毛泽东早已看清其中奥妙。要是“划江而治”，那么，不但长江以北都成了苏联防止美国进攻的缓冲区，而且又能防止将来中共强大起来威胁苏联。对国民党来说，也可以达到保住政权的目的。
　　毛泽东既不听美蒋的呼吁，也不听苏联特使的劝告，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动员令，将美蒋苏三方的如意算盘打个粉碎，避免了“南北朝鲜”、“东西德国”分裂状况的出现。
　　由此可见，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绝不是简单的“国共内战”，而是抗击美苏两强肢解中国、分裂中国的解放战争，也是维护中华文明古国的地位能得以延续发展的战争。
　　第三次：即使没有苏联支援也要抗美援朝，避免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危局
　　当朝鲜战争的战火烧到我国边境时，当时的一个险恶事实是，苏联已告知中国，做好美军占领朝鲜后，在东北接受朝鲜流亡政府和安置人民军余部的准备工作。这不是事后的假设与猜想，而是距志愿军入朝前一个星期的事。
　　自从苏联拥有原子弹之后，美苏之间既要争雄，又怕直面冲突。尽管麦克阿瑟叫嚣“鸭绿江不是中朝分界线”，但如果美军侵入中国东北，苏联参战，朝鲜战争发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并非没有可能。而且，支持李承晚军队进入中国东北追击“逃敌”和让蒋介石的军队从东北反攻大陆，也是朝鲜战争开始后美国就有的计划。同时，斯大林对中共与毛泽东不是十分信任，也有可能以第三者调停之名，再拿中国和朝鲜的主权做交易，既让美国安稳地占领朝鲜，也让苏联在中国东北扩展其特权。
　　当时的中共，如果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示弱”或“战败”，国内的反动气焰会增高，本来就不好的国际环境也将更为恶劣，甚至再现“南北中国”或“东西中国”的分裂危局。
　　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一生中最艰难的决策之一。这不仅仅是因为苏联要求中国出兵，并在武器、经费上向中国提供支援，实际上更难下决心的还在后头。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派周恩来去莫斯科同斯大林商谈援助时，是带着“出兵”与“不出兵”两种方案去的，究竟出与不出，就看苏联能支援到什么程度。当周恩来要求苏联出动空军支援时，斯大林表示暂时不能派出空军，于是中国决定暂不出兵。
　　10月11日，毛泽东收到斯大林的电报，在同意中国不出兵参战的同时，要求中国做好在东北接受朝鲜流亡政府的工作。毛泽东沉思了两天后给周恩来去电，阐明了“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的利害关系，要他去向斯大林表明，即使没有苏联空军支援，我们也要出兵参战的决心。
　　就是毛泽东的这一决策，既在战争史上创造了弱国打退世界头号霸权主义国家的经典，又避免了新中国再次遭遇第一次、第二次那样可能被分裂、被肢解的严重危机，为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炜、牟大裕、吕丽妮荐自《新周报》2012年第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