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报道的报道策略分析(新闻学毕业论文)|新闻学专业毕业论文

广 西 大 学

毕业设计（论文）

课题名称

学 院 新闻传播学院

专 业 新闻学 班 级 新闻

071班

学 号 0721200163 姓 名 陈波 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教研室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负面报道的报道策略分析

摘 要

在新闻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经济利益大行其道的今天，媒体为了提高阅读率或收视率，有意增加具有强烈刺激性和轰动效果的报道内容——如充满血腥、暴力、恐惧、色情的图片和影像等，致使受众对自身的生存环境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大众媒体公信力也在公众的质疑声中逐渐下降，整个社会的和谐氛围受到冲击。

正确认识负面报道，选取适当的报道策略，驾驭好此类报道的尺度，会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甚至会超过正面新闻报道所带来的社会效应。

【关键词】负面报道 报道策略 负面新闻信息 负面社会效应

Research on the negative news reports strategy

Abstract

In the news industry is becoming more competitive and economic interests today"s heyday, the media in order to improve reading rate, or to increase has strong ratings, irritating and sensation effect the content - such as bloody, violence, and fear, pornographic pictures and video, etc, cause audience of their own survival environment enormously distrust, mass media credibility in the public also decreased gradually misgivings about the harmonious atmosphere, the whole society to suffer.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negative publicity, selecting proper reports strategy, the scale of the control good such reports, can produce positive social effects, even more than positive news reports pings social effect.

Key words: Negative news; Reports strategy; Negative news information; Negative social effect.

引 言

“报道什么”、“怎么报道”和“报道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或称之为“报道内容”、“报道策略”和“传播效果”，是新闻报道的三个基本层次。而本篇论文的着力点放在第二项即“报道策略”上。

负面新闻信息的传播是一把双刃剑，既会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也会产生消极的的社会影响。同样的新闻信息，采取不同的报道策略，其产生的社会效应差异甚大。媒体通过改进负面报道的报道策略，将有效控制其产生的不良社会影响，甚至转“负”为“正”，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

一、 负面报道的概况

（一）负面报道的定义

正如澳大利亚新闻学教授比尔·伯尼博士所言：“对新闻媒介来说，最有市场价值的是交通失事、水灾、火灾、地震、谋杀、战争、行业纠纷以及死亡和伤害。具有负面因素的新闻题材对记者来说更加重要。”① 这种观点代表了西方媒体一贯坚持的以负面报道为主的新闻报道策略。

从传播学理论上来考察，诸如此类灾难性事件破坏了个人生活环境和社会群体的整体和谐，因此，人们对该事件的表层和深层信息产生强烈的需求，以便调整原有的认知结构，最大限度地消除认知的不确定性，实现个人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价值环境的重新整合。

以下是一组有关普利策新闻奖的数据。

表一：第94届“普利策新闻奖”新闻报道类获奖名单

①

比尔·伯尼：《Australias Commercial Media》(The Macmillan Co.of Australia Ltd.,South Mel-bourne,1983) P317。

表二：普利策新闻奖2002-2010年新闻报道类奖项分析

从表一和表二中可以看出，“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中，批评性的报道和评论占压倒性优势。在美国，新闻报道重在扒粪揭丑、惩恶除奸、监督政府、警示凶险由来已久。普利策曾倡导报纸进行揭露性报道，他认为“罪恶、卑鄙、腐败最怕的就是报纸, 因为任何法律、伦理、规章制度都无法和报纸相比”。②

②

W ·A ·斯旺伯格： 《普利策传》, 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负面报道也越来越受到中国主流媒体的重视。其中，《焦点访谈》、《每周质量报告》、《新闻纵横》和《南方周末》、《冰点》等电视、广播节目和报纸中，均有大量抨击社会丑恶现象的报道。第二十届中国新闻奖和第十一届长江韬奋奖277件获奖作品中，《3.3万元工钱抵来一只狗》、《谁动了渔民们的救济大米？》、《海南教育，该为8000名满分考生羞耻》等20多篇批评性的稿件赫然在目。

同一时期，国内学者在“负面报道”的成因、传播功能、社会效应、面临的困境及前景等方面均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研究成果显著。那么，到底如何来界定负面报道呢？

我分别从“报道内容”、“报道策略”和“传播效果”等三个层次来进行分析。 1. 报道内容：传播负面的新闻信息。

负面新闻信息是一种处于原始状态的负面信息，从哲学上来说是一种客观存在，从性质上来说它是负面的，一般其新闻价值都很大。

我国新闻学者张威曾给负面报道下了一个定义：“负面报道聚焦于那些与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相冲突的事件以及一切反常现象。一般来说，犯罪、丑闻、性攻击、事故以及自然灾害等一类事件往往是它的报道重点。”③但很明显，这种观点仅仅是针对负面报道的报道内容——负面新闻信息而言的，定义未免有些偏窄。

对负面新闻信息的传播，既可以产生消极的、不好的影响，也可以产生积极的、正面的影响，关键在于如何去正确认识和对待负面的新闻信息，同时，这也为我们对负面新闻信息传播进行正面引导的研究和操作提供了可能。

2. 报道策略：采取错误的报道策略。

媒体采取错误的报道策略主要体现在：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媒体纷纷对受众不健康需求的一味迎合，搞有偿新闻、广告性新闻等；在对灾难报道缺乏人性化，对弱势群体冷漠和歧视，对隐私报道不慎重，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隐私的报道；对负面新闻信息发布的时间、空间、数量或对传播对象的选择不恰；由于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和认真的分析或没有掌握好批评的“度”， 某些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也会产生负面影响等。对于报道策略的论述，将是后面的重点。

③

张威：《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P358，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2月版。

3. 传播效果：产生负面的社会效应。

负面社会效应，是指新闻信息传播后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生活秩序产生了损伤或破坏作用，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这就是对负面报道的基本界定。”④ 具体来说，人、自然、社会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的事实变动——诸如犯罪事实、地震、核电站泄漏等——这种变动与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相冲突，它威胁到人的生命传承，影响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阻碍社会的前进和发展。

但是，错误的报道动机、不当的报道策略等人为因素对负面社会效应的产生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3.14拉萨”事件中，CNN 使用经过剪裁的图片进行事件报道，刻意制造不实新闻，严重扭曲并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同样地，任何题材的报道，如果在采编和版面安排方面处理不当都会产生负面社会效应。如有些正面报道空话、废话、套话连篇，令人生厌；有些报道任意拔高、夸大其词，甚至上纲上线，令人反感。

从传播学的理论出发，每一个具体的传播过程都是由传播者、传播内容、讯息载体、媒介渠道、传播技巧、传播对象等要素和环节构成的，每一要素和环节都会对传播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⑤ 现在我们假定，将影响负面报道传播效果的其他因变量保持不变，仅仅考虑“报道内容”和“报道策略”两个变量的变化，得出以下结论：

表三：与传播效果的对应关系

由表三可知，在同等条件（传播者、传播媒介、传播渠道、受众）下，负面

④

⑤

廖昌喜. 浅谈负面报道及其产生的原因[J]. 新闻界 , 2001,(06) .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P19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报道的报道内容与传播效果的对应关系并不明显，但是报道策略与传播效果成相应的反比例关系。因此，采取恰当或正确的报道策略，可以减少或避免因报道内容的负面性质所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

综上所述，我给出“负面报道”的定义：负面报道是指经传播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负面影响的新闻报道，这种负面影响可能是由于新闻信息本身是负面的，也可能是报道策略不当等人为因素造成的。

根据此定义，表三中只有第4、5、6类可称之为“负面报道”。本篇论文主要研究的也是第3、6类，即报道内容为负面的新闻信息，但可以通过改进报道策略，使传播效果转“负”为“正”。

（二）负面报道的分类

国内新闻学者和媒体普遍认为：讨论负面新闻报道，必须脱离一种简单的、泛泛的思维模式，而应代之于具体的、微观的、分类的分析，这样才能更准确地进行理论定位，在政策的制定上以及相应的媒体实践中，才不至于犯简单“一刀切”的毛病，传播效果也才更有效。他们把负面报道分为批评揭露性报道、社会危机事件的报道、黄色煽情新闻的报道三大类。

我从负面报道的传播内容上，具体把负面报道分为以下八类：

1、自然灾害。如台风、地震、泥石流、洪水等不可抗力灾难。自然灾害给人类和社会经济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这是较为常见的负面新闻信息。

2、犯罪活动。如抢劫、绑架、凶杀、走私、诈骗、吸毒等犯罪新闻。一些媒体在报道暴力凶杀类题材时，不惜篇幅和笔墨，添枝加叶地描写作案细节和血腥场面，客观上起到了诱导犯罪的效果。

3、意外事故。如核电站泄漏、飞机失事、瓦斯爆炸、食物中毒、火灾等各种人祸。这些意外事故给人类造成伤亡，事故报道屡见报端。

4、疯狂追星。明星名人的绯闻、丑闻和隐私都是负面报道的重要素材。如“艳照门”事件, 媒体为造成轰动效应，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刺激人们的窥视欲和猎奇心理。在“杨丽娟追星”事件中, 传媒连篇累牍地持续报道，超越了传媒应遵循的行为界限，其对杨氏家庭悲剧的产生，负有不推卸的责任。

5、丑陋现象。如潜规则、包养二奶、虐待动物等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以

及贫困、失业、环境破坏等现象，其报道聚焦于社会的底层和阴暗面，揭露人性的丑陋和法律的盲区。

6、媒介审判。国内著名新闻法学者魏永征教授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超越法程序抢先对案件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媒介审判’是对法院的审判权和犯罪嫌疑人的公民权利的双重侵犯。”⑥ 一些媒介对此类具有极大影响力和可读性的事件趋之若鹜，对“媒介事件”进行长时间、大容量、一边倒的宣传和炒作，形成一种齐声挞伐的舆论氛围。如此一来，司法机关在对案件进行审理时，就不得不考虑公众舆论的压力，导致某些案件无法得到公正的审判。

7、群体象征，或称“贴标签”。以富官二代、女性、农民工等为报道对象所塑造的形象并不是积极、正常的，而是消极有害的可怕形象。“都市报，尤其是新媒体，对女性的负面报道占据负面新闻的主要位置。女性往往以弱势群体、猎奇对象或涉性对象被侮辱和损害形象。”⑦

此外，大量报道山西矿难、河南拐骗、广西传销、东北暴力犯罪等，无形中给这些省市、地区“贴”上了某些坏标签，损害了这些地区的名誉并影响当地的投资环境。此外，对艾滋病村庄和艾滋病人的报道，也使社会对艾滋病产生恐慌，进而使艾滋病患者受到歧视，渐渐成为被社会遗弃的群体。

8、广告新闻。大众传媒是经济组织，其对与媒体自身经济利益挂钩的事件——如与主要广告商相关的新闻——进行报道或者选择性失明，大量广告新闻、“人情稿”、“关系稿”误导了受众，甚至影响政府的决策，这种负面报道较隐蔽，带来的危害不容小视。

（三）负面报道的特征及作用

《纽约太阳报》编辑约翰·伯卡特有一句名言：“狗咬人不是新闻, 人咬狗才是新闻。”人咬狗本身就是不正常的，因此他强调的是新闻的反常性或者冲突性。负面报道相对于一般报道和正面报道来说，反常性与冲突性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澳大利亚报刊史上，“反常”和“冲突”一直是被高度尊崇的两大要素。1826年的澳大利亚报纸新闻就以恐怖题材、悲怆事件著称，“黄色新闻主义”又

⑥

冯宇飞. 从法理学的视角看“媒介审判”的负面效应[J]. 新闻战线, 2002,(11) .

使报纸充满了性、犯罪、激进主义等。从19世纪50年代起，评论家就指责报纸给予谋杀，犯罪，暴乱太重要的地位，以至超出了它们在正常生活中所占的比例。

负面新闻信息的反常与冲突客观上破坏了社会的稳定。我国新闻学者邓利平教授认为：“负面新闻的消极传播功能即破坏性、瓦解性、腐蚀性、煽情性和积极传播功能即认识功能、激励功能、警戒功能、平衡功能、审美功能。”⑧ 客观上来说，负面新闻信息的传播是一把双刃剑，既会产生消极的的社会影响，如个人心灵受损、思想迷沌，重则造成社会混乱；也会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如提高人对现实的认识，激励人前行的信心，并能动员社会阻击丑陋的蔓延，为争取美好的环境而奋斗等等。

负面报道对社会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明确信息、稳定民心。对于突发在身边的自然灾难和重大安全事故，人们对信息的需求非常强烈。2003年春非典爆发，小道消息、各种谣言满天飞，甚至出现抢购板蓝根和陈醋的风波。如果官方信息渠道顺畅，那么就会减少很多类似事情的发生。

2. 宣传法制、震慑犯罪。报道各种如抢劫、绑架、凶杀犯罪新闻，打击犯罪分子的气焰，同时可以为全社会打预防针；有些揭露腐败的报道导致贪官下马乃至被绳之以法，彰显了我们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

3. 舆论监督、促进民主。负面报道是新闻舆论监督的重要职能，有利于健全民主制度，拓宽民主渠道。

在对汶川地震、青海玉树等灾害全方位、立体式的报道中，既有军民协作、抗震救灾场面，又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动人故事；既有对豆腐渣工程、救灾款挪用的披露，又有对“范跑跑”等反面典型的剖析。事实证明，对天灾人祸的及时、充分的报道，不仅能为人民群众及时提供有效信息，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混乱和恐慌，将灾区的损失降到最低，还能激发全国人民的斗志，提高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提升国家的国际形象。

⑦⑧

陆芳. 都市报女性负面报道现象分析[J]. 新闻实践, 2006,(05) .

邓利平：《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多维视角》[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1年。

二、当前负面报道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负面报道，既存在着内容雷同、过多过滥的问题，也有报道不及时，造成舆论被动的问题；既有盲目炒作、随意滥报，又有避重就轻、集体失语的时候。总之，在报道内容、新闻数量、报道时机和尺度等方面均存在不少问题。

（一）报道内容。

1. 迎合低俗需求，细节过度渲染。有学者指出，目前，我国的负面消息“以洋为荣、以俗为雅、以色为美、以陈腐为新奇、以暴力为强悍、以假为真” ⑨，简直就是黑白颠倒、是非不分。一些晚报类报刊为了吸引读者，对色情隐私、暴力犯罪、官员受贿、金融诈骗等容易产生负面影响的新闻很感兴趣，这些报道对犯罪细节过度渲染. 客观上起到了诱导犯罪的效果。

2. 题材泛娱乐化，引导全民追星。对明星或名人过度关注，比如，政协体育组的小组讨论会讨论期间，刘翔起身向会场外走去，大多数记者都跟着冲了出去。刘翔去上厕所，当他一走出洗手间，就被记者逼到门口一侧的墙边。社会新闻向黄色消息发展的趋势明显。

3. 信息把关不严，内容过多过滥。为了追求新闻的时效性，新闻信息的真实度和准确度往往就不能得到保证。更有甚者，传媒有意无意地传播一些不实信息，结果造成更为严重的信息污染与信息误导。如2006-2007年中国食品领域接连爆出“三鹿”、“苏丹红”等大案，在这种情形下，“纸馅包子”新闻造假事件“横空出世”，结结实实地给处于风口浪尖的中国食品安全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4. 法制意识淡薄，媒介审判严重。如“三湘头号女巨贪”蒋艳萍一案，中央和地方的50多家媒体100多位记者到场采访，有些媒体对庭审进行了连续4天的现场直播。在报道中，蒋被描绘成 “贪污数额千万余元”的贪污犯，说蒋与多个厅级干部有性交易。然而，4天的公开审理后发现，媒体大肆炒作的情况与案情大相径庭。此外，在报道中，暴露出对弱势群体充满怜悯之心、侵犯公民隐私权等违法情况。

（二）报道时机和尺度。

1. 盲目炒作，追求轰动效应。在“杨丽娟追星”事件中, 传媒连篇累牍地持⑨ 郑忆石. 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大众传媒负面影响的扬弃[J]. 学术界, 1997年05期.

续报道，超越了传媒应遵循的行为界限，其对杨氏家庭悲剧的产生，负有不推卸的责任。负面消息的多次重复出现，使人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如美国“9·11”事件中飞机撞楼的画面多天重复，导致美国民众承受力变差。

2. 版面集中，社会责任缺失。负面报道在同一天报纸的同一版面，或电台电视台同一组新闻节目和板块中出现。门户网站更加可怕，类似的负面新闻往往会在某页集中出现链接。发表过多此类报道，会在客观上为我们的社会抹黑，同时让民众对生存环境失望，对国家的未来前景灰心丧气。

3. 集体失语，造成舆论被动。如 “非典”前期的报道都很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传统的危机公关处理往往就是“捂”、“瞒”，如前不久的鹤岗煤矿矿难瞒报事故——以控制“负面报道”为名，限制信息公开。

三、改进负面报道的策略

由表三可知，负面报道的报道内容可能为负面的新闻信息，也可能是正面的或者中性的。对负面新闻信息的传播，既可以产生消极的、不好的影响，也可以产生积极的、正面的影响。因此，可以通过改进报道策略，使传播效果转“负”为“正”。

表三：与传播效果的对应关系

（一）将公众的利益放在首位。

将公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不炒作、不盲目追求轰动效应，而应致力于消除公众因不了解实际情况而引发的恐慌心理，探求其发生的根源，

清除社会不稳定因素。

2003年12月3日，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判定报道的正面负面问题, 应该从是否有利于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方面来考虑。比如对之前SARS 的报道, 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负面报道。”

下表是我在网上做的一份比较简单的问卷调查——新闻的“致命吸引力”。调查时间是2011年4月中下旬。一共投放60份问卷，收回53份，有效回收率为88.3%。其中，QQ 网友发放15份，收回15份；MSN 网友发放15份，收回15份；校内好友发放15份，收回11份；天涯网友发放15份，收回12份。每个人必须选择四个选项。

调查结果如下：

表四：新闻的“致命吸引力”

从表四中可以看出，最吸引受众的还是房价、物价等关系民生、贴近民愿、与普通老百姓生活息息的相关问题的报道。对一些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危机事件，比如房价菜价上涨、禽流感、核泄漏等，不仅要以充分、全面、准确的事实为依据，及时报道事件的来龙去脉，保障民众的知情权，还要揭示其背后的深刻内涵，引导其从中受到教育和启发，从而使公众对这些负面事件有一个全面、客观的把握。

（二）制定合理的报道方针，适时转弊为利。

1. 选取恰当的角度，寻求新闻价值与宣传策略的最佳契合点。

对一些违法违纪行为和不道德的现象，新闻工作者应从中发现和捕捉积极进步的因素；通过树立正面典型，从中披露反面的东西，增强人们抵制邪恶和不良行为的勇气和信心。

又如，2009年央视大火，倘若央视以“独家新闻”的形式，抢先在第一时间向观众直播，说不定央视的做法，不但会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肯定，还会得到广大电视观众的赞许。非常可惜的是，到这场大火全部结果，最终都没有发生。

2. 抓住恰当的时机，有效控制传播流程。

报道的时宜性即通过有效控制传播的过程，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报道时机。影响和制约讯息传播过程，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传播者对讯息内容的选择和加工，另一方面是受传者对媒介内容的接触选择。⑩

对重大的容易产生负面影响的新闻，尤其是举世瞩目的危机事件，一定要有总体筹划。发什么，不发什么，先发什么，后发什么，一定要注意进行报道节奏上的控制。如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报道了中国民众向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抗议的画面和文字，渲泄了民众的愤怒情绪；然后又发布了国家副主席的电视讲话，既对撞机事件进行了谴责，又呼吁民众保持克制；再后，发表了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道歉声明。这种组合并不是简单地按时间顺序有闻必报，而是经过精心筹划、掷地有声，最终使这起全世界关注的危机事件得到妥善解决。

3. 把握适宜的尺度，对负面报道进行总量的控制。内容上，版面、地域刊发时间不能过于集中，负面报道也不应占据报纸或节目的显著位置。

2003年春非典爆发，由于缺乏官方渠道的沟通，小道消息满天飞，于是出现抢购板蓝根和陈醋的风波。今年，国内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泄露事故，对受众也产生巨大的恐慌，结果上演疯抢碘盐并食用过量碘盐致死的闹剧。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也会导致质变。因此，如何选取负面新闻信息的报道角度，把握好负面报道的“度”就显得至关重要。

一般来说，不宜在同一天报纸的同一版面，或电台电视台同一组新闻节目和⑩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P67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

板块中出现。对门户网站来说，应加强对新闻的把关，尽量减少不实报道，并控制负面新闻的报道量。

4. 加强对数据的核实与验证。

某媒体对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一名主任医生做过一次访谈，主任医师不经意间说到：“我发现身边感染艾滋的患者中，不少还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知识水平比较高的。”没几日媒体就简单地报道到：上海地区感染艾滋病毒的患者绝对大多数为大学以上高学历人群。这位主任医生备感委屈，最后上海市疾控也将流调的数据与该媒体进行了核对。

对负面的新闻信息也要有选择性，不涉及“敏感问题”。

（三）坚持最少伤害原则，加强人文关怀。

在负面报道中，“新闻记者的真相原则、责任原则和独立原则要让位于最少伤害原则，要对受害者保持尊重和同情，进行‘人性化’采访。”11

1. 尊重公民的隐私权。

负面新闻报道要严格遵守正确的新闻观，合理运用曝光；灾难报道中，媒体要把握报道的基调，做到尊重公民隐私权。对于血腥或者悲伤的场面不仅要考虑报道后受众的心理接受程度，还要充分考虑受灾家庭成员或灾区人民的心情。媒体要让受众了解事实真相，谴责肇事者，哀悼遇难者，抚慰幸存者及受害者家属。对于灾难现场的死伤情形、罪犯的残忍作案过程，最好是概述而不是细节描写。文字和画面不应令受众感到惊悚、反感甚至恶心。报道既不能添枝加叶、恶意炒作、哗众取宠，也不能就事论事、有闻必报，显得冷酷无情。

2. 对弱势群体充满怜悯之心，重视其生命权利。

弱势群体是指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层面处于边缘和底层，没有或拥有少量话语权的人群，他们包括农名工、学生、女性等。以网易的社会新闻版块为例，从2011年4月10日至2011年4月30日，以女性为报道对象的新闻共162条，负面报道为137篇，占比高达84.1%。

我国目前的社会结构中，弱势群体可分为生活弱势群体（如贫困者群体）、就业弱势群体（下岗职工失业者）、生理弱势群体（残疾人群体）和年龄弱势群体（退休者群体、老年人群体）。 11 朱进星, 容易产生负面影响的新闻如何把握采编分寸[J]. 新闻三昧, 2009年Z1期.

对弱势群体，要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在涉及未成年人和性侵犯受害者信息时，媒体应顾及当事人的感受，保护受害者的尊严和隐私，低调处理。

3. 展现和弘扬人性之美。灾难报道不能仅限于直面悲剧，更应该从人性角度审视灾难，关注灾难中的生命，给受众以强烈震撼，引起他们的共鸣。这种悲剧性的审美体验，具有强烈的新闻品格和无穷的魅力。在灾难发生的瞬间，人的求生本能，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关爱等，都会有最原始最真实的表现。要让人感受到人性的温暖、人的崇高与尊严，唤醒人类的良知与道德，保持人性中善的一面，从而体现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汶川地震中，各方纷纷捐款，有的小学生把一点“压岁钱”全数奉献，有的老人把多年省吃俭用攒下的一点钱慷慨献上，连有的乞丐把乞讨的一点钱都悄悄投进捐款箱里。无偿献血人数激增，从各地赶来参与救援的队伍也越来越多。青海玉树灾难过后，“玉树坚强，玉树加油”的呐喊声响彻祖国大地。

（四）提高法律意识，规避媒介审判。

涉案新闻中，负面报道主要存在案情内容虚假发布、使用法律所禁止的方式、泄露办案机密、侵犯公民隐私权等侵害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

因此，对待涉案报道，报道内容上要坚持客观公正，报道的节奏要与正常的诉讼程序同步，报道的用语要符合法律规范，不应渲染带有色情、暴力的犯罪过程，也不应将某些“细节”无限放大。

为规避媒介审判，新闻工作者要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媒体也应将报道的着力点放在如何提升人们的法治意识以及批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不合法的现象方面。

（五）合理运用议程设置功能。

当某一突发事件爆发出来后，大众媒体充当“意见领袖”的作用，媒体形成的舆论往往会对公众舆论产生巨大的导向作用。

媒体的舆论导向常常是通过精心设置的议题发挥的，比如，媒体通过对“富士康13跳”的持续关注和报道，使之成为公众关注和议论的问题。因此，新闻舆论导向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体的议程设置正确与否。比如，“9.11”事件后，美国媒体通过巧妙的议题设置，对公共舆论进行了正面引导。美国政府以“国家利益的原则”作为议题，通过布什的三次演讲和大众媒体围绕该议题展

开的舆论，有效地使美国民众达到了“国家利益受到侵害、坚决打击恐怖主义、美国人民团结起来”的共识，使这一突出的负面新闻达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结束语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因此，新形势下对媒体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负面报道要及时、有效，以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要通过自己的舆论监督报道，正确行使舆论监督权。制度上，要增加媒体的透明度，减少政府对媒体的行政控制，完善新闻的法律制度；业务能力上，要努力提高媒体及其工作者的政治和业务素质，强化大众传媒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建设。

我们要正确看待负面报道，充分挖掘并发挥其积极的社会效应，为人民的安定生活、社会的和谐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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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论文的完成，意味着为期四年的本科学习生活即将结束。带着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我将离开我的大学母校。四年的本科学业，留给我太多需要感谢的人和事：

首先，感谢我的父母在生活和学业上给予我多年来一如既往的支持和鼓励； 其次，感谢我校各位领导、院系导师和各位任教老师的深切关怀；

再者，感谢四年来时刻陪伴我的同学们；

还有，感谢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参考文献资料的作者以及数据统计参与人员； 最后，要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李仕生导师。在整个论文写作过程中，李老师给予了我热情悉心的指导。无论从选题、构思、初稿还是最后的定稿，论文都凝聚了他的心血。同时，我也在整个过程中学到了许多新知识，自觉受益匪浅，再次向李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因为有你们我的学习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我的大学生涯因为有你们而完美。至此，再次向各位表达我最真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