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命交关的《逆风千里》]逆风千里 电影

　　1963年珠影厂出品的《逆风千里》，以一种当时中国影坛从未涉及的新颖角度，描写了在1946年秋，我军歼敌“千里驹”师后，某连指导员带领小分队，奉命押送俘虏前往辽东军区驻地。途中在敌强我弱、腹背受敌的险境中，小分队克服种种困难，粉碎了敌人的捣乱、破坏和种种阴谋诡计，终于胜利到达目的地的故事。像这类归属于反映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在当时已构成中国影坛震撼人心的“主旋律”；然而，以国民党将领为主角、将反派人物推至前景的戏，却属空白。
　　冥冥之间大约是应验了影片片名之意，《逆风千里》的电影文学剧本在审查时，就曾发生过不止一次的激烈争论。当时有位副厂长在对待国民党俘虏的政策问题上，提出明确的修改意见：“对解除武装的俘虏，我们是讲优待政策的；但对待放火指引敌机的俘虏，则是反革命，讲优待是完全错误的。”还有领导也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批评性意见，甚至有人对此极为反感，影片的拍摄计划只好暂时搁浅。1962--1963年间，珠影厂根据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等上级领导肯定《逆风千里》的文学本和“全厂要面向生产”的指示精神，开始全厂动员大抓创作。这部影片巧遇历史良机，峰回路转，得以重新上马。
　　影片编剧周万诚，是广州军区战旗话剧团的一名部队剧作家；导演方徨曾执导过《谁是凶手》《两个巡逻兵》等影片。方徨执导影片有两大特点：其一他感情厚重，人情味浓郁，在他所执导有限的几部影片中，都启用了上影厂著名反派老演员白穆，以及上影厂的张子良、兰谷、束夷、傅伯棠（这些演员除了白穆外也都于五十年代末调往珠影），此次都被重新招至麾下，拍摄《逆风千里》；其二则是他识才爱贤，姚士泉一流的黑白摄影，使他倍加珍爱，故这两个人一导一拍，多次合作。
　　外景地在东北辽宁的奉城、丹东一带，剧组人员边体验生活、边实地拍摄。影片中塑造的我军指导员、胡排长、女卫生员、还有两名战士共五个角色，和敌方师长、副师长、医官、政治部主任、敌工处长、军长、骑兵连长共七人的人数比例，引起了一些人以我方人少敌方人多而提出的质疑，进而招致了外界势力的严重干扰。尽管如此，由于影片中国共两党将领的人物群像，性格鲜明，人各有貌，先天剧本的成熟，再加上所选演员自身的努力，《逆风千里》终于在1963年12月底拍竣。影片在送审北京时，中央领导邓子恢、军队领导罗瑞卿、刘亚楼观看后，都表示了肯定；对审查时一些领导提出的不同意见，当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则表示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并且三次提出若干条具体的修改意见。
　　然而，到了1964年7月，文艺界开始了整风运动，电影界首当其冲，揪出了一条“夏（衍）陈（荒煤）修正主义路线”。当时，《逆风千里》刚刚在全国上映不久，好景不长，时任中央要职的康生便猛烈开火，大加批判：“这是动国民党之心，动共产党之愤。”一句话即宣判了影片的死刑。此后，1964年的7月29日，康生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总结会上讲话，公开点名批判影片《逆风千里》《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影片是“坏电影”。随后，全国各大新闻媒体相继发表批判文章。8月29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的通知》。毛泽东主席在该通知的报告上提示：“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还不止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领袖一怒，万众皆惧，《兵临城下》《红河激浪》等影片顿时连带而出，《逆风千里》更是雪上加霜，再次公开放映以供批判。《人民日报》用了整整一版文字，彻底地、全面地对《逆风千里》逐条逐段地展开批驳，使其成为“文革”前最早被列为“大毒草”、“反革命”的首批“反动影片”之列。影片上映时还在片头上特意加上了上千字的前言，其大标题即是“反革命影片《逆风千里》”，接着便是播音员充满火药味的大声讨伐。
　　1966年，xxxxx肆虐而来。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一部影片一旦被定调为“反革命”，那这部影片本身连同他的主要创作人员、剧组演职员，一下子全部受到了牵连。何曰“反革命”？那就是批判文章中“义正辞严”的判词所提出的：“国民党形象突出，人物气焰嚣张，而共产党却一味迁就，软弱无力。”强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一尊重历史事实、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一部电影作品，被政治阴谋家大加挞伐，剧组人员人生的悲剧便由此血淋淋地被无情地撕开。
　　编剧周万诚被遣送回山东老家，“文革”中多次挨批挨斗，牙齿全部被打掉。导演方徨是1938年参加新四军的老干部，1941年“皖南事变”曾坐过国民党“上饶集中营”的监狱，后来在赤石暴动越狱。这样一位九死一生的老革命，却被扣上“反革命”、“叛徒”的大帽子，经常被串联到珠影的红卫兵、厂内工宣队、军宣队、造反派们拉出去批斗。他的老伴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厂里的大喇叭对准家的窗户，彻夜的高声喧哗，使她终日提心吊胆、担惊受怕、惶惶不安，终于在一天晚上高音喇叭突然响起，使她受到猛然惊吓而猝死，这是方徨心中永远也抹不掉的痛。
　　血淋淋的悲剧在“文革”期间不断上演，没有休止。资深摄影师姚士泉在四十年代后期就从事电影摄影，他因《逆风千里》身带“特嫌”、“反革命”的诸多罪名，感到万念俱灰，终于在又一次批斗他的大会之后，偷偷的跑到厂外一片茂密的甘蔗林里，用刀切开动脉割腕自杀。怀着一腔爱国热忱从印尼返回的青年华侨黄伍钟，相貌英俊，酷似《柳堡的故事》《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男主角，他曾在《逆风千里》中扮演我军侦察员，但是，“文革”的魔掌却将这一小人物牢牢抓住，不肯放过，被眼前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无情地冲击，被冠之“间谍”、“特务”的莫须有罪名，遭到残酷的批斗、审查。黄伍钟不久就从厂行政办公楼三楼跳下殉命，成为了“文革”无数冤魂的又一个无辜的殉葬品。他的突然死亡，也成了一桩至今未了的无头历史悬案。
　　批斗在升级，迫害在继续：红卫兵、工宣队、军宣队、造反派野蛮镇压，大字报铺天盖地；他们还弄出百般花样，让所谓的“反革命”分子自己敲锣打鼓，痛骂自己是“反革命”。方徨等主创人员不止一次遭受这样的虐待。方徨性格刚毅不服气，结果经常被打；红卫兵们常强迫演员傅伯棠反复念叨自己在影片中的那句著名的台词：“我要吃鸡。”傅伯棠也是在四十年代就踏入上海电影界的老演员，他后来臃肿的身材、滑稽的相貌又开拓了他的反派、喜剧的戏路。可是傅伯棠也是同方徨一样的倔牛脾气，一天在红卫兵们再次强迫他说出这个台词的时候，傅伯棠一脸的愤怒，一脸的倔强，仍是按照剧中人物的神态和表情大声说道：“我要吃鸡！”气得红卫兵抓起地上的一把沙子，硬是强行塞到他的嘴里，并叫嚷着：“我让你吃，让你吃。”后来，北京101中学大串联的红卫兵们再次来到珠影，到处用铜扣皮带打人，其中还有两个剃了光头的女红卫兵头子勒令《逆风千里》剧组人员交代所谓问题。演员丁铁宝乃“后起之秀”历史清白，无处挑剔，但红卫兵仍不放过，她只好一遍又一遍讲起拍摄过程中的轶事。红卫兵们听着听着入了神，这种对拍电影的好奇，也多多少少减弱了批斗围攻的残酷性。文革后丁铁宝主演《扬帆》，其中正好有一场红卫兵批斗她主演角色的戏，回首往事磨难的岁月，令丁铁宝大有人世恍然之感。
　　如今，《逆风千里》早已平反，影片也曾多次复映，然而那些因此剧蒙难和侥幸活下来的人，对这部影片的前前后后，却是浸入骨髓般的长痛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