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路》 我的自由之路

　　2002年读大一，我通过清华登山队开始接触登山。在清华的几年里，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登山是一件让我真正喜欢、值得我把生命投入其中的事情。2005年面临毕业时，我对未来的梦想很简单：可以自由自在地去登山，自由自在地安排生活。
　　
　　
　　虽然简单，但却似乎遥不可及，该怎么做完全没有头绪。当时国内登山的人，要么是以此为业，靠组织商业活动或是担任向导教练谋生，而我不愿让爱好沦为谋生的职业；要么是真正意义上的业余登山者，每年挤出几周或是一两个月的时间去登山，而我觉得这样的生活能够投入登山的时间精力太过有限。似乎在中国没有任何人是按我梦想的那种方式在生活，只有摸索着自辟蹊径了。
　　2005年夏到2006年秋，是我在迷茫中左右尝试的时期。首先要赚钱维持生计。我试过去应聘泰安三夫户外的店长，发现闷在小城市做这种事情根本就没有出路，干了一个多月就黯然离开，不久后泰安三夫干脆倒闭了。我在北京家报社做过一个月实习，每周上三天班，结果坚定了“上班这种事情完全不适合我”的结论。在泰安，我在网上接过一系列软件说明书英译中的活计，一周多的努力换来八千多元进账，于当时的我算是笔大钱了。这笔钱多半被我买了技术攀登包、冰爪、高山靴、安全带、头盔、快挂等装备，因为我知道要想自己去登山，拥有自己的整套装备是最基本的前提之一。
　　之后我开始不定期地做一些翻译任务，内容五花八门：新闻报道、生物公司的技术文档、古钱币收集册、ISO国际标准文本……这些活计让我能够维持生计，每个月还可以省出几百到几千元来买装备，或是支持跟攀登有关的活动。2005-2006年的冬天，我在桃源仙谷泡了很长时间，找各种机会练习攀冰。我的攀爬天赋很差，尽管这样爬，水平上却没什么长进。2月北京的攀冰季结束，5月初我个人去了雀儿山。
　　之所以一个人去，既是因为根本没有合适的搭档，也是因为我想尝试一下Solo的感觉，没指望登到多高，更别提奢望登顶了。结果是在5300米裂缝区开始的地方，我看着那绵延的亮冰和裂缝心里没底，就选择了撤退，在山上一共独自扎营三天，其中有天是在冰川上。现在回想起来，这次根本没谱的攀登其实于我是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这是我第次自己走出去、花自己的钱、用自己的装备(除了冰镐是从清华登山队借的)、自己找山去登，之前我从未去过四川，也算是种探索吧。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说是我第次尝试自由登山。7月份倒是有缘登顶了两次雀儿山，分别是跟清华登山队和上海交大／复旦登山队，这两支队伍之间的反差还成了我斩断对清华登山队感情依赖的契机，个中细节则是另一个故事了。回到北京，我陷入了新一轮迷茫：像这样一年登不了几次山，并且也难有足够的资金和装备进行大的攀登，要过多少年才能达到我梦想中的那个境界?就在我一边继续翻译糊口一边迷茫的时候，天上掉下个大馅饼――珠峰奥运火炬集训队从各高校登山社团招队员了。这正是我需要对外扩展眼界、对内沉淀反思的一个时期，火炬队的集训提供了一个稳定、相对封闭、衣食无忧的环境，刚好是我最需要的。我实在很幸运，尽管已经毕业一年多，还是靠清华团委的一纸介绍信混进了集训队，通过了2007年火炬测试活动的选拔成为2008年正式队员，最后有幸成了被允许冲顶珠峰的三名高校队员之一。然而在当时，我对这份宝贵的馅饼并没有应有的感激，而是怀着一肚子不满：集训只有单调的体能训练，几乎完全没有攀爬与技术训练，训练方法陈旧而不够科学，集训队里弥漫着功利性的竞争气氛，攀登中的关键决定完全要看领导的脸色……我觉得窒息!
　　集训队里还有个人跟我样感到窒息――周鹏。2007年火炬测试活动之前，我跟出身农大峰云社的他还不太熟悉，彼此没什么交集。2007年秋季集训再度开始之后，我们被分到同一间宿舍，很快就发现彼此原来颇有共同语言。每天的训练结束后，我们在宿舍里畅想着自由攀登的感觉，讨论着技术细节或是将来的打算，经常不知不觉聊到深夜。2008年4月底在珠峰6500米前进营地，我们在帐篷里聊着《极限登山》这本书，感到热血澎湃，于是约定火炬活动结束后成立自己的攀登组合，去体验两个人搭档的自由攀登。攀登组合的名字是我想出来的，叫“自由之魂”。我们拟了一个“七峰连登”的计划，幻想在夏天花一个月左右连登七座国内有名的技术山峰。火炬活动转眼就结束了，周鹏回到学校，我则回归之前那种北漂状态，所谓的“七峰连登”也就不了了之了。
　　直到11月，我们实在憋不住了，就带着装备去了成都。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打算到四姑娘山区一带看看哪些山可以爬，随机应变。在成都中山户外店，我们意外邂逅了李红学，他马上要去幺妹峰并同意我们同去。虽然这次尝试不成功，队伍靠修路也只到达5600米左右，但也让我们体验到这样的路线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凭我们自己至少可以试试，并不是连机会都没有。从幺妹下来我们顺便就去了双桥沟，之后绕道理县去了半脊峰。从公路尽头的游客接待站出发，天内(13个小时多)登顶半脊再撤回接待站，我们终于真正体验到了两个人搭档自由攀登的滋味。
　　回到北京，周鹏去了中登协培训部，我继续翻译的生计，只有项转变：我不再把翻译视为生活方式稳定下来之前暂时糊口的权宜之计，而是开始意识到，翻译是一件我喜欢做而又擅长做的事情，收入还算可以，时间和方式又自由，为什么不把它干脆认作我的职业呢?
　　为了弥补我跟周鹏之间攀爬天赋和能力的差距，以及这种差距造成的我在心理上对他有所依赖的局面，接下来的多半年里，我尽量多给自己创造登山的机会：4月一个人去了趟西藏，侦察羊八井以南东雄峰一带的情况，7月跟何浪去尝试阿妣山西侧路线，9月去登希夏邦马――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做商业队客户的感觉，我想大概也应该是最后一次。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我得到个很特别的机会，跟BruceNormand和Guy McKinnon在西念青山域进行了12天的攀登。Bruce(老布)之前曾经无氧登顶过K2，2009年夏天在雪莲西峰北壁参与开辟了后来获得金冰镐奖的“白玉之路”。Guy则是新西兰最著名的solo登山者。12天的攀登过程中，我们尝试了六座6000米以上山峰，登顶了其中五座，包括从公路上就能遥遥望见的金字塔形的6614峰。
　　如果要问我经历过的哪次登山最让我大开眼界，毫无疑问就是这次了。我见识到了世界级的登山者在山上是什么样子，见识到了原来登山探险可以是在片山区中间扎下大本营，把周围的山头扫荡遍，可以从高难度的壁面路线登顶，再从相对平缓的山脊下山，可以下午两点去冲顶，傍晚七点多登顶，深夜一点多回到营地，完全不考虑所谓的“关门时间”。
　　于是当我从拉萨直接奔赴成都，跟请了假出来的周鹏一起再度去尝试幺妹峰时，尽管在攀爬能力上仍有差距，但我知道至少在主动性上，我们终于可以对等了。这次尝试的结果非常成功，我们完成了幺妹峰中央南壁路线的首攀，把这条路线命名为“自由之魂”。这次攀登成了国内登山媒体一时间的关注热点，也让我们得以签约成为The Noah Face赞助运动员。
　　忽然间我发现，原来我已经拥有了自由的生活，尽管收入不多，但我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和生活方式，什么时候工作，什么时候训练，什么时候登山。更重要的是，我可以自由地去登山――不仅有时间，有赞助支持，而且也开始有能力用我想要的方式完成那些我想要的攀登。当然这种能力还需要培养和提高，直到今天仍旧如此，但我的生活轨迹让我越来越能够专注于训练与攀登，在接近，心无旁骛的状态下追求进境。自由自在地安排生活，自由自在地去登山――几年前那个简单而又无比遥远的梦想，居然就这么在不觉间变成了现实。自由，它是如此宝贵，如此令人向往，要得到它所需付出的代价，通常也无比高昂。我不得不感慨自己的幸运，尽管一开始是在迷茫中摸索，却几乎完全没有走弯路，没有经历什么打击与挫折，只用了很短的时间、付出了很少就得到了这样的自由。我会珍惜这份自由，而最好的珍惜方式就是善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