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月记【大一记狂】

　　编者按：湘西，一个不断走出沈从文、丁玲、黄永玉等大家名人的地方，给予了作者更多的“蛮霸”和“楚气”；十余载IT业摸爬滚打的经历让作者充分感受了IT业在国内的快速发展，体会了IT职场的春夏秋冬。在“中国第二代IT人”的世界里，不是只有代码、程序、项目。他们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也不呆，也不笨；还有一点可亲、可敬、可爱。
　　
　　母校年轻，地处大工地核心
　　
　　我进入母校时，正赶上10年校庆。学院虽然建校时间短，学校规模小，但科研成果显著，尤其是人工智能、中文信息处理、计算机汉字识别技术等领域国内领先。那年，新招学生256人，全校师生1200人左右。设置三个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管理工程系（后改称信息管理系），通讯工程系。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计算机产业方兴未艾。作为一个纯粹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为核心的大学，母校在强手如林的北京，以其专业优势取得了生存发展的空间。从1986年起，母校开始对外省市招生。因为专业好、地理位置好，获得了大量生源。母校虽然是第二批录取的本科院校，但它从外省录取来的学生，都是重点本科的分数，学生质量不错。
　　很小的时候，我从上大学的哥哥那里，耳闻不少大学印象。高中几年，从班主任老师和从大学回来的学长那里，从书报杂志期刊里，也了解了一些大学的信息。我对大学，就像对未来的爱人一样，充满了无数梦想和期待。
　　但进到母校校园，却多少让我失望了：历史短；地盘小。当时，北京正筹备开亚运会，正在修四环和亚运村的场馆。母校，位于苇子坑，毗邻健翔桥。学院北侧，是正在修建的中国音乐学院新校址；不远处，是一大块高粱地；再远处，是亚运村的工地。大学第一年里，我们远远地望着亚运村的游泳馆和排球馆，从四根高高的水泥柱子，一天天变化，到投入使用。
　　在大学课堂上，一位教授经济学的老师说，现在的北京，就是一个大工地。我立刻有个猜想：我的母校、梦寐以求的大学周围，可能就是教授所说的那个大工地的核心。即使到现在，我觉得还是：2008年奥运会的奥运村，就在我们母校东北侧，今天依然还在大兴土木。相隔18年的两次体育盛会，都怀抱我的母校。我不知道，这对母校发展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理想中的大学校园，没有在现实中出现。没有古树参天的林荫道，没有红砖碧瓦的教学楼，没有鹤发童颜的大学者，没有雕梁画栋的图书馆，没有气派豪华的大校门：这，难道就是我即将生活、学习四年的大学？
　　
　　毛遂自荐，当上第一任班长
　　
　　第一次进入大学，我是从北校门进去的。走到校园中心的十字路口，早有老生接待。从新生名录里，我找到了自己的班级：88211，即管理工程系管理信息系统专业1班。我报完到，正好通讯工程系86级学长，来找新生中的湖南老乡，热情地把我带到了220宿舍。
　　宿舍里的八个人，除了两个山东人，其他都是南方人。南北两派之间，经常为“大米是粗粮还是细粮”这类问题争论不休，通宵达旦，乐此不疲。五湖四海新生，不远千里来聚。虽然尽可能垫起脚尖，学说普通话，但话里话外还是一口乡音。一个问答来回，可能要反复说好几遍，非常可乐。
　　无论在什么环境，激情四溢，积极参与，是我多年的习惯。在新的环境里，我跑前跑后，以笑服人；在入学第二天的班会上，我毛遂自荐，当上了88211班的第一任班长。这也圆了我多年来的一个梦。
　　我身高165cm，当时体重不到60kg。在北方，是不起眼的小个子，是典型的“小班长”。相比之下，我们一个专业2班的班长，是北京人；人高马大，粗门大嗓，和我风格迥异。
　　我有个好朋友武，是北京人，写得一笔好书法。某次，我们参加北京高校一个大规模的活动。别的高校有旗帜，没有我们学校的。武就在路边商店，买了白布、笔、墨，笔走龙蛇，三下五除二，写了校名；又找了根长长的竹竿，就把校旗打起来了。我们的院长，在香港开会，通过电视，看到了这个校旗。后来，在一次全校大会上，院长说，在电视里看，我们的校旗，和北京各大名校的校旗排在一起，白底黑字，特别显眼，一点儿也不寒碜。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校，通过武信手写就的校旗，可能还借此提升不少影响力呢。
　　我和武认识，是在北京林业大学。那天，我去看高中男同学；他呢，去追他的高中女同学。一看面熟，就搭话了。他追的那个女孩子，恰好和我同学同班。武就委托我，找我同学，拿到了他心仪的女同学的课程表，并了解那女孩平时交往的都是哪些人。
　　现在看来，我一不留神，做了点类似克格勃的工作。似乎到大学毕业，武都没有把那个女孩追到手。也许毕业后，他的爱情阳谋得逞了吧。像武这样，出身名门，才华四溢的北京孩子，在我们学校很多；而且母校风气很开放、学生很活跃。虽然是工科院校，但五花八门的协会社团、这样那样讲座活动很多。
　　此外，北大清华的教授，来兼课做讲座的多；附近的中国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经常来我们学校做免费演出。
　　
　　舍本逐末，谁有我疯狂
　　
　　在中学六年，我学得很辛苦。高中班主任覃老师，经常给我们画饼：你们就好好学吧，到了大学里，你们就可以轻松自在发挥你的特长了！考大学前，啥都别想！好了，现在我真的进了大学，应该可以松一口气了。于是，我一股脑参加了N多协会社团：武术协会、羽毛球协会、诗社、文学社……就是没有参加对“正业”有直接促进的协会――计算机协会。
　　不过，为了锻炼自己的毅力，大学四年，我一直坚持写日记和长跑。每天早上5：55，我一定起来跑步。如果宿舍不开门，我就跳窗出去。每天长跑1个小时，风雨无阻。此外，经过武术协会的练习，我可以靠在柱子上，把大腿扳起来，靠到耳根的。几乎是金鸡独立的样子。有人看到我这个姿势的照片，再看看我今天的模样，一定莫名惊诧，不敢相信。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那时候，“倒爷”很盛行。校园里，大学生，也流行做生意。面对铺天盖地的经商潮，我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尤其我选择的是学信息，初衷就是做生意、赚大钱，让家里早日脱贫。
　　但经商，我一无经验，二无资本，就从小本经营起步，倒明信片、塑封的香山红叶、5寸的“万胜”软盘。明信片，8.5折，从北航的高中同学那里进；我和浙江桐乡的同班同学，走大老远，私访香山脚下好多地下工厂，开辟塑封红叶卡的进货渠道；万胜软盘，是武供货。但所有这些经营项目，都不成功；明信片，红叶卡，没卖出几张，却不能退。我就送了些给同学，在自己墙上贴了好些。卖了两盒软盘到老家县城农行，一年多才把成本要回来，还给武。
　　所以，最近几个朋友谈他们读书时销售大量的写字本给新生，批发几百元一本的《企业合理避税大全》给宿舍楼下的同学，都让我艳羡不已。
　　
　　意外邂逅，刘欢大歌星
　　
　　几乎可以说，大学第一学期，学校哪里有活动，哪里就有我的身影。某次，在自习室，高年级一 个同学，私下里对我说，你挺“火”啊。
　　我刚到北京，对北京话“火”的含义，理解不透，不明就里。现在看来，他是在揶揄我。我现在明白了，已经晚了：一个新人，到一个新地方，没根基没来由地火起来，一定会摔得惨。
　　那时候，我一天的日程满当当的，真充实！听报告讲座，参加协会活动，拜访同乡，寻访名胜古迹。长篇大论写信，给家人同学文友，大谈大学里的新人新事，还有个人未来的宏伟蓝图。这么多事，事事关心，留给学习的时间，越来越少。作业很少交，上机试验不过走过场而已。
　　就在懵懵懂懂中，我从一个高中时代勤学好问的好中学生，蜕变成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差大学生。但当时的我，就好像一只青蛙，跳进刚刚生起火的大水锅里，一点儿也不知道危险正在来临。很遗憾，我身边也没有人提醒我。
　　套用一句《北京人在纽约》里的一段话：如果你爱他，送他上大学；如果你恨他，送他上大学。有些大学生，尤其是离开父母、到外地上大学的学生，在他们上大学前，是接受家长和老师双重严管的，是套上了缰绳的马。到大学后，家长鞭长莫及，大学老师也基本上是放羊式管理；遇上个别不负责任的老师，从来就不理会学生。如此而然，中学阶段成绩优秀、表现尚好的学生，进入大学后，在学习、生活、心理上出问题，屡见不鲜。
　　考上大学，只是家长和孩子的第一步。家长和老师，继续联合，合理指导学生；学生逐步适应，自我管理，自我节制，把握学习生活和心理，是不可忽视的一个过程。过于严管，过于“放羊”，都对学生不利。
　　我父母是农民，我非常感激他们含辛茹苦，供养我上大学；如果还希望他们对我大学学习提出警示，就有些苛求他们了。在这一点上，我从来不怨他们。我大学的老师，其实也不错。在我的大学时代，出现一些极端的问题，主要责任还是我自己的愚笨和执迷不悟。
　　但如果，有几个比我年长的人，或者过来人，在关键时刻，提醒我几句，我或许摔跤不会那么惨，或许不会摔两次，或许很快爬起来；那么，我的整个大学生活，也不至于一直被学习成绩搞得那么压抑。
　　但这样的故事，也许还在大学里周而复始地重演着。其实，这样的故事，发生的几率，是可以大大减少的。这就需家庭、学校、社会，以及学生本人，共同地、系统地努力。这，也正是我分享这些往事的初衷。
　　从我上大学至今，快二十年了。但直到现在，大学大约还是这样：上学期，是元旦后开始考试。考试后，就直接放假回家。我在大学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前，一直是快乐的。但我隐隐地有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我和我的大学的蜜月，马上就要结束，一种另类遭遇正在悄悄走来。
　　这是最后的蜜月生活：12月8日，高年级的同学，给我们宿舍几张票，是首都大学生庆祝“一二・九运动”文艺演出，在北京农展馆。那场演出，压轴的演员，是当时如日中天的刘欢。那天，刘欢唱了《世界需要热心肠》和《心中的太阳》两首歌。唱完，我大声喊叫：刘欢，你好！让旁人侧目。到一个地方，看到精彩的事和人，必须用语言表达，也是我的一个习惯。12月30日，我作为班长，和班委、班主任一起，组织了一次班级活动，包饺子，表演节目。1月2日，我又到西单北大街，一个政府部门，拜访了一个老乡。
　　
　　三门挂科，打成蹲班生
　　
　　元旦假期结束之后，期末考试开始了。有生以来，面对考试，我没有一点底。而且，我从来没有学会在考试时“做小动作”。考试的结果：三门考试课不及格。按照校规，我被留级处理。但由于当时没有新生，继续跟班读。后来，在大二，我又出现过一次三门不及格，险些回家。但后来，通过努力，我完成学分，如期毕业，但没取得学位证。
　　没有学位证，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像女孩子不留神，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处女身。这样的情况，有的人会很介意，有的人根本不介意。但，这样的事，不知道，也就罢了；说出去，总不好听啊：如果我既没有学位证，又没有微软和戴尔创始人那样的丰功伟绩的话。
　　1989年春节，从北京回湖南的还乡之旅，别有不同。是我第一次独自闯荡世界半年后，回家小憩。是我寒窗苦读12年，考上大学，金榜题名，青春作伴，衣锦还乡。应该是幸福快乐的事情。
　　但，我预测，大学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成绩，将在我求学生涯里，创造一个前无古人的纪录。于是，我怀着沉痛的心情，返乡，过节；又提前返回，准备补考。正月初六左右，我回到学校，推开宿舍门，发现我们的宿舍里，居然还有一个兄弟，和他的父亲！原来无独有偶：他也是累积三门不及格，父亲陪来问究竟。实际上，他就是比较内向，学校活动基本不参加，不适应大学生活，内心比较压抑、困惑，学习也出了问题。
　　我和他，恰好是两个极端，殊途同归。他爸爸是一个乡政府的秘书，和我聊得很投机。能和比我年长的人，跨越年龄和阅历，自由沟通，赢得好感，也是我的一个特长。“你们就一起相互帮助，好好学习吧。”同学的爸爸临走，叮嘱我们说。我们也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们明白，在那个年月，我们能考到北京的大学，都不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