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的火炬_信念的火炬永远燃烧

　　分别的时间越久，　　重逢时的惊喜越强烈；　　经历的坎坷越多，　　回忆时的思索越深刻。　　来江西参加共青垦殖场30周年回忆联欢活动的上海慰问团一到，老垦荒队员们立刻围住当年送他们到江西来的上海市原副市长宋日昌同志，激动得泣不成声：30年了，30年了，又见到了你们！
　　是呀，从1955年10月18日，上海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达江西省德安县，到他们重逢的1985年10月17日，整整30年。该有多少心里话，要向家乡的亲人诉说；该有多少坎坷路，值得回忆和思索。
　　一个又一个夜晚，老垦荒队员们聚在一起，每每谈到东方泛白，而话题……话题是那么古老而又清新。
　　召唤
　　1955年，当年只有十七八岁的这批垦荒队员们，虽然仅仅在我们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生活过六个年头，却因为眼见共产党扫除了连年战争的遗患，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因而对自己的共和国倾注着满腔的热情。
　　记得陈毅市长的话是那么强烈地震憾了他们的心：“上海每天要运进几列火车的粮食、几百万斤蔬菜，少一点，人民的吃饭就会发生困难。光是手纸，每天就要一车皮！可上海135万青年里，还有65万人失学、失业。我陈毅的这个担子重得很呀！”记得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是那样强烈地唤起了他们的责任：“我们国家耕地不足，应该尽可能扩大耕地面积。”他们坐不住了。读到高中二年级后失学，成了街道积极分子的陈家楼，串联了一些年轻人，要求去垦荒，三次写血书给陈毅同志。他们当面对陈毅同志表示：“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了，我们要让15亿亩荒地醒过来。我们仔仔细细想过了，我们不能坐在家里等国家给我们分配工作，我们应该组织起来去边疆开荒！我们要为您分挑担子！”
　　看到北京青年组织起志愿垦荒队开赴北大荒，上海青年更坐不住了。正在参加上海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陈家楼，和韩巧云等几位代表一商量，当即在大会上联名发出了去垦荒的倡议。
　　不到一个月的工夫，几千份申请书、决心书从工厂、学校和里弄递到了团市委。上万名青年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愿：“我愿把青春贡献给伟大的祖国。我时刻听从祖国的召唤。”
　　是他们没有工作，不得不去垦荒吗？并不是！韩巧云马上就要调到派出所当干警，李少秋早已是建筑公司四级木工，周承立已经在江湾体育场当了电工，王宝华办好了进公交公司的手续，陆金宝的妈妈正要退休让他进厂……周文英，是上海农业社里第一个女社长、市劳动模范、市人大代表！他们所在的单位，他们的领导，无不诚心挽留，因为他们都是积极分子！连垦荒队里年纪最小的汤秀英，十四五岁就是街道治保副主任，抓反革命分子有功登过报。但是，谁也留不住他们。祖国的召唤早已把他们的心带到了等待着开垦的处女地。
　　是他们的家里一无牵挂，不需要他们吗？更不是！韩巧云是老大，父亲远在兰州，母亲没文化，家里全靠她。她原来已经报名去外地考医校，妈妈都哭着不同意，说：“你走了，弟弟妹妹生病，连挂号都没个人呀！”于维忠记起当年在父亲病床前的对话：“不去不行吗？”“不行。国家号召的。”
　　祖国的召唤，在这些老垦荒队员的心里具有无上的权威。今天，他们仍是那般执著。他们说：面对祖国的召唤，我们只有一个回答，那就是响应。
　　磨砺
　　98人组成的第一支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出发的情景，他们还记忆犹新。“火车是1955年10月15日晚6点52分离开上海的，第二天晚上8点零6分到达南昌。”他们记得南昌站上锣鼓喧天，他们也记得德安县两三里长夹道欢迎的队伍。
　　然而迎接他们的不只是老区人民的热情。
　　德安县九仙岭，杂草丛生，野兽出没。没有村庄，没有道路，没有电，没有水，尤其没有能喝的清水。
　　从来没离开过妈妈一步的王宝华，当了大家的炊事员。菜倒好做，几乎天天顿顿是发给每人两根咸萝卜条，或者一把炒黄豆；可做饭，怎么能没有清水？天不亮，她就挑上水桶去找水。穿过茅草，钻进树丛，迈过高高低低的土丘泥洼，好不容易找到点清水，挑满两桶，颤颤巍巍，摇摇晃晃，几里路挣扎回来，眼看就到屋门前，一个跟头摔倒，王宝华成了泥人。她顾不得看身上，爬起来就去扶桶，已经迟了。水，咬着牙从几里外挑来的清水早已渗进了干涸的红土地！
　　红壤遇大旱，翻过的地硬得象石头，土块个个比牛头大。陈必渊去耙地，赶着牛，站在耙上，没走几步，耙就被大土块掀翻了，人也摔在地上，摔得生疼。爬起来，扶好耙，再站上去。一天下来，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第二天扛上耙还去。于维忠握着锄头开荒，半天，手就磨出九个大血泡，再半天，血泡破了，鲜血染红了锄把，他还是不松手！抗旱车水踏水车，一个又一个青年踏空，从水车上掉下来，爬上去，再踏！茅草房不避风寒，天刚冷，睡觉起来棉被上结着白白一层霜，他们就在棉被上盖一张油布……
　　老垦荒队员们深夜围坐在一起。回忆起当年情景，兴奋地说：那时候，我们乐观得很！没水源，我们开塘；没饭桌，我们在树桩上架块大石板；没双杠，我们用弯曲的树干改装……那时候，我们有几句座右铭，至今记得清清楚楚：“我们不是为了寻找轻松的生活而来的，要用我们的双手，在新的土地上，建立新的生活！”“困难是我们的，幸福也是我们的。”
　　抉择
　　生活不是圆舞曲，不会总是明快、轻松、活泼；生活是一条曲折的路，人们不时须在一个个十字路口对人生的方向作出自己的抉择。
　　当年的第一批垦荒队员们回忆起30年走过的道路，对此都颇多感触。他们说：“我们凭着自己的一双手，开出了良田，盖起了瓦房，收获了稻谷，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但是，随着政治上和自然界的风云变幻，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冷静地思考严峻的现实，作出自己的抉择。”
　　当年倡议来垦荒的带头人、垦荒队副队长陈家楼，饱经沧桑而精力充沛，单薄消瘦而语音朗朗，喟然回忆起他的经历——
　　垦荒队到江西来，国家拨了一些资金，后来上海又来了一些移民，又带来一些财产。可是，当地有的干部凭借职权挪用和贪污那些资金和财产；垦荒队的女队员都是未婚女青年，有的当地干部总借机往女宿舍钻，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共产党员陈家楼虽然已经调到县文化馆任副馆长，还多次向县里反映，要求制止和解决。但几个月都没有回音。1957年大鸣大放时，他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表示如果再不解决，等全国人大代表到德安来视察时，要向他们反映，请他们把意见带到党中央、毛主席那里。结果，陈家楼因此被打成右派，罪名是：相信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不要共产党！县里给他的处分决定一共四条：“一、开除党籍；二、停发工资，保留公职，每月生活费20元；三、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四、本人同意回上海，可办理离职手续。”当这四条处分递到陈家楼面前时，他拿起笔，一笔就划掉了第四条，他说：“我不回上海，我要留在江西，我要求回到‘共青’的土地上劳动。”母亲写信劝他：“不要再傻了，你已打成右派，还图恋‘共青’干啥？”他回信说：“我相信自己没有错，‘共青’事业没有垮，我的理想也没有变。我不回去，我铁了心在江西干一辈子。”陈家楼戴着右派帽子，被送到水库劳动改造，而不让他回“共青”，当了20多年“牧马人”！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他纠正了错案，才调到县水利局当个一般干部，他要求回“共青”的愿望，至今也没能实现。然而，他毫无怨言，他说：“我是用留下来的行动证明，我们不是图个人的任何东西，我们是为建设共和国到江西来的，我们有坚定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