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民众剧团【我在延安抗战剧团的九年】

　　[相关链接]李琦(1928－2009)，山西平遥人，已故著名画家，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系系主任他以创作简笔人物画，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工农兵群众而闻名，代表作有《主席走遍全国》、《同志》(刘少奇同志接见劳模时传祥)、《周总理》、《李大钊》、《白求恩大夫》、《鲁迅》、《我们的总设计师》等，被誉为“革命领袖画像第一人”。
　　李琦的父亲李舜琴和母亲闰林民，分别是1924年、1926年入党的中共老党员。他们以教书为掩护，长期从事地下工作。1937年夏，他们接受党交给的任务，以“北平学生西北参观团”的名义，带领一批热血青年奔赴延安。时年九岁的李琦也跟随父母来到了延安，在“延水甜，小米香”的环境中长大，并加入了抗战剧社(原红军剧社)儿童剧团。1941年入鲁迅艺术学院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后在西北文工团美术组从事文艺宣传工作。
　　1991年李琦详细讲述了在延安生活工作的真实经历，本文依据他的口述录音整理而成。值此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70周年之际，李琦的晚辈特借本刊公开此文，以飨读者。
　　1937年春天，我的父母(那时是中共地下党员)带我回平遥净化村老家住了几天。一天上午，父亲在北屋外的廊檐柱子旁特意教我唱：“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几十年过去了，前两年我回老家时，看到那北屋外的廊檐柱子依旧，不禁忆起父亲教我唱歌的情形，也清楚地记得父亲教我唱的这首歌。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遵照党的指示带领一批北平大学生，名为“北平学生西北参观团”奔赴延安。那年我还不到9岁，幸运地被父母带上。路经黄河边上的云阳镇时，要带兵过河打日本鬼子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盛情欢迎我们，请我们吃饭，还抱起我问：“小娃子，几岁啦?”
　　8月的一天我们到达延安，第二天。毛主席请父母一行人到他的窑洞里欢聚、座谈。因为我是小孩，所以没让去。当晚，在城内的中央大礼堂举行欢迎“北平学生西北参观团”晚会，毛主席也来了。散会后父亲和毛主席一起走出来，毛主席摸着我的头问：“几岁了?上几年级了?”
　　我到延安，不像有些同志是自己投奔革命、参加抗日的。我没那个觉悟，是随父母去的。到延安后我就开始在抗战剧团里的儿童剧团工作。那里还有比我更小的孩子，最小的只有七八岁。这些孩子多是父母、哥哥、姐姐参加革命，把他们带来的；还有烈士的孩子。当时在延安的红小鬼有两种：一种就是去了延安以后到保育院、小学校和后来办的延安中学，一直到延安大学，是上学，是党培养他们。另一种，就是像我们这样，去了就参加工作。因为剧团唱歌、跳舞也需要一些小演员。还有的就是当小勤务兵。总之，一种去了就工作，一种是学习。我们就是—直在工作。
　　我在延安呆了九年。1937年我到延安后不久，当年年底就随剧团到边区其他地方去演出了。我的父母在延安工作了不到一年，组织上就调他们到前方去了。我们一分别就是九年。等抗战胜利以后才又见面。见了面以后，他们怎么也认不出我来了。那九年中，我不完全是在延安，剧团还要经常到陕甘宁边区各个地方巡回演出，但在延安的时间比较多。
　　延安的生活是很艰苦的。虽然1943年之后，边区搞大生产，讲要“丰衣足食”，条件有些改善，我们的伙食，隔几天有点肉，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一年四季吃小米，菜也大都是土豆，比较单调。特别是我们这个剧团，因为经常流动，没有生产基地，本单位的生产也搞得不好。因此，我们的生活就更艰苦。
　　先说穿衣服吧。衣服是冬天一套，夏天一套。小孩呢，不像大人，大人几年下来还有些旧的衣服可以补一补，小孩就费衣服。我们夏天要洗衣服的话，就到延河边去游泳。在游泳以前，先把衣服洗干净晾在河滩上，衣服干了，穿上就走。冬天有时候，棉衣一打开里面就是光肚皮，那时候也是经冷啊。我记得我的棉衣袖子磨啊磨的掉了三分之一。那时画画，画完以后，颜色还没有干，一不小心，手从画面上撩过，画面上就像扫帚扫了一样。有人就总提醒我说：“李琦，小心你这个扫荡袖啊。”所以，后来每次画画之前，尤其是画带颜色的画之前，我就把袖子上的一条条破棉絮，好像维吾尔族姑娘编辫子一样，一条一条把它们都盘好，系紧，然后才画。
　　我们身上的虱子多得不得了，都在衣服缝里头，哪儿有衣服缝，哪儿就有虱子。还有虮子，一排排的。现在你们都不会相信，头上的虱子多得有时用手一捋，就往地下掉。小孩穿鞋子更费，有时候没办法，冬天也得穿草鞋，脚上都是冻疮。有一次，我实在没鞋穿了，自己想了个办法：因为发的铺床用的毡子很长，我就比着脚把毡子剪下来，弄成两层，然后弄点绳，像老乡一样，凑合着纳上鞋底，然后再像草鞋那样，旁边弄了几根布圈，就穿上了。走一走，那个毡子就往一块缩，我就脱下“鞋”来往开扯一扯；走一走，毡子又缩到一块了，我再扯一扯。穿了不到一天，这双鞋就坏了，我只好不要了。记得我那时候是12岁吧。
　　刚离开父母那年，我还尿炕。因为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她半夜会叫我。过集体生活，再加上行军，或者白天工作很累，我晚上就会睡得太死，这样就尿床了。那时候有好几个小孩尿床。第二天早上，大家就把被子晾在山坡上。晴天还好，夏天也还好，晒半天被子就干了。天阴的时候，特别是冬天，被子晾出去以后，到晚上收回来时，被子不但没有干，而且还冻得硬邦邦的。那也没办法，只好睡呀，拿身体再把它焐暖了。因为尿床，被子都成了个铁饼了，里面的棉花不暖和。所以我就隔着布，用手撕棉花，等把棉花撕碎了，再睡觉。铺的呢，没有褥子，几年发一条毡子，毡子上头没有床单。冬天还舒服，到夏天，天一热一出汗，毡子挨着身体很不舒服。在睡觉之前，有时找点破纸、报纸，把它铺在毡子上，然后轻轻地躺在上面。第二天，这些报纸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有的孩子的被子实在破得不行了，剧团有时候就用淘汰下来的破幕布给他们做被子。那个幕布是红色的，做被子之后，一尿床，第二天就成了红花脸了。
　　关于吃。在延安，主食天天是小米。我记得有时过三八节时，女同志可以吃两个馒头，男的还是吃小米。菜主要是土豆。我们隔些天就去炊事班帮厨，那时候我们小孩儿都会弄菜。那个菜很简单：把土豆一切，放到锅里，倒些水，煮好后，舀一勺油，搁到灶火里头烧开’再往菜锅里一撒，放上盐，就行了。每个组拿一个盆去打菜，打回来以后，大家围着这个菜盆，拿勺子逮油花。一个人能逮着一两点油花就不错了。有时这点菜汤不够，我们就到炊事班那儿要点盐，再加上煮小米饭的汤，兑起来，做成成汤。可有时盐很难要得来。有一年，延安闹旱灾，吃的东西就更少了。我们剧团就开到山沟里去，分几个组：有打杏的、捡野菜的等等。杏弄回来以后，大家把它敲碎，杏肉剥下来，准备灾荒更严重的时候当主食吃，杏仁当然更是好东西了。野菜组每天弄回来几样莱以后，还要试一试，看哪样能吃，哪样不能吃。不止一次发生过全团吃了以后都中毒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