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压的拼音【城镇化重压水安全】

　　水安全已被提升到国家安全的角度，然而，中国的水资源到底能否支撑未来20年城镇化的发展，其会对中国水安全产生何种影响，中国该如何应对这一过程中对水资源的承载力所带来的诸种考验？
　　《财经》记者专访了国内水资源研究领域的四位资深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刘昌明、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院长许新宜，以及中国科学院水资源中心主任夏军，他们就各自研究领域针对上述问题给出了详细解答。
　　现实困窘
　　《财经》：中国现实的水问题有哪些，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是否乐观？
　　钱易：中国长期存在一系列的水资源问题。首先是总量不足，人均占有量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不仅如此，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也不均匀。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及人口不断增加，缺水正在日益加重。
　　其次，水污染状况更不容乐观。环保部公报显示，全国400多个主要河流的断面，能够做到饮用水水质达标的只有59.9％，这包括三江源、青藏高原这样人口既不密集，工业也不发达的地区。而在长江、黄河中下游的城市密集区，水质达标的就更少。
　　目前没有公布各个断面在每个省的达标率，就是为了不引起恐慌。各地自来水厂现在已经在想办法提高水的处理工艺，这样做成本很高，但是不这么做就不安全。
　　综合起来看，中国的水问题主要就是三个：水太少、水太多（洪水）、水太脏。
　　许新宜：想要确定各省有没有用水超标、排污达标的确比较难。以用水量为例，我晚上打了一盆水，先用它来洗脸、洗脚，然后再拿去拖地，可以用许多次，到底怎么衡量我的用水量？
　　这并不是一个实数，而是包含了重复计算的部分，非常令人讨厌。假如计量检测体系不建立起来，就很难约束各地。据我所知，目前水利部对到底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还是一筹莫展。以此类推，用水效率就更加难以考核，因为它和用水总量相关，总量都测不准，效率不可能准。
　　城镇化重压
　　《财经》：除了考核方面的难题，要守住 “三条红线”，还会遇到什么压力？
　　许新宜：假如到2030年用水总量控制在7000亿立方米以内这条红线守不住，最大的变量就是城镇化，目前看来，压力非常大。相较之下，工业和农业领域的压力也有，但不是最主要的。
　　刘昌明：中国农业用水近些年来一直是“稳中有降”，国家最近的投入也很大，农业用水量不太可能有剧烈增加。
　　有关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水资源问题，需要有两点认识：首先，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肯定要走城镇化道路。其次，在这个过程中会对水资源带来巨大压力，可能会超过其承载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必须想办法来保证自身的水安全。
　　《财经》：除了城镇化加速，中国的人口数量预计还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这两个相关的变量对中国的“水安全”来说意味着什么？
　　许新宜：根据国务院规划，中国到2020年城镇化率要达到60％。届时中国人口可能会达到峰值的15亿人，这意味着有1亿左右的农民将在未来十几年中变成市民。
　　按照中国城市用水总量除以城市人口总数，可以得出每个人一年的综合用水量大约是100立方米，这是相对较低的用水标准。即便如此，这也意味着到2030年，仅新进城的1亿人口，就会让城市用水总量增加100亿立方米。
　　以北京市为例，原本规划到2020年总人口为2000万人，可去年底就已经达到2020多万人。以目前北京城六区总人口数1200万人计算，总用水量约12亿立方米，平均每人的综合用水量能够达到100立方米左右。但继续按照每年75万人的规模新增人口的话，未来在北京生活，每人一年可能最多只有50立方米的人均综合用水量。
　　还有一个变量需要注意：原本农民在农村里用的水无法随着进城，他们的用水只能由城镇想办法解决，而这会导致地区和地区之间、城镇和乡村之间水资源分布差距的进一步加大。
　　《财经》：上述问题应如何应对？
　　许新宜：长期来看，只有在全国的城镇化进程最终完成，城镇化率达到90％以上之后，各个城镇的人口规模才能确定下来，然后在此基础上统筹水资源的使用。短期来说，各个城镇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缺水状况，这就需要节约用水。当然，是在不降低生活质量标准的前提下节约用水。
　　刘昌明：可以说，水将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大障碍性因素。因此，对于新兴的城镇来说，必须考虑当地的水资源供应状况合理发展，真正做到以供定需。
　　除此之外，还可以借助“虚拟水”概念来帮助缓解区域性缺水。贫水地区不要再继续发展耗水量大的产业，尤其是农业，而是从富水地区调运富含水资源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水资源地区性迁移，就是虚拟水。
　　钱易：西北地区的确应该采用“虚拟水”战略来帮助缓解水资源紧张状况。除此之外，新疆等地所修建的地区性调水设施，也可以缓解一部分问题。
　　但像南水北调这样的调水工程，水资源真的调到北方后，当地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去补充其超采的地下水。北方应积极学习美国加州的经验，把地表水和地下水进行联合调度，建立“水银行”：地表水富裕了，就转存成地下水；地表水不够了，再从地下水中取用。长远来看，存起来的地下水还是属于当地的资源。
　　《财经》：在缓解城市水资源紧张状况的过程中，水价等市场化的因素可以起到什么作用，为何中国水价改革一直进展较慢？
　　许新宜：看水价的作用，英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多年来其总人口上升，但随着水价的调高，总用水量却一直保持不变。精打细算节水的家庭主妇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假如北京市再涌进2000万人口，依照现在的价格，还是没有人会精打细算地用水，那城市肯定无法持续发展。按照世界银行的水价计算公式，居民拿出每年可支配性收入的1.5％到2％用以缴水费，这是合理的。以此标准计算，北京的水价即使变成每立方米10元也不算贵。
　　但水价改革面临着两种主要压力：首先，计量设施不完善，想要实施“阶梯水价”，仅知道每家每户用了多少水还不够，还要知道每户到底有多少人口才行。问题是在北京等大城市中，一家人有几套房，都不清楚，因此根本没法进行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