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鄱阳张王信仰的主题变迁】外国人谈中国人的信仰

　　鄱阳张王信仰起源于唐代，流行于江西鄱阳，有其独特的祭祀主题，是典型的区域性民间信仰形式。张王信仰产生于封建年代，体现了当时的国家意志，作为封建统治的延续部分在民间出现；随着时代变迁，民间的诉求逐渐在张王祭祀活动中体现出来，其原有的忠君爱国主题逐渐淡化，家庭、幸福平安等主题逐渐出现。
　　[关键词]民间信仰；国家意志；民间诉求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5－0112－04
　　王华(1973－)，男，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间文化和文化传播；(湖北武汉　430027)
　　周海燕(1973－)，女，江西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企业文化。(江西南昌　330046)
　　张王信仰广泛分布于中国福建、台湾、河南等地区，然而其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信仰内容和主题，呈现出迥异的信仰形态，具有当地民间特色和地方特色。流行于江西省的张王信仰亦有其独特的主题和信仰内容，它主要在江西鄱阳地区盛行，有着与鄱阳地域相关的诸多特征。然而，区别于“八仙”“妈祖”等民间信仰形式，始建于唐代的鄱阳张王庙最初却是以“国家祭祀”的身份出现，代表的是封建王权。那么，鄱阳张王信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怎样逐渐具有民间信仰特质的?其祭祀主题的巨大变化折射的又是怎样一种关系?
　　一、鄱阳张王信仰的性质与形成
　　鄱阳的张王信仰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民间信仰形式，尽管和宗教一样为特定的人群所信奉，却没有宗教浩繁的典籍和教义，没有固定的祭祀礼仪等基本宗教特质。华裔美国社会学家杨庆堃研究指出，中国宗教有两种存在模式，第一种是制度性宗教，第二种是弥散性宗教，亦即民间信仰。在中国传统社会，弥散性宗教无处不在并反映了人们关于社会构成的基本观念。台湾学者姜义镇指出：“中国的民间信仰，从古代的自然崇拜、庶物崇拜、灵魂崇拜等原始宗教到后代的道教和通俗佛教等多神教都包括在内，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些宗教和思想积累混合之后，就构成了巨大民间信仰体系。”日本学者掘一郎则认为：“民间信仰是由古代的、非宗教性、自然宗教的遗留和继承现象，和正式宗教的调和而成的复合型的信仰形态。”学者乌丙安则认为中国的民间信仰是“多民族的万灵崇拜与多神崇拜”。以上四种观点，都从民间信仰的内容上对其作出界定，侧重点各有不同。而民俗学教授钟敬文则从时空角度对其做了解释，认为：“民间信仰又称为民俗信仰，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和相应的仪式制度。”从时空角度对民间信仰的展开定义，简单明确，鄱阳的张王信仰即具有民间信仰的典型时空特性——地方色彩和时代特征。
　　鄱阳张王信仰供奉的主神为唐代的爱国名臣靖忠王张巡，伴神为爱国名臣睢阳太守许远以及张巡部将雷万春、南霁云，祭祀的地点在城东鄱江北岸，背靠秦家山，南临鄱江码头的张王庙。关于张巡，历史上有确切记载，张巡(708－757)，生于河南邓州，祖籍蒲州河东(今山西芮城)，至德二年(757)，张巡与睢阳太守许远共同死守睢阳，当时战斗非常残酷。《新唐书》记载，张巡督战时“大呼辄齿血面，嚼齿皆碎”。睢阳被围困旷久，张巡以及部将终于不敌叛军，壮烈牺牲。唐肃宗李亨下诏“赠巡扬州大都督，远荆州大都督，霁云开府仪同三司，再赠扬州大都督”。张巡殉国时，身首支离，惨不忍睹。邓州、芮城、睢阳三地民众皆招魂葬之，并奉为神灵。
　　张巡不是江西人，也没有在江西生活过，在江西鄱阳建立张巡庙，是有历史机缘和偶然性的。史载唐乾元元年(758)，也就是张巡殉国的第二年，颜真卿被贬为江西饶州刺史，由于敬佩张巡等人，奉张巡为靖忠王，并建庙，俗称张王庙，岁时祭祀。唐代以后，张巡信仰一直延续，宋代民间也很信仰张巡，将其视为抗击外族入侵的国家保护神。宋王明清《槭清杂说》载宋高宗绍兴年间，张巡、许远等率领鬼兵帮助南宋军队与金军作战。《宋史·刘挚传》中记载：“应天府(商丘)伯微子庙，又有双庙，乃唐张巡、许远。”《大明会典》卷85说宋封张巡威烈照济县庆灵佑王。明清，张巡在江淮一带备受崇祀，《清朝文献统考·郡祀考下》说雍正年间，布政使李兰奏书，称张巡保护江淮、江西，庙礼隆重，且显灵至今，宜加封号。清廷因而封之为江西鄱阳湖显佑安澜之神，即水神。封建时代的封赐是官府一种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措施，统治者通过封赐来驾驭民间神祗。一部分在官府看来灵验的祥善或者具有政治意义的神祗被恩赐封号，纳入到官府每年按时节祭祀的名册——祀典之中，成为封建国家政治的组成部分。中央政府封赐特定的神祗的仪式，在客观上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形式感。
　　由此可见，鄱阳张王庙的建立，是当时国家权力地方性下沉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张王庙最初的祭祀主题单一，就是“忠君爱国”“献身报国”。除了鄱阳建立的张巡庙，全国各地也都有张巡庙宇建立，也都是在封建王权的主导下建立的，主要承担“教化”功能。比如陕西周至县为其建立“老王会”，祭祀孝王张巡、许远。河东(今山西芮城)建“张睢阳祠”，邓州(今河南邓州)建立“双忠祠”，真源(今河南鹿邑)建立“精忠祠”，在福建莆田，张巡被尊奉为司马圣王。在唐代中后期，这些纪念张巡的祠堂和庙宇的集中出现，充分说明了封建统治者不仅非常重视英雄，而且以当时主要的祭祀形式——祠庙加以宣扬，通过固定空间仪式表达“皇权在场”的含义，以期在普通民众当中形成虚拟权威。
　　封赐神祗不仅是中央政府巩固意识形态的措施，同时也有利于地方势力集团稳固自己地位，帮助地方政府建立权威。张王信仰是皇权在民间存在的一种象征，正因为是皇权的象征，也就有了严肃的意义，甚至在很长时间内，封建国家对民间祭祀的仪式都加以严格限定，极力防止在具体祭祀当中可能出现的主题偏离。明代法典认为，在官方祀典之外的祭祀活动便是所谓的淫祀，朱元璋说过：“天下神祠不应祀典者，即淫祠也，有司毋得致敬。”(《明史》卷50“礼四”)围绕着这些神灵祭祀的大量民间迎神赛会也被统治者认为是不合法的，明清两代法令对此多有限制。明代初年便规定，凡是民间自主进行，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处以扙一百，并“罪坐为首之人”。清代承袭了明代法令，亦规定：凡各省有迎神赛会者“照师巫邪术例，将为首之人从重治罪。其中有男女嬉游花费者，照治家不严例，罪坐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