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逸文压低声音，谈论中国]中国愤青欧逸文

　　欧逸文先生习惯性地突然压低声调，当谈论中国官员、愤青或者是某种鲜花时，像是在谈论些极为危险的秘密。在大约6个小时的采访中，这情形出现了多次，地点包括嘈杂的西餐厅、行人稀少的北京胡同以及他家中光线幽暗的客厅。
　　这事儿发生在美国《纽约客》杂志驻北京记者身上多少有些古怪，因为采访他的中国同行对此都毫不在意。他有半长的淡黄色头发和浅蓝色眼球，中文磕磕巴巴(比大多数美国人好很多，但还是得不断换成英文聊天)，在接近40摄氏度的天气穿着长袖衬衫和长裤，回答问题彬彬有礼——有时也过了头，比如即使反对你的时候，也会先说：“是的，不过……”
　　第一次来中国距今16年，花7年时间报道这个国家，他的采访对象包括最敏感的政治人物和寻常无奇的村庄居民。他守在千练、强硬的媒体领袖胡舒立办公室里看她大呼小叫，根据她高跟鞋的声音猜测她的性格，观察她每次接受采访肘的装束变化猜测她衣柜的大小。他罕见地套上高级西装，闯进女富商张茵的高档宾馆客房里，凭借大半是乔装出来的投资者气派，最终完成了一次敏感的专访。也有时候，他会钻进澳门赌场发掘黑暗秘闻，或是陪着韩寒、贾樟柯这样的人物进行一次非常私人的旅行。
　　“我想最深刻地理解中国，并获悉这个国家如何运行。”他说。
　　他离这个目标并不远，证据之一是，他肚子里装满了关于这个国家的故事，也许比大多数中国人所知道的更精彩。《纽约客》以细腻的长篇特写知名，这使他记住很多细致的故事。
　　他住在北京孔庙隔壁一座租来的四合院里(价格不便透露，不过他曾说过，他一个月的工资够在北京生活很久)，桌子上摆着《环球时报》，院子里摆着4盆茉莉花。他轻易就能深入古老的中国：出门左转，步行约1分钟，可以看到残留在孔庙红色围墙上的标语：毛主席万岁；右转步行约3分钟，可以走进一条挂满了“测字”、“算命”或者出售香烛的胡同。很多早晨，欧逸文伴着孔庙里播放的中国古典乐曲醒来，尽管他从来没弄清那乐曲的名字。
　　“你住的地方比大多数中国人都中国。”我说，他高兴地点头称是。可付出的代价是，欧逸文发现自己越来越像一个中国人了。
　　他的美国朋友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因为他会在朋友们前来做客时，不厌其烦地询问“你是要冰水还是要温水”这类带着中国式体贴的问题。他熟稔东方国家的待客之道，不太擅长拒绝某些令他很为难的要求。他还知道一些只有中国同行才能心照不宣的字眼儿，尽管不那么准确——他把“擦边球”记成了“打边球”，曾花大力气在英文里找到了对照的说法：string-rope-walker，意为走钢丝的人。
　　“媳妇儿永远是对的。”有一次他半真半假地说，笑得露出大多数牙齿。
　　为此，欧逸文近来有点儿忧心忡忡：因为在中国习惯了在饭馆里大声呼唤服务员，不久前他回美国，也忍不住违反了当地的惯例，相当不礼貌地大声喊起服务员来。
　　“我觉得我有必要改一改。”欧逸文说这话的时候皱着眉头。相比之下，他更希望自己是这里的一个观察者，而不是被这个国家改变的人。
　　1996年，欧逸文到首都师范大学留学5个月，那时候北京大街小巷上还跑着现在已经被淘汰多年的“面的”。2005年，他作为《芝加哥论坛报》记者，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重新回到北京，已经找不到当年所熟悉的所有地址。
　　“都拆了吧”，他这么猜测。此后，欧逸文一头扎进在他眼里越来越复杂的中国，并反复回想起那个深夜在北京暴雨里的感受。他当时觉得这场雨是为他下的，并且预兆着他此后将受到的震撼。
　　为了采访自己第一篇长文章的素材，他在山东临沂一个小村庄被当地人推搡，随后还在出租车上被人跟踪。但美国记者欧逸文在中国并不总是这么激烈地生活。更多时候，他和颜悦色地倾听、观察，与极有争议的采访对象保持友好关系。他很少跟官员打交道，多数是公事公办，对他们的印象很笼统，“穿着一样的西装，打着一样的领带，长着一样的脸”。
　　2008年，他成了《纽约客》的记者，每年撰写4到5篇长篇报道。《纽约客》对中国的报道越来越多，欧逸文的解释是：这部分得益于他的前任何伟与他的勤奋写作，部分是因为“西方人意识到他们现在需要了解中国人”。在欧逸文看来，过去，美国人分不清“中国”和“中国人”，因为缺少了解，而对越来越强大的东方巨龙感到恐惧。
　　他最近一篇报道写的是名为“世纪佳缘”的婚恋网站。几年前，美国人不会想知道中国人如何约会和结婚，但现在一切都变了。他向美国读者介绍中国的婚恋市场，背后的野心是想解释“你怎么选择”这个问题。
　　“30年前你不怎么需要选择，关于你嫁给谁，父母会替你选择。”在写过贪污、腐败、黑手党这些话题之后，他觉得“太黑了”，想找点美好话题。当然，他也觉得西方读者开始好奇中国人作出决定和选择的过程、他们的满足和不满，以及他们的信任与谎言。
　　欧逸文并不是那类钻进最敏感事件里埋头深挖的记者。这一部分是因为他的身份。《纽约客》更愿意发表深入内心的故事，而不是爆炸性新闻，因此，当谈论起“十八大”这类话题时，编辑会告诉他：这个不用了吧?
　　另一个原因，据他自我检讨，是因为他缺少获悉各种内幕消息的天分。尽管这位个子高大的哈佛大学政治学系毕业生，也会在酒吧的私下聚会里聆听美国同行谈论政坛流言，但他自己对获悉此类消息束手无策。
　　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温和，就像他那双浅蓝色眼珠一样。比如，谈论起中国食品安全这个话题时，他会特意说到此事在美国被放大了不少。另外，与很多西方记者不同，他读着《环球时报》上那些剑拔弩张的新闻，不但不感到忧虑，反而经常觉得有趣。他接受一个事实：这代表了一半中国。
　　在那间可以望见天空的书房里，他更擅长铺陈笔墨，讲述那些不同类型的中国人的故事。
　　2008年，欧逸文发表了名为《中国愦青》的文章。他在上海见到了主人公唐杰。这个人制作了一部“充满民族主义情绪”、“仇视外国”的纪录片，并在网上广泛传播。但除了这些形容词之外，这是—篇很难看出批判性的文章，相反，欧逸文写的是一个28岁中国农民后代内心的挣扎和生活细节。唐杰没有入党，对西方思想兴趣浓厚，谦谦有礼，抢着替他付车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