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明耳聪的意思【“眼明耳聪”他有方】

　　沿着岳阳路的葱葱林荫道行走，转过路口带着浓浓文化气息的普希金雕像，一眼望去，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坐落在一片郁郁森森之中。　　先生的办公室就设在病区病房旁边。在办公室前的长椅上等候，常能发现有头耳部缠绕着纱布的患者，在家人的陪护下，从楼梯间的窗户，眺望外面的风景。
　　科研源于关注
　　先生今年七十有六，圆圆红润的面庞，花白的头发，有着十分平易近人的笑容。
　　“——你能想象没有声音的世界么？”先生问我。
　　我迷茫地摇摇头，只依稀记得自己有一次得了中耳炎，说话时整个耳朵嗡嗡响，别人的声音就像是遥远的山洞里传来的回声，痛苦又无助。
　　事实上，很多患者却是一点声音都听不到，医学上称为“神经性耳聋”。我国每年有30 000名聋儿出生，由于噪声等各种原因导致的神经源性耳聋总人数可达上千万。他们的听力严重或完全丧失，世界一片寂静。
　　对于听不见的人来说，失去听力，总会让他们随之放弃语言表达，这样就会使得他们从“聋”成为“孤独的沉默者”。如果神经性耳聋发生于幼儿时，患儿就不能学会讲话，成为“又聋又哑”，就是我们看到的“聋哑人”。
　　国际上目前只有一种能够帮助重度聋人恢复听说能力的工具，这就是仿生耳。所谓仿生耳，即模仿人的听觉感觉器官——耳蜗的功能，将外界的声波经过一系列的变换以后，最终转换成人的大脑能识别的生物电讯号，兴奋听神经系统，使人能够听懂声音。上世纪60年代起，国外不少科学家为成功制造人体能够植入和应用的仿生耳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其中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格雷姆·克拉克教授率领的团队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用数学技术处理语音信号的仿生耳。但是这种进口仿生耳售价每对在20万元左右，很多经济收入不宽裕的阶层无法接受，这使得很多患者无缘返回有声世界。
　　目睹太多的患者因为无力承担巨额的费用而放弃植入手术，先生决定研制中国自己的仿生耳。2002年，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先生率领他的团队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仿生耳，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规定，经过医学转化的系列法定步骤，在上海有了专事生产仿生耳的工厂。仿生耳习惯被称为人工耳蜗，国产人工耳蜗售价低于国外，让上千万的重聋患者重新点燃了重返有声世界的希望之火。
　　如今，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耳科团队和国内多家医院儿科临床已在将此国产耳蜗植入聋耳，并在当地医院康复训练中心给患者进行着听力和语言的康复练习。
　　对于自己对科研的执着，先生说，科学家为什么搞科学，特别是医生，为什么搞医学研究，实际上不仅仅是源于interest——兴趣，更是一份对患者的关爱，包含了更多的责任。
　　手术是体能锻炼
　　采访间隙，先生的助手进来提醒，今晨的手术已经准备好。我暗自钦佩先生过人的精力，先生乐呵呵地向我介绍：“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来说，我的体能锻炼就是做手术。”
　　“年轻时经常上台给患者做手术，而且手术的时间都比较长。到现在半天手术对我来说仍很轻松！”先生很是自豪。
　　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先生将很多的手术机会交给了自己的学生，每周半天时间门诊，其他时间多是疑难的手术和教研工作。
　　在先生身上，没有太多岁月的痕迹，依然是语速较快，眼神睿智，反应灵敏，忙忙碌碌，时间安排得紧凑而又充实。
　　学习能助思维活跃
　　“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学习、工作和交流。”
　　2011年，先生主译了世界耳外科大师Ugo Fish教授的著作《颅底显微外科学》。厚厚七百页的书，先生花费了3个月的周末对参译者的稿子逐字逐句地进行校译和修改。严谨的治学态度，实在令人钦佩。
　　“我喜欢学习和思考，这样脑子才会保持高速运转。”我想，这就是科学家的风采之所在。
　　极好的睡眠
　　先生笑言自己年轻时是“夜猫子”，晚上喜欢学习到很晚；中年又变成“早起的鸟儿”，常常是凌晨3、4点起来写论文或者科研方案。“现在我特别规律，不午睡，晚上9点半睡觉，早上5点起床，还是一沾枕头就能睡着，而且整晚很少做梦。”他风趣地说，他是会睡，但不喜睡。
　　先生觉得良好的睡眠质量是自己身体健康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身体若是得到了充分休息，免疫力提高，人自然也就会少生病。”
　　科学家特色的足球迷
　　说到足球，先生满面兴奋之色——“我很喜欢看体育比赛，尤其是精彩的足球比赛，半夜我也会爬起来看！”
　　先生说起球队，如数家珍——巴塞罗那、皇马、曼联，哪一支队表现如何，哪一场赛事如何精彩……我问先生心中钟爱的球队和球星，他哈哈大笑：“我不偏向任何一个具体的足球队，我也不迷恋任何一个具体的球星！我喜欢客观中立地看待和评价，不迷恋也不偏信某一方。我看重的是场上球员们为争取胜利而拼搏的敬业精神，就和做科学研究一样嘛，不崇拜权威，只指向真理，所以我对于创新和批评建议总是表示欢迎！”
　　如此独特的“科学家特色”球迷，看球也这么冷静和客观，先生的幽默诙谐逗得我也不由笑起来。
　　“我的贤内助”
　　先生回想过去含辛茹苦的岁月，常常忽视了家人，每个周末都没有休息，在家里仍钻研医术。当时小外孙常常环绕在外公腿边，奶声奶气地说：“世界上最用功的外公！”
　　颅底手术堪称耳科手术的“禁区”，因为手术的范围涉及脑、脑神经和血管，稍有失误，损坏任何一方面都可能致残或致命。上世纪80年代，国际上还很少有人做此类手术，国内更是一片空白。为中国开垦这块“处女地”的正是先生，他踏着国外大师们的足迹，也摸索出自己改进的手术方法，至今上千例手术中无一因手术而死亡。先生也因此成为国际颅底外科学会的创始委员。
　　但如此外科“圣手”，也有“手笨”的时候——先生的太太退休前是华山医院的一名护士，自从1960年与先生结婚以来，始终恩爱和睦。太太“埋怨”先生能胜任高难度耳外科手术，却做不好家务。说到太太，先生感激她多年来对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她只是假装埋怨，几十年来，她从没让我操心过家里的任何一件事情，让我全力投入临床治疗和研究，毫无后顾之忧。”
　　志同道合，相濡以沫，带着“革命战友”情谊的爱情，平平淡淡，却踏踏实实。
　　先生如今每周周末都会和家人相约，或到郊区旅游，或上饭店聚聚，老中青三代谈谈笑笑，碰撞思想的火花，每周也总会有一两个晚上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其乐也融融。
　　这一刻，我从先生的眼神里读到了满足，这是区别于先生谈及耳外科学的另一种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