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立法区域化理念探析_环境立法理念

　　【摘要】环境立法区域化不仅具有理论基础，而且世界各国的环境立法实证也表明环境立法区域化的合理性。我国环境法体系是在移植西方国家法律的基础上建立的。在探究环境法理念的更新过程中，需要对本国的地理区域进行综合评价分析，促使社会文化心理同环境立法的文化价值相一致，进而实现环境立法者所体现的社会理想。
　　【关键词】环境立法 区域化 立法理念
　　环境立法区域化的理论基础
　　孟德斯鸠和黑格尔对地理环境所产生的影响都有过论述。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主要对比分析了亚洲和欧洲不同的地理环境对民族精神所造成的不同影响，认为亚洲包括热带和寒带，炎热的环境容易削弱人们的力量和勇气，寒冷的环境又可以增长人们的力量以及勇气，而欧洲地处温带，地区间差异不是很明显，这就造成了亚洲与欧洲之间民族精神的差异。孟德斯鸠还指出，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建设，不仅要考虑同这个国家现有的政体相配合，还要同这个国家的大气、气候、土地环境以及人民的生活方式、宗教、风俗习惯等等相适应。黑格尔关于地理环境对民族精神和法律文明所产生影响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历史哲学》一书中，通过研究人类历史的地理基础，黑格尔指出地理环境之间的差异反应了人们思想本质上存在的差异。
　　以上两位学者的论述，显然有着露骨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但他们注意到了地理环境对法律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并观察到了法律规则的这一地理和气候特征是将它们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的主要障碍。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关于法律依赖于地理环境的论述遭到了后世一些学者的讥讽。但是，随着人们察觉到保护环境的必要，这些条件和限制现在又凸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任何时空条件下，地理环境都是无所不在的力量，当然包括物质生产条件和人们的生活条件，这些都深刻影响到社会历史的发展，在此，恩格斯把经济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作为经济关系的一部分看待的论点，对于我们认识地理条件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已证明，人地关系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程度而变化，发展越快，人地关系越复杂。而人类社会在人类改造自然力量的影响下，同自然界发生关系，同时受制于自然环境。地理环境对人类法律文化发展的影响，决不单是一个消极被动的外部条件和次要原因，时空限制性可以说是人类法律文化存在的显著特征，人类总是在自己直接所处的地域空间创造着自己的法律文化，形成各自独特的法律文化形态和法律文化传统。
　　环境立法区域化的实证分析
　　对法律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理论考察，可以得出地理环境和法律的关系，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法律因自然环境对人们的影响存在差异，包括自然环境对生理、心理和行为方式等的影响。
　　美国的水法可以作为典型的例证。美国法的基础是英国的普通法，肯特在《美国法注释》中说：“对我们来说，普通法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承认和采纳了。根据（纽约）宪法的一项明确规定，它被宣布为这块土地上的法律的一部份。”但是，美国人并没有把英国的普通法全部照搬过来，他们“仅仅采纳了适合于他们情况的那一部分。”通过对英国和美国的水法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美国遵照美国的地理环境对英国的水法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造。在“英国翠绿而宜人的土地”上，规则是任何人都能够想采多少水就采多少。在美国，这一点却改变了，科罗拉多最高法院在1879年对这一变化的原因作出了解释：“气候是干燥的，而当土地只由通常的降雨所浸润时，是干旱而贫瘠的；除非在若干条件有利的地区，否则对农业的人工灌溉是绝对必要的。”气候因素导致英国水法在输入美国时得以改变。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在不同气候下产生的，而不同种类的法律则是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下产生的，”想要把一个像英国一样潮湿的国家的水法适用于干旱的美国西南地区的尝试注定要引起社会紧张，并最终导致法律本身的变化。因此，美国西部和西南部采取的是“占用的法律”以代替普通法中的“河岸理论”，前者有利于最先开发河水并可对其进行“合理利用”的人，而后者则给予河岸的拥有者对河水的优先权。1936年，美国的得克萨斯州最高法院还拒绝采用了英国的“赖兰兹诉弗莱彻案”中的规则，根据这一规则，土地的占有者要为其引入土地之水流的溢出而造成的损失负严格责任。最高法院称：这一英国规则的基础是当地公认的气候条件。英国是一个多雨的国家，其间常存的河水和丰富的降雨使为正常或一般目的而蓄水成为不必要；而得克萨斯州的情况与英国相当不同：得克萨斯州大部分是干旱或半干旱区域，西经98度以西的降雨量大约为75厘米，降雨量向西逐渐减少，直至最后到该州的最西部时，仅为25厘米左右。这一降雨量递减的土地是本州的大牧场或牲畜饲养地区，为此水被储存在数千个地表的池塘、水箱和湖泊中。因而很明显赖兰兹诉弗莱彻案中宣称的规则是基于不同的情况而做出的断言，在此无法得到适用。
　　以上事例，可以说明区域环境对立法的影响作用，菲律宾最高法院曾对此有过很好的描述，他们认为法律经常“在不同的环境中表现出不同的颜色。”①诚如在地势低的国家，规则是“筑坝或被淹”；易遭地震或飓风的地方对建筑物有特别的规定；阳光普照的国家和多云的国家对于光线和建筑物之间最低的必需距离有不同的规则。这些事例的背后的一般原则就如人类学家告诉我们的：人总是一种地域性的动物。
　　中国环境立法理念的更新
　　在人类环境价值观的变迁中，中西方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古代哲学始终将自然观、认识论、人生观和伦理观融为一体，具有浓厚的自然和环境色彩，“天人相应”、“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等儒家和道家思想都蕴含着浓厚的生态伦理观，这些思想和学说为当代人类与环境关系的重构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启示。而西方从柏拉图时代开始，其哲学强调的就是“灵性的提升”，他们认为现实世界只是理想世界的翻版，因此比较轻视现实世界。相对于中国古代天人关系的争论，在西方则是人地关系的探讨。所谓人地关系，就是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西方人地关系的研究，从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角度可以分为决定论、征服论、可能论、和谐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