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华文比较诗学的研究】比较诗学研究的内容

　　一、“海外华文文学”概念的辨析　　大陆关注海外华文文学是从新时期开始的，1979年4月，广州《花城》创刊号发表了曾敏之的关于大陆外的华文文学研究的《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引起了国内学者对“台港文学”的关注。1986年，因较多海外华人作家和学者参与，第三届讨论会把会议名称由“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改为“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暨南大学的饶芃子认为，这一更名意味着评论界已经认识到台港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差异性。到了1991年的第五届研讨会，由于有澳门的代表参加，会议又将名称改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的加速，华文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在这种大气候的影响下，1993年的第六届研讨会，将会议的名称改为“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而且成立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委会”。“世界华文文学”的命名，表明海内外的华文文学研究，都应该具有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观念。2002年5月，在暨南大学正式成立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
　　海外华文文学从“台港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命名和内涵的不断深化，反映了我们努力从未成熟寻求走向成熟的过程。随着我们对研究对象的不断拓展，近年来较多讨论的从语种的华文文学到族性的华文文学再到文化的华文文学，则更富于历史感地触及了华文文学的精神和本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通常是指对于大陆以外的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和世界范围内以中文汉字书写、创作、出版为其主要特征的文学载体及其作家、作品所进行的研究和论述。这是前所未有的新的文学研究领域，它有着世界的整体观念，它所强调的是被历来研究者忽视了的中国大陆之外的华文文学。因而华文文学，在空间上，主要指中国大陆外华文文学，因此有了被当前学术界默认的海外华文文学的称谓。从文学地图上看，海外(不包括台港澳)华文文学有北美板块、东南亚板块、澳洲板块、欧洲板块。其中以北美的华文文学最为活跃。
　　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纵观大陆当代文坛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从1979年首刊白先勇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开始，二十多年来，世界华文文学虽已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但有关北美文坛重地的研究，却如同一个原地打转的陀螺，很多人都在抽打，却始终拘泥在早期港、台文学的研究格局之中，不仅研究的作家循环往复，研究的方式及关注的主题也一直未能有突破性的进展。”这是被评论界称为“北美新移民文学研究开拓者”的陈瑞琳对北美华文文学研究现状的概括，反映了她作为评论家的一种敏感和识力。陈瑞琳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大陆对整个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大陆关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在80年代正式开始起步。国内一些大学所开设的“港台文学”课的研究内容，基本上就是以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作家为主，“乡土作家”为辅，海外的华人作家一般只提到严歌苓等几个在大陆有影响的作家，这显然隐藏着极大的偏颇和误区。尽管每一届有关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国际研讨会都打出“期望超越”的口号，可是当我们看到相关的研究文章和专著时，都不能不遗憾地意识到：一个越滚越大的陀螺仍在原地旋转。饶芄子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学科所需，因为将文学放入文化中去研究考察，将使我们的研究更富有开放性和丰富性，并在一个纵深的背景上更好地阐释文学的意义与影响。同时从文化的视角切入，在文学中透视文化因素，也将使结合必须是文本、文学、文化三者的融会贯通，并最终落实到对文学价值的寻找上，也就是说，从文化的视角切入，应该得出的是文学的结论。只有这样，才能始终确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文学视界’。”学术界一直在呼吁突破固有的研究模式，渴望从文化学、比较文学、性别的角度，更新固有的研究观念、研究方法，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仍在原地徘徊不前。目前阻碍华文文学研究水平提高的“瓶颈”，已经不再是资料不足，而是理论和方法的缺乏。纵观目前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非常需要评论界的肯定和引导。
　　由于海外华文文学有异域的文化背景和创作现实，有迥异于国内汉语文学的存在形态，也有与海外创作实践相适应的理论话语和命题。因此，在想象中构建起来的海外华文文学总体，是一个多元散存结构，它导致了文学阐释理论的多元性和多重性。最先引起对海外华文文学关注的是比较诗学理论。比较诗学侧重用西方理论来阐释文学现象，具有鲜明的跨民族、跨文化和跨区域性。其中的“他者”理论、后殖民理论、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等已经成为海外华文文学阐释自身“身份”特质，文化认同的有效手段。而由于海外华文文学在中西方文化之间的跨域性，这一比较视野自然也就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普遍背景。“跨文化”、“族裔身份”、“离散经验”等关键词，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成为行之有效的理论方法被长期使用，在取得大量成果的同时，也逐渐显露出不适应时代语境变化的弊端。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海外华文文学存在着对西方理论过度倚重，进而相对轻视本土资源的状况，这样的研究往往不能充分体现海外华文文学与汉语文化的“同质性”，轻视了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传统诗学同宗、同族的文化同一性，从而反映出比较诗学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上的局限。
　　从海外华文文学创作来看，虽然作家在生存、创作语境上已经发生了去国化的空间位移，并对西方文化有了近距离的接触，但多数作家没有在普遍层面上把西方文化作为自己创作的主导力量，传统文学的诗化形式和精神内涵在众多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中均有所体现。因此海外华文文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多元文化中保持自身的文化身份”这一不乏普遍性的主题④海外华文文学的作家在跨文化、跨地域书写中对于中华文化本体精神的坚持，使其在跨文化冲突中更多采取中国文化本位主义的立场。
　　正因为如此，新时期以来，国内的研究者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研究者们总是希望找到更多的关于海外华文文学的共性，诸如对中华文化传统的持守，对中、西文化冲撞的表现等，体现出大陆学者的“中国视角”。从近十年来发表在各种期刊上的论文统计来看，关注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国文化书写”、“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文章很多，体现了国内学者试图构建世界性的“文化中国”的愿望。虽然海外华文文学同样涵化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品质和中国经验，但是，作为少数族群的海外华人与当地主体民族的接触，必然会产生融合的现象。华人文化与当地主流文化不可避免地朝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互动的方向发展，形成一种文化涵化现象。大多数华人移居的国家和政府采取多元文化的政策，它允许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并存。周南京指出：“所谓文化融合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的文化特性，而是彼此取长补短，相互吸收对方的优良特性，使之形成一种崭新的混合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