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艰难的战斗，发生在战争之后 上甘岭战斗发生在什么战争中

　　莱斯莉?麦克卡顿打开家门，刚好听到丈夫迈克尔在跟他们8岁的女儿讲电话。“帮我个忙，”他在电话的那头说，“帮我给妈妈一个拥抱，告诉她说我爱她。”　　她直觉有些不安，但当时并未多想；几分钟之后，她收到迈克尔发来的电子邮件：“这是我这辈子最难下笔的一封信，”他写道，“请不要让孩子们忘记我有多爱他们，还有最重要的，永远、永远也别让他们知道我是怎么死的……我爱你。”——这是一封遗书，她惊惶地意识到。她抓起电话给他在檀香山的同事和朋友挨个打电话，但当同事们赶到时，迈克尔已经吊死在医院的急诊室里。
　　迈克尔是军医，他受抑郁症的折磨已经很多年了，这一点让莱斯莉对丈夫的死多少有些心理准备。但对于丽贝卡?莫里森来说，丈夫因抑郁而选择自杀却如同晴天霹雳一般：伊安?莫里森才26岁，是一名AH-64阿帕奇飞行员，去年年底才刚刚从伊拉克回来，正打算跟丽贝卡过上幸福的小日子。但三个月之后的某一天，她回到家里，发现他倒在了他们的卧室里，脖子上有个枪眼。
　　这两位美军队员都死于2012年3月21日。在之后的那天，以及再之后的那一天，美国军队里都有人重复着相同的悲剧。2011年，总共有301位美军将士选择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他们的生命；至于2012年，截至8月，这个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2%，在最严重的7月，美军士兵自杀事件竟达到了38起之多。
　　“自杀如瘟疫一般在军队中流传开来，”国防部长里昂?帕内塔在给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做报告时说，“一定有地方出了问题。”
　　家庭问题，还是军队问题
　　五角大楼最新公布的报告指出，在所有自杀的士兵中，有半数都刚刚经历了感情危机。另外，有接近1/3的人**，1/4的人染上了酗酒的毛病。有批评人士称，当局为掩盖现行医疗体制无法满足需求的事实，常常以对方“心理承受能力不佳”、“这是你们的家庭问题”等理由敷衍，致使不少病例得不到及时治疗。
　　莱斯莉曾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迈克尔显现出抑郁症的症状后，他们的婚姻关系开始出现了问题。他对妻子的态度有了转变，也开始对孩子们莫名发火，但面对任何人的询问，他都会回答说自己“很好”。“他害怕，如果他诚实地说出自己有多抑郁的话，会因此被军队的医学院开除。”莱斯莉说，“他热爱当兵，他必须要留在那里。”
　　但莱斯莉的压力与日俱增。她试图去寻求帮助，但人们总会警告她说，“小心说话，别影响了你丈夫的事业。”
　　2010年8月，莱斯莉终于瞒着丈夫，找到了迈克尔所属医院的指挥部向指挥官说出了她的担心。“这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惊险的事情，”她说。她坐在指挥官的办公室里，毫无保留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并将迈克尔的抑郁史坦然相告。她希望指挥官能够命令他去接受治疗，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军人，迈克尔总是会听从命令。
　　指挥官是一个陆军上校，女性，她当场暴怒：“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说他有抑郁史！还可能会自杀！”她叫了几个同僚来办公室，也把迈克尔找了过来，莱斯莉说她永远记得当迈克尔踏入房中时，看见自己的妻子坐在长官面前的样子。“我怕极了，我告诉他我很害怕他的抑郁会影响到我们的家庭，而且我真的很担心他的安全，还有孩子跟我的健康。”
　　指挥官鼓励迈克尔去接受心理咨询帮助，但也明确表示，不会命令他这样做。迈克尔愤怒地离开了那间屋子，而莱斯莉看着他的背影流出眼泪。“亲爱的，不要担心，”莱斯莉记得指挥官当时这样对她说：“我的第一段婚姻也垮掉了。”
　　你不能让他去接受治疗吗？莱斯莉再次恳求，但指挥官摇了摇头。迈克尔在工作上毫无瑕疵，没有显露出任何迹象。“莱斯莉，我知道这话听上去可能会很刺耳，但我的感觉是，这不像是军队里的问题，而是你们的家庭问题。”
　　迈克尔后来确实尝试去看心理医生，但因为他真的太忙了，在当值的时候甚至连饭都吃不上，所以会见心理医生这件事常常有一整个月都无法进行一次。
　　终于，莱斯莉再也无法忍受这一切，她跟迈克尔提出了离婚，带着孩子离开迈克尔回到了德克萨斯。后来，在迈克尔自杀了以后，军方将其原因归咎在他们的婚姻问题上。
　　事实上自杀率的攀升早已让五角大楼坐立不安，自2007年起，美国军方就宣称他们已把预防自杀视为“头等紧要的使命”。所有男女军人将分批接受为期90天的专门培训，旨在提高预防精神疾病和发现自杀倾向的能力。除此之外，军方还计划招募至少250位有经验的心理健康专家，为前线官兵提供及时服务。
　　但这些还不够，远远不够。
　　无法接通的自杀干预热线
　　在丽贝卡看来，他们家附近的急救诊所、两个空军医生，还有五角大楼都需要对她丈夫的死负责。
　　伊安去年12月刚从伊拉克回来的时候还显得健康又快乐，但三个月之后，丽贝卡察觉到伊安失眠，脾气也暴躁起来，还变得很不爱说话。丽贝卡知道这是抑郁症的征兆，于是她鼓励他去看心理医生。
　　他们住在胡德堡，家附近就有一间急救诊所，伊安排了很长的队，却被告知这所诊所的医生无法为他看症。“因为他是个阿帕奇飞行员，”丽贝卡说，“所以他们拒绝了他。”诊所把他转给了一名被丽贝卡称为“毫无同情心”的空军医生，他为伊安开了一些***。情况没有好转，伊安又去找了另一位空军医生，后者给他开了抗抑郁的药。
　　3月21日傍晚，伊安拨打了国防部设立的自杀干预热线，但电话那头一直传来“请等待”的语音提示。他等了超过一个小时，丽贝卡说，他发给她的最后一条短信是“还没接通”。等丽贝卡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她才知道那条短信竟是诀别。
　　“他曾是军队中最好最光明的一个人，他曾是我遇见过的最好最好的人。他尝试了六次，他渴望得到帮助，但到最后也没有人来救他，现在，他死了。”
　　这个家庭悲剧是美国退伍军人困境的缩影。在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议员们把责任归咎在国防部头上，他们指责说，美国国防部下属的退伍军人事务部（VA）效率太低，且对责任多有推诿，才让老兵们得不到适时的照顾。但五角大楼也有自己的苦衷：国防部长帕内塔承认，目前VA确实出现了很严重的工作积压问题，但这并非其工作懈怠所致——五角大楼在2012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08年10月到2010年10月这段时间里，每个月都有大概950个VA管辖范围内的老兵尝试过自杀，这里面还不包括那些产生了自杀念头但尚未付诸实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