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大学校长的精神风骨:风骨精神

　　在近代大学校长群体中，那些著名的大学校长何以成为当之无愧的教育家？教育家办学的内在基础是什么？回望近代大学的教育成就，我们感受到一种精神震撼。　　渊博的人文知识
　　一般来讲，他们的知识是渊博的，其中的著名校长可谓学术大师。他们有的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基，是进士甚至是状元出身；有的系统地接受过西方教育，获得过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有着深厚的科学素养，学贯中西。
　　他们的知识结构，突出的特征是人文科学知识渊博，他们学习并掌握了丰富的人文科学知识，尤其是对哲学、史学、文学、美学、法学、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乃至神学、宗教、艺术、音乐、戏剧等都有广泛的涉猎。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是清末进士，中华传统文化根基坚实深厚，曾经留学德国和法国，研习哲学、美学、实验教育学、心理学，并从事美学、伦理学、哲学、教育学等领域的研究，被誉为学界泰斗。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幼承家学，习经史，曾留学日本、欧洲，获得工学博士学位。他不仅精通有关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精通英、法、日、德等四国语言，对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都有很深的造诣。
　　其实，他们的知识结构中既包含自然科学知识，又包含人文科学知识。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涵养了他们的科学精神；丰富的人文知识，则涵养了他们的人文精神。大学校长具有人文科学知识，有助于他们更深刻地认识人、理解人，有助于他们更全面、准确地认识社会，把握社会的发展趋势。
　　崇高的人文精神
　　拥有人文知识，只能说是具有了形成人文素养的外在基础，要真正具有人文素养，则要在拥有了文学、历史和哲学等人文知识之后，真正内化为对人的关怀，对人之价值的尊重，对人之生命的敬畏，对人之尊严的珍视。近代著名大学校长之所以成为教育家，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实现了人文知识的内化，在对学校管理的言行中自然地表现出崇高的人文精神。
　　他们反对专制教育对学生的压服，重视个人的价值，强调培养和发展学生的个性。蔡元培有句名言：“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则鲜明地主张个性教育，他说：“吾人若视教育为增进文明之方法，则当自尊重个人始。”他们办学治校过程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其突出的特点就是尊重学生、尊重教师、尊重职员。
　　蒋梦麟曾寄语青年学子：“青年，青年，你们自己的能力，就是水；运用千百万青年的能力，就是决百川之水……”竺可桢主政浙江大学后，对学生充满了期待：他主张大学要造就各界领袖，盼望着学生“具备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养成深思远虑，不肯盲从的习惯……有健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明确指出：“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竺可桢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他们对教师的尊重、信任，不仅表现在思想认识上，更深切地体现在行动中。蔡元培强调，对教师不要求全责备，要以学诣为主；他破格聘用梁漱溟等，使梁漱溟终成一代哲学大家。陈垣主持辅仁大学时破格聘用并培养启功，终为启功成为一代国学大师打下基础。
　　他们不唯尊重学生、尊重教师，而且尊重下属职员，显示出民主、平等的作风。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在当时是由大总统直接任命的，可谓官高位尊。以往一些校长每天进校时总是高视阔步，对校役从不理睬。蔡元培到北大任职的第一天，校役们依惯例排队向他行礼，不想蔡元培当即也鞠躬还礼。蔡元培的举动使校役和师生们耳目一新。
　　博大的人道情怀
　　其人文素养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他们具有博大的人道情怀。这种人道情怀是以尊重人、相信人为基础，进而升华为对人类的爱。在办学治校过程中，则表现为对学生的爱，对教师的爱，以及对学校的爱和对教育的爱。
　　当学生因家庭困难面临辍学时，他们往往不遗余力、尽其所能进行资助；当学生因一时冲动触犯校纪、校规时，他们往往苦口婆心地加以教育，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当学生因参与政治运动遭到反动当局逮捕时，他们甚至不惜身家性命担保营救；当学生学习松懈、急功近利、不求进步时，他们往往激励学生要志存高远。作为校长，他们还引导教师爱学生，带动教师爱学生。曾任国立师范学院院长的廖世承认为，教师负有造人的使命，“须特别注意同情和纯爱的培养”。
　　他们对教师的爱不唯体现在思想观念上对教师作用的极度重视，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对有不同个性、学术观点、政治派别教师的“兼容并包”。他们对教师的爱还表现在尽可能帮助教师解决生活、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当时南开大学属私立大学，薪水一般比国立大学低，但许多优秀的教师都不为他校的高薪所动，这与张伯苓尊重、体贴和关心教师，努力改善他们的居住和生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张伯苓不仅在南开大学创造了一个较安定的教育环境，而且为教师安排了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每逢新年伊始新聘教师到校，张伯苓便召开新教师茶话会；逢年过节，他与夫人邀请教师及夫人聚会联欢；每学年完毕，惯例宴请全体教职人员，以酬谢大家一年的辛苦。
　　他们非迫不得已不离开学校，即使面临千难万险，也要把学校办下去。抗日战争期间，竺可桢率领浙江大学师生多次迁移，历经赣、湘、粤、桂、黔等地，在流亡中办学。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星拱率领武汉大学师生历尽艰辛，西迁四川乐山办学，克服重重困难，倾注全部心力，使武汉大学在抗战中得到发展。
　　他们都以教育为终身之职，有为教育奋斗终身之愿，面对教育之外的官职等诱惑不为所动。梅贻琦、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等都有进入政界做高官的机会，但他们都像张伯苓一样，以“我是干教育的，还是办教育好”、“学校为个人终身事业，绝不脱离”为由，拒绝了国民政府为官的邀请。
　　睿智的人和意识
　　他们以博大的人道情怀理解包容、尊重爱护着不同个性、各有特色的教师和学生，进而也得到了他们的理解与爱戴。采取一系列举措调节学校管理者与师生的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以及教师之间、学生之间的关系，努力营造彼此融洽的氛围。
　　强调“师生合作”，是他们的办学理念。张伯苓治理南开时，奉行的方针是“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李登辉执掌复旦大学时，为处理师生间出现的不同意见，特厘定了《复旦大学师生代表联席会议组织大纲》，确定以“师生合作，发展学校”为宗旨，由李登辉和当时的学生会主席共同签名发布。“师生合作”办学思想的落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