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我永远忘不了你【永远的"老师"】

　　儿子中学就读于有“江南名校”之称的苏州中学，作为一家之“长”，我没少出席校方组织的家长会。家长会上芜杂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流逝已渐渐淡出脑际，但有一个亮点却依然在记忆里闪亮：在苏州中学，无论校长、主任还是教师，学生都一概以“老师”称之而不称其官衔。当时的校长倪振明先生系“全国名校长”，在普教界颇有声望，但他那精瘦的身材、微秃的脑门、略显苍老的容颜以及常挂在脸上的平易的笑容，走在校园里你真的难以将他与看门的老大爷区别开来。记得家长会上和校园里，他的部下和学生常常以一句“倪老师”称呼他，而他也总是微笑作答或颔首致意，那神情会让你心里顿生一股暖意。 　　倪校长治下的苏州中学在普教界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另类：一是节假日从不补课(即便是高三学子依然可以充分享受双休日和每一个长假)，二是从不加班加点(老师学生始终遵守着早上8点上课下午4点放学的“八小时在校制”)，三是不增容扩班(学校一直保持在10班上下的规模，每个班基本不超过45名学生)。能坚守这“三不”政策，在当今这一“应试教育”疾风劲吹、“教育集中营”遍布华夏的语境下是要付出很大的勇气和毅力的。好在其执政期间“三年两出省状元”的高考奇迹才让他身上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有所减轻。 　　在这种近乎于“无为而治”的模式下能取得这样令专攻“应试教育”者都觉得难以望其项背的成绩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但我觉得这没有丝毫奇怪之处，应当与倪校长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平民化”作风和全新的教育理念有着密切的因果关联。在那样一个没有“官员”只有“老师”的校园里，谁都会以一种主人翁的姿态去做人、做事。而这种发自内心的原动力是任何“思想教育”、奖惩条例乃至加班加点、紧逼盯人之类的“战术”所无法比拟的。 　　儿子大学考在在高校中学风一流的中国科技大学，这也是他的幸运。而更幸运的是这所学校同样没有染上令不少有识之士痛心疾首的“高校衙门化”的痼疾。记得曾经在一篇介绍科大的文章中看到过这样一则故事：学校里的一位党委副书记、博士生导师一次到学校饭堂就餐(在科大，书记校长博导教授在饭堂和学生一起排队购饭、同桌就餐是司空见惯的事)，一名他的学生与其同桌，学生叫了他一声“书记”，他立刻拧起眉头问这位同学：“你刚才叫我什么?”学生立刻改口叫了他一声“老师”。这位副书记会心地笑了。他说：“这里是校园，不是官场。校园里最崇高的称呼是老师。”科大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几所“副部级”建制的大学，党委副书记少说也是个“厅局级”，到了地方上堪称一方大员，出有车辇，行有陪护，可在科大校园里，他就是一名普通教师，与学生一起吃饭，随意聊天，甚至为一些学术上的问题争执得面红耳赤。这就是人们心向往之的象牙塔!是学术的象牙塔，也是民主的象牙塔。从科大走出的学生，政界巨擘不多，商海大腕不多，但在国内高校同期毕业生中，科大校友当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人数却是最多。这自然得益于科大理工科为主的学科设置，但我以为更得益于科大崇尚民主、崇尚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校风的濡染。 　　1940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拟设立一个民族研究所，并欲请史语所里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美誉的李方桂先生执掌。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出面力邀，岂知李方桂坚辞不就，最后实在不耐烦了，遂对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听后立即躬身给李方桂作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这段掌故颇见当时学人的真风骨、真胆识、真性情，可见一顶乌纱在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分量之轻。反观今日的校园里、学术界，多少已有些“人心不古”的意思了――前些时候深圳那边上演的四十余名教授竞聘一个处长位子的活剧就颇让入作如斯感。这帮“争处”大军何以放着“一等”、“二等”人才不当，而要去争做“三等”人才，其动机、心理无须我再赘言。我觉得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尽量让这样的人各得其所，否则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能担当好科学研究、教书育人之任吗?如果我们的社会都以当“老师”为羞，我们的学校还会成为人类文明的传承之地，成为教师学生的精神家园吗? 　　 　　责任编辑：张即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