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死亡情结与悲剧意识_史记_人物传记的死亡叙事分析】司马迁史记人物传记

２００６年第４期（复总第６２期）

船山学刊

Ｃｈｕａｎｓｈ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ＮＯ．４，２００６ＳｕｍＮｏ．６２

司马迁的死亡情结与悲剧意识

———《史记》人物传记的死亡叙事分析

罗

摘

要：

维

死亡叙事是《史记》的人物传记中的一道独特风景。本文主要从死亡叙事

角度来进一步认识司马迁创作观中的深层悲剧意识，看司马迁如何用文字绽放出绚烂的死亡之花。

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杨武为吴仿侯，封吕胜为

一

涅阳侯。”

在秦王大殿之上荆轲与秦王惊心动魄的死亡追逐：“秦王发

读过《史记》的人大概都会产生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人物传记中人物之死的壮烈、惨酷。我们从《史记》中可以看到许多壮丽的死亡场面：屈子披发徜徉，抱石沉江；荆轲悲歌易水，一去不返；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以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可以说司马迁特有的关于死亡的历史叙事唤起了读者对死亡强烈的审美意识。

其实死亡作为人生的终点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甚少极力渲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流，儒家重生，重现世，而死只是在作为对个体道德修养进行衡量的最高标准时具有形而上的意义，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决不会在死亡本身上加以停留和迷恋。道家老庄将死则看得十分豁达，认为只要“安时而处顺”

二

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秦王环柱椹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铜柱。秦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骂曰：‘事王复击轲，轲被八创。

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于是左右既前杀轲，秦王不怡者良久。”这样的表达既不符合儒家的温柔敦厚的美学理念，与道家的清静无为更是相去甚远。那么为什么司马迁会如此关注乃至迷恋死亡呢？笔者以为，其死亡情结的根源主要还在于作者内心强烈的悲剧意识。

（老子语），即安于天理常分，顺应自然变化，就远离了死亡的可

怖，超越了死亡，故此更不会纠缠于死亡本身。因此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再来聚焦司马迁《史记》中人物传记的死亡叙事，更会体会到这一风景的独特。司马迁笔下许多历史人物的结局都是生命的毁灭，轰轰烈烈的死亡，多以血肉模糊的尸体和浓稠的鲜血谢幕。可以说死亡是司马迁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刻划的一个重要部分，对死亡的关注、欣赏以至于迷恋可举出许多惊心动魄的片段。其中最为鲜明的是《项羽本纪》中的项羽之死：“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我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封地为五：封吕马童为中水

张法在其论著《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一书中讲到：“悲剧意识是当悲剧主体（悲剧主人公）面对人类文化的种种困境时，所具有的自觉自为的主体忧患意识。它对人生的苦痛有自觉自为的体验与超越，敢于直面痛苦，乐于选择痛苦，善于超越痛苦，以获得

①

主体与精神的双重自由和快感”。正是这种悲剧意识在司马迁

创作中的渗透，使他在表现人物时浓墨重彩于他们的死去。

关于司马迁的悲剧意识学界已有共识和相关的精深研究，本文主要想从人物传记中的死亡叙事角度来进一步认识司马迁创作观中的深层悲剧意识，看司马迁如何用文字绽放出绚烂的死亡之花。

（一）在死亡叙事中司马迁着力刻划的历史人物们充满着悲剧英雄的色彩。他们轻生、蔑死，对心中理想的执着超越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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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恐惧。

据上文所析，司马迁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史学家，这必然影响到《史记》的历史叙事。所谓悲剧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的反映，是对现实悲剧性的一种正确的认识和文化把握，它既有反映现实的一面，又有主动认识现实、结构现实的一面②。因之，司马迁在死亡叙事中着力刻划历史人物时令他们具有悲剧英雄的色彩也是他个人悲剧意识的一种艺术化表达。以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而言，悲剧的效果是通过恐惧和怜悯之情的激发而达到一种情感的净化③。显然英雄之死是这种悲剧性的高潮体现，以项羽之死的叙事为例，项羽的悲壮自刎和尸体被分而为五又共会其体的血腥场面描写就能强烈激发出读者的恐惧和怜悯感情，让人感到成王败寇、历史无情的悲凉感受。

尤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在死亡叙事中表现的悲剧人物不仅有屈原、项羽这样出身贵族，以美政、成王为理想而不得的人物，他还塑造了不少地位卑贱的下层悲剧人物。他们出身微贱，地位低下，多是游侠、市井屠夫、刺客、门客等，素为统治阶级所鄙视。司马迁却关注他们的悲惨境遇，以史家的眼光，肯定了他们作为人的个体自我价值，因为在司马迁的悲剧意识里敢于以生命为代价去实现心中理想的都是英雄（尽管这个理想不是象希腊古典悲剧那样渴望揭开命运的面纱，而是儒家文化赋予的理想）。而这些历史人物选择死亡的原因都是自我实现而不得或自我实现必须以个人生命毁灭为代价。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自我实现不是纯粹的从主体意志和个人情感出发，而是与文化实现、政治实现合一的，体现的是历史人物们为集体的主体性。与西方悲剧强调人物性格的伟大相比，这种中国特色的集体主体性体现为符合礼的本位追求。无论是屈原的美政理想，还是刺客们的义行，都可以在儒家的教条中找到理论依据。“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如项羽、田横之死。“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赵氏孤儿的程婴和公孙杵臼，便是这一类型。“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如荆轲、高渐离、聂政、程婴、公孙杵臼、郭解、李同等下层悲剧人物，为了某种理想和信念（如士为知己者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这些悲剧英雄之所以轻生、蔑死，是因为对理想的执着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生还是死并不是一个困扰他们的问题，是否达成了自我实现，是否符合以礼为本位的集体主体性才是他们所最关心的问题。如果死有益于这种追求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弃生，且看《刺客列传》中惊心动魄的刺客之死：豫让为战国时期晋国王侯智伯的臣子，智伯伐赵襄子未果反被赵所灭，且赵襄子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决心要为智伯报仇，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他第一次刺杀未遂后，“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

状不可知，行乞于市”，第二次行刺时因赵襄子天下称贤，陷入两难决择的豫让请求赵襄子：“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赵为他的大义所感动，“乃使使持衣与豫让”，于是“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报智伯矣！’未遂伏剑自杀。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即便不能完成使命，也要以死来成全大义。后面这一具有戏剧性的行为，恰好可证明行为的结果成败与否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的行为选择方式，即要在死亡中体现出其生命尊严与价值理念。刺客中的聂政也是这种集体主体性行为选择方式的典型代表人物。开始严仲子厚遇他请他做刺客他拒绝了，但这拒绝不是因为贪生而是因为有高堂在上，他必须活着颐养母亲，这是尊崇礼教中孝的道义。母亲过世了他可以为知遇之恩而献身了，于是他就从容找上门去杀了恩人的仇人再自刭而死。

司马迁穷其笔力来表现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以及悲壮的死亡本身，并赋予了死亡强烈的文化意识，在死亡叙事中对儒家文化中的“勇”和“义”有独到的理解。司马迁所欣赏的是一种大勇和大义，这种大勇和大义是寓于人物的灵魂之中的，而不仅是理智上的认同，所以他们面对死亡如此沉静，毫无杂念，也因此市井小民和贵族虽然有身份上的差别，但司马迁的死亡叙事中他们是同样的悲壮凄烈，让人感佩。相较于以后文人那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事功之心，司马迁笔下人物的死亡具有源于灵魂深处的悲剧美，而不仅仅是道德范畴的崇高之美。

（二）从容赴死，是死亡叙事中的历史主人公们生命意志的体现。是作者司马迁在现实中实现自由意志而不能的悲剧精神表达。

司马迁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写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在司马迁看来，真正深刻体察死亡的人，必定是位勇者，这并不能表明死有多么困难，难的是如何面对死亡。死亡在这些历史人物那里是一种主动的自我选择，既然我不能有尊严的活着，至少可以选择有尊严的死去。从容赴死胜于苟且偷生，这是人的自由意志和内在激情的体现，是人的悲剧精神的体现。所谓悲剧精神，就是悲剧主体（人）与否定生命的一切因素顽强对抗、坚定地创造和捍卫生命尊严与意义的一种态度，一种愿望，一种艰苦卓绝的努力，一种百折不挠的内在意志激情的体现④。象屈原，项羽，李广都是如此。屈原在赴死之前与江畔的渔父有精彩的对话。当渔父劝他“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他的回答是：“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改变现实的愿望和努力虽然失败，但个人意志和激情却可以用死亡来表达。以田横为例，高祖召田横入长安，田横行到半路之中对使者说：“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而背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其主，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我，我独不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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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见我者，不过欲一见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阳，今斩吾头，驰三十里间，形容尚未能败，犹可观也。”遂自刭，令客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高帝。而跟随他的五百壮士从岛上回到大陆，闻说田横之死，也都自杀了。《史记・列传第三十四》田横及五百壮士之死体现了面对无上王权而自有的人格尊严，视死如归，一往无前的英雄气魄。

田横可以让使者拿自己的头颅向高祖交差却不愿因自己的耻辱和羞愧当面受到胜利者的羞辱，屈原不愿在黑暗的政治环境中污毁自己的清白而宁葬身鱼腹，这都是是对自我人格的坚决捍卫。同样，项羽的死客观原因虽然是因为他的功业未成，但主观上却更源于他的骄傲，宁死也不愿成为胜利者的阶下囚，宁死也不愿再回到江东苟安一隅。这骄傲就是他的生命意志的绽放，是个人主体性的体现。他们和那些逞匹夫之勇的人是如此不同，从容赴死的平静体现出精神上睥睨世俗的高贵。从死亡叙事中我们可以感到司马迁的艺术力量能够将强烈的悲剧精神气质灌注到笔下那些独特而真实的性格和情境中，使他们超越了那些具体的史实而达到一种形而上的境界。我甚至强烈感到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文化中武士道精神的某些特质在这里都能找到一些影子。虽然这并不是本文所要研讨的，但武士道精神抛弃了儒家学说的“仁”，而强调勇、义、报恩、忠、孝、名誉等，且认为死是摆脱耻辱，保存清白的解脱方式，这些确实也是司马迁笔下历史人物的价值理念。

（三）对赴死的欣赏，肯定和赞叹，源于个体内心强烈的悲剧意识。同时作者自己求死而不能，故赋予喜爱的历史人物灿烂闪光、痛快淋漓的死亡过程，以消解内心强烈的悲剧意识。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这一段自古以来为人所称道，其悲壮慷慨可谓余音绕梁，千古传颂。文字之间充满了对赴死行为的肯定、欣赏和礼敬。司马迁所认同的显然不是荆轲刺秦的行为，而是他的行为选择，即从容就义的集体主体性。聂政为报韩哀侯的卿相严仲子的知遇之恩，在其母终天年之后，欲为严仲子杀韩相侠累，于是有了这样惊心动魄的一幕：“杖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个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已死。”

高的礼敬给了这些骄傲的悲剧英雄，让他们从心所欲地生死，但我们知道现实中的他却要隐忍苟活完成伟大的事业，内心世界的悲哀是何其浓烈。因此，作者对死亡的迷恋几形成一种情痛快淋漓的死亡结，恰恰是在赋予喜爱的历史人物灿烂闪光、

过程，借人物之死以消解自己强烈的悲剧意识，所谓身虽不能，心向往之。

死亡是每个人逃不脱的人生宿命，人人恐惧之、害怕之。然而李陵之祸令司马迁身受宫刑，这种对人尊严的剥夺带来的痛苦远胜于对死亡的恐惧。司马迁在生死选择的面前没有引颈就戮选择痛快一死，而是屈辱羞愤地活下来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以文本和叙事即“立言”的方式来对自己生命的尊严做出肯定，来消解自己巨大的文化性悲剧意识。“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报任安书》）。关于司马迁的悲剧意识导致的死亡情结，复旦

大学骆玉明教授从其心理和情感层面做了精彩的分析：“然而苟活的耻辱一刻也没有被忘记，由自己决定的死亡作为人拥有自由的最后一次证明，常在司马迁的怀念中……他的笔墨中倾注着慷慨的激情，至今尚能震撼人心。因为这不仅仅是他和历史人物的对话，写作本身也成了司马迁自己对死亡的心理体验”。个体的生命只是宇宙间的微尘，而历史的叙事却让有形的文字和高贵的精神可以与帝王的暴虐抗衡，这使《史记》闪耀着永恒的人格精神光辉，一如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司马迁）发愤著书，意旨自激……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

从司马迁人物传记中的死亡叙事中我们看到作者强烈的悲剧意识，而也正因为此，《史记》给予中华民族的不仅是对一个时代的见证和思考，更有感染一代代炎黄子孙的情感力量。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言：“司马迁的《史记》是有生命的历史，它浸透着作者的滔滔情思和进取的人生观，其人生的忧患意识与悲凉感

⑤

也因此而生出文学的抒情性”。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注释：

①②④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③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８７

页。

（《史记・列传第二十六刺客》）而他自毁面容身体的目的却是

为了不牵累自己的姐姐。他的姐姐也是烈性女子，“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妾其奈何畏诛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司马迁把最

⑤曹晋：《〈史记〉百年文学研究述评》，《文学评论》２０００年

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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